闲谈书事 作者:李波-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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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它们是这个村子无心的诗。
晚上，虫子声湿湿的，多的，乱的，在墙角，树底下，屋子后面。热，大路边坐满了纳凉的人。妈妈告诉我：今天二堂哥在漯河收了张百元假钞，他找给人家95块钱。（也就是说，他白白种了400斤瓜。卖瓜给那些城里人，还要帮他们把瓜背到楼上去。）于是他今天一天没吃饭，只是闷着喝了两瓶啤酒。
二堂哥家的灯仍旧开着，我走进去。小手扶上放了十多麻袋的西瓜，黑黑的堂哥仍旧那么瘦，光着窄窄的膀子在灯影下笑。他们又准备明天早上三点钟去卖瓜了，到城里。
半夜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风大雨大，雷大闪大，整个酷热的乡村一下子清凉起来。我想：那些生命，树，庄稼，猪，鸡，牛，人，大人，孩子，都该轻松一下了吧。
蔓草，于河南临颍小城，草就。
还不曾远去的日子
还是要从自己开始说，这是令人无奈的狭隘和自私，但大概也是属人的真相罢！
宿舍通网络不到两年，然后我才开始比较频繁地上网。这也就是我在“天涯”注册、最初常到“书话”的日子。来来去去的论坛只有那么几个，不超过三四个，没有变的是“天涯”。“书话”是自己碰进来的，来了就没有走过。其实，我如果关心周围的世界，本该也去“关天”或者“杂谈”看看的。定居在“书话”，书里的人和事，看书的人和心情，都是属于过去的，个人的，仿佛这样才能去亲近。对现实世界却游离。多年的教育竟没有改变这种本性。
那段老在“书话”的日子，通常是夜里比较晚的时候去。我习惯晚一点，室友却睡得比较早，为此不能长久地停留，但有时依然不知觉地待到了午夜。我尽量不发出声响，不打字，只是拖鼠标浏览。后来，室友的提醒才让我明白电脑本身的噪音就足以让人辗转反侧。如今想起来，对她们真是愧疚。不少夜晚就是合着这样的背景在“书话”度过。
那样的夜里，独自不睡，寂寞是有的，好在还有很多不睡的人写的文字。那应该是一些和我接近的人，不太关心或者至少是在那样的夜里不再关心周围的世界和远方的世界发生着什么，也没有让自己的文字留存久远、让自己在文字上成就的期待。但他们的文字却不因此减少美丽。只是天性不太擅长应答，看到喜欢的文字，不晓得怎么回帖，便回了也是质木无文。对自己的帖子也如此：贴上一篇，过几天再回去看，意外地，竟然有不少回帖。但时间已经过去，哪怕回帖的日期仅仅是前一天，我亦不知道怎么回报那些好意，常常是默默地看完，又默默地让它落回去。在那样落寞的夜里，曾为此感到怎样的温暖，我若不说，善良的人们必定也不知晓。
关掉电脑的夜里，也有过久久在阳台上徘徊彷徨，点燃一支香烟，燃完，再续一支。开始我让它慢慢地燃，后来就越来越快，不再如先前那样能为我控制，那些氤氲轻缓的小小烟火变成了急促的薪与烬。没有我所希望的节制，但若我的室友不走出来，抢过烟去，和我一起吸，我的眼里也不会充满泪水。
“书话”、有月亮与香烟的阳台是那些夜晚属于我的两个角落，第三个角落是夜里拉上帘子的床。它原本狭窄，又被我的书占去一边，还有些零落无处安置的杂物，仿佛再也没有我随意反侧的余地，但它总还有空间容得下我的一小瓶酒，二锅头或是白兰地。有时候想，如果不是住集体宿舍，可能现在我的生活习惯要坏得多，经常的熬夜，会让我的头疼在更早的时候就厉害得多。至于烟和酒，我相信它们会过去，但依然不能保证在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如此。
