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书事 作者:李波-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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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李寻欢矫情虚弱的叹息遍布整个荧屏。我此时惟一能做的，便是捧起那部早成绝响的《风云第一刀》，更矫情地低声叹息：“游侠不再。”
游侠不再。其实游侠也许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只是因了在中国的艰难时世中跋涉的人们对可望不可即的自由的巨大渴求，才有了武侠小说，才有了武侠小说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游侠们，而他们也只能在武侠小说所专门构建起来的虚拟世界中生存，这个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是如此的诱人，血腥然而公正，残酷然而简单，有惊人庞大的空闲用来喝酒打架谈恋爱交朋友找宝藏抢秘籍争夺武林盟主以打发时间。在世俗规则的无常与复杂前望而却步的人们，就这样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遥远的江湖。
中国的江湖一直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在李劼的《论晚近历史》中，这是一个与庭院处于对立状态的方位名词。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两者力量相差之悬殊令人瞠目结舌。庭院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包的；江湖只能在庭院的偶尔疏忽间，出来顽皮地探头探脑。来年两者一旦正面交锋，江湖必然一败涂地；即使江湖拥有足够大的能力可以摧毁整个系统的庭院，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庭院为基本构成的社会，人们决然无法长久地面对废墟，重建庭院以维护平衡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江湖头上。于是江湖不可避免地失却本意，沦落为新的庭院。
面对江湖，庭院所取的乃是守势，永不言胜，也永难言胜。由是李寻欢背离了他停留在庭院中的情人，选择了江湖中的伴侣；也由是来自山林的阿飞最终走向大海；由是庭院内的林诗音最终逃离庭院，也由是，游侠永远固执地背向庭院，在江湖的风波中啸傲山林，在流浪的生命旅程里寻求着绝对的孤独。
孤独是游侠最基本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是游侠之所以为游侠所必经的考验。游侠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拒绝任何自我宣传，以一种绝对孤独体现侠义的高贵，所以楚留香一次次地离开他深爱以及深爱他的女子，萧峰也接连失去父母师长爱人，走进无边的孤独。孤独状态终结之日，就是游侠故事结束之时：李寻欢结束在江湖中无休止的流浪，与孙小红成婚退守庭院后，小李飞刀的神话便难以为继；杨过与小龙女历经波折重归古