然后是出行。五月的时候，绕道唐山和好友去昌黎看海，再去秦皇岛。五月的海边，风是那样大，寒绿中带灰的海水，乘船的时候，叫我疑心会翻到海里去。南戴河边的路竟是粉碎的贝壳铺成，腥味刺鼻。两个从少女时代的好友，并排坐在沙滩上，默默看海，或是用沙子铸成没有天顶的空落落的城堡，同样空落落的海滩上不会有人来推倒它，只除了我们走时留在身后、不曾叮嘱过的海水。
九月的时候，再次远行，一个人去江南。先到南京。青天一定要我去见一个人：杜若。恰好遇到出差的江东，又叫上寂寥生、响马、白石郎和千秋大梦，在南大附近喝酒、聊天。初次见网友，竟然这样声势浩大，实在是青天和杜若的号召力，而我当时还不熟悉他们，连同后来在杭州见的zhoura，上海的青杏和云也退，大多是回来以后再去翻帖看，这样因人而文地熟悉起来的，却至今亲切。就是去年（2002）的事。
这样的经历，却可见出便是对我喜爱的“书话”，也竟然是边缘和游离的。若非青天的古道热肠，大概我那一路都会是孑然一身。最早在“天涯”认识的青天，只怕当时还不太清楚这个，后来却实在对我气恼：几次“书话”起争执，我都竟然懵然不知，偶尔见到气氛不对，碰到青天问起来，开始他还给我解释，后来便责备我，你怎么就像神仙！心下歉然，就保证说回头就去仔细看个究竟。但到底也没有去弄明白——对于古战场或是刚刚熄灭烽烟的战场，除了凭吊和研究外，难以去寻找是非的根源，归根结底，大概是我不分是非，又有在哪里都是边缘和游离的个性。虽然抱歉，对青天却终究是无法交代的了。
曾经听说，有人调查过网络对人的改变，仿佛有个和网络行业有关的名人说，这个比例至多是百分之五。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自己对此是信还是不信，只是仍然觉得因人而异：有人改变很多，但变的也是生活，网络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改变多不是性格本身；也有人没有为此产生太大的变化，时间驰往，越来越澄清的面目就是从前熟悉的自己。我不属前者，也不属后者，网络展示给我别人的生活与思考，多半我是感佩的，减少了我的孤独，但网下的时候和淡出网络的日子，跟从前一样是深居简出甚至沉寂枯槁的生活。
关于长江的记忆
那个时候的父亲，还是很年轻的样子，穿着边疆带回来的驼皮大衣，操着一口带有浓重湖南腔的普通话，向周围人打听车站和旅社。人家听不懂，父亲不但有失一家之主的脸面，而且还获得了我们的嘲笑，恼火得眉头紧皱了起来。哥哥个头长得慢，成绩差，一天到晚调皮捣蛋，我母亲每天忙着到处给人赔不是。我心里，很有些不喜欢他，童年时的自我中心，也是伤害人的，而我并不自觉。我们全家，那个年头居然抛弃了红红的炭火和热热闹闹的春节晚会，在大年三十，从湘西跑到完全陌生的宜昌去过年，想来我那做决定的父亲，身上是有着一些和别人不同的想法的。
那是1983年的冬天，我在宜昌的长江边上，捡到一颗鸽子蛋一样的白石头，洁净，浑圆。我用玻璃杯装了一瓶长江的水，把它养在水里，带了回去。那时节我还小，穿着一件深蓝色长棉衣，笑起来很天真的样子。从宜昌到枝城，是我第一次坐大轮船，是夜里，我跑到甲板上，风很大，然而有一个人在甲板上吹口琴，有些悲伤的曲调。黑暗里的江水，像是呼呼掠过的冬风，迅疾、厚重，而偶尔的灯火，隔岸，细细，柔弱得就像那个人吹奏的琴声，顷刻要熄灭了似的。
那颗莹洁的白石，用玻璃瓶盛着，在我儿时的小书架上已经放了18年。若是一个小人儿，也该是高大结实了吧。然而它还是原来的模样儿，安静地沉落在水底。生命有没有在它身上存在过？我难以知晓，它那心底包涵的一重又一重的浪、砂和风霜，在我童年将尽的那一刻，就彻底沉默了，不再言说。那个穿齐膝蓝棉衣的小女孩子，早已不在了，她永远站在江边，欣喜地拿着白石，想看透它背后的阳光。
红灯笼
那是个在缓缓降临的夜幕中挂满红灯笼的城市。
我记不得有多少次从汉口港踏上客轮了，最多是在黄昏，天边还是浩荡的霞光，一寸一寸正在暗淡。而我已在江汉路下午的阳光中恢复了生动的表情，背着重重的行李随着人流登船。离岸之时，黯淡的夜色中忽然亮起无数红灯笼，长江大桥、沿江的堤坝和那纵横交错的马路，顷刻被艳丽的柔情点燃，也点燃我那离开它之前一种缠绵莫名的眷恋。我怀有的这种复杂情绪，与这个城市独有的烟火气息以及我与它独有的血缘息息相关。
在武汉转船的等候时间一般是一个下午。这些下午，我在江汉路度过。那些沉默高大的殖民建筑，喧闹繁杂的人语，透明晶亮的玻璃窗。我去削价的服装店看手忙脚乱试装的女人们，去四季美吃不过如此的汤包，去天桥底下喝啤酒烤羊肉串，最后拿着本报摊上买的小说，坐在麦当劳里喝红茶，一杯一杯地续水，一趟一趟地上洗手间。一下午，就很从容地过去了。
武汉，有我的舅舅。很瘦很老白发苍苍，患肠胃病的舅舅。舅舅是个物理学教授，却迷恋哲学和足球，躺在躺椅上给我讲罗素、讲时光之箭。我陪他去俞家山上散步，听他讲家族里的故事，战火、饥寒、变故、死亡、背弃，平淡得如同草生草长，四季轮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才去他家里。其他的时候，我宁愿在江汉路的喧嚣里，默默地想起他。武汉，有小童，读书时为爱情而等待、哭泣、绝望的男孩子，如今竟然当了系主任，我便也是默默地想起他，因为不可思议而微笑。还有陈鼹鼠，温情地想起这些人，想像他们生活的样子，温情地离开。
武汉大学。那依山而建的学生宿舍，曾经让我如此惊异。一般山边的建筑，大多凭山而建，而这些构造，居然把那飞奔直下的山脊化做了层层跌落的屋梁。不知道它与莱特设计的流水别墅孰前孰后，但那理念上的相似，却异常惊人。人，作为居住者，被怀抱着。那样的怀抱，是一种自然的伦理，怀抱者那样天然、完整和慈悲。那是真正的依恋，里面有宁静、幸福和年深月久的哀伤。樱园、桂园、梅园，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深深浅浅的花影，飘动着浓浓淡淡的芬芳。有一回我下了码头，要等车继续赶路，下午将尽时正好下大雪。我在公交车上丢了手套，手指冻得伸不开。在武汉大学空荡荡的校园里，我飞跑起来，雪落了我一头一肩，却依旧密密麻麻向我涌了过来。我在学生宿舍的平台上，手指不知是灼热还是冰凉，剧烈地疼痛着，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心和圆圈，快乐又荒凉。
红灯笼燃烧起来，一盏一盏，最温暖的时刻，正值我离开。在江汉路的尽头，我遇见一个卖莲蓬的太婆，我没有买她的莲蓬，却互相微笑起来，她甚至转头，看着我离去。
时间
从汽笛鸣响客轮离岸的那一刻起，时间忽然显现。而平日，它是潜藏在琐碎和繁杂之中的，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此时，以它的柔韧与绵延，将缩瑟弯曲的我，忽然伸展开来。眼睛，曾经每天只盯着脚下的路，此时，开始有了远眺和瞭望的姿势。时间是一切实体存在的构架，可是我的肉身，一直匆匆走在钟表的齿轮上，这个伟大的计时工具，就像一座精确的房屋，什么时候我已成为了它的依附。现在，我来到了苍茫的水流之上了，我直接面对时光，面对它那宏大、绵延的存在，并以沉静灿烂的眼神，与它息息应和。
在水上，和在陆地上，经验完全不同。我们的诞生，原本是将一个不断生发的动荡，植根于土地的坚实。安全感便是由我们生活中那些恒定的事物来造就的，小生命的柔弱和依赖，恰恰能使得一切异在，在以他为中心的范围里，逐渐成为家园。一个伸手可及的奶嘴，一张轻柔摇晃的小床，妈妈一缕甜美的笑意，在重复和熟悉里，构建着心灵的庙宇。土地、家园、回归，我们的坐标曾经如此坚实和安稳。而来到水上，水在走，船也在走，有时是逆着，有时是顺着，陆地就好像只是水流的小小一域，在不定地漂移，在无力无奈地抗拒和挣扎，在随波而逝。陆地的失重，把人从一个充实而稳固的空间，陡然抛掷进虚幻而绵延的时间。
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抛掷在长江上，与许许多多的同类一起。我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念头，坚守着陆地生活的秩序和惯习，起居、理发、跳舞、游戏和阅览，仿佛生活在一幢漂浮的大楼里。我们喜欢在这样的秩序里来平息等待的焦虑、漂浮的惶恐。这是一种奇怪的同居，言而不语，视而不见，默守规则，而且心安理得。
客轮是我见过的等级化最细致的交通工具。不仅按票价分为五等，而且还有散席。一等舱一般用于接待，不卖票；二等舱的被子是雪白的，三等舱的被子是米白的，四等是灰白的，五等是灰黑的，散席连座位都没有，更谈不上被子了。至于气味，更是有各种差异，恕不赘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包容性也最大。不过那是早些年的事情了。现在的精英阶层，除了看风光的，恐怕很少有人来长江上磨时间。客轮更多成了劳工阶层和学生们的集合地，这两个群体，都是金钱的匮乏者和时间的充裕者的合一。然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具有不同的含义。你看看他们的身姿，学生们的时间都在他们手里，而劳工们的时间则把他们捏在手里。他们集合在客轮最底层的散席。卷着铺盖，摊着席子，在昏暗的灯光里早早歇下了，头边就是酒瓶和痰迹，脚后就是蛇皮口袋和孩子的哭声。他们买码头上最便宜的盒饭，遥遥用竹篙挑送了过来的，上船下船，都一窝蜂朝前涌，互相挤得东倒西歪。
其实，是一样的。对于江水来说，人不过是它要顺便携带的一些东西罢了。它一起带走，同一个时间，送到同一个地点。
塔影
有一次，客轮非常意外地把我抛弃在安庆。那阵子船务萧条，一共就十来个旅客，终点为南京的客轮到了安庆，死活不走了，我们这十几个倒霉蛋，被齐齐赶下船，另换一班。我们必须在安庆等八个小时。我们就像被强抢的良家妇女，由拼死不从发誓告官，到半推半就做了姨太太，最后怡然自得地把自己当了主子，居然人人都购旅游图一册，各自乐陶陶地做游客去了。
这个古老城市的江边，有一座著名的塔。我无数次从它身边经过，却从未想到会登上去，因为这个城市的陆地和我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然而踏上它的那一刻，我竟然恍若踏上了我多年未归的家乡的小城。是什么使它们如此相似？是什么使那小店的油烟、水边的尘土、街道边的杂货摊和那一日都在空气里浮动的嘈杂人语成为我心里最温情的底色？而我此刻就是一个不经意的主题，忽然在小城呈现。
这座塔，该是安庆的眼睛了。简洁的砖木结构，素净的灰色，没有一丝夸张和矫饰，没有一毫雕琢和倨傲。这样一种寻常和朴实，是大美。然而还是沧桑呵，它宁静如斯，江水连它的影子都带不走，在它视线里铺设成与天相接的汪洋，缓缓荡漾着。我忽然惶恐，其实它脆弱，甚至经不起一炮一弹，这世间的坚韧与强大，或许真是幻觉。传说和神话，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其实最不堪一击。那迎江寺的香火，随风飘送的唱经的声音，除了它自身，又何以为凭？
我去看了场电影。在一条非常繁华的街道，好像离码头不太远。我的记忆力一直不太好，一直难以记住任何符号性的东西。从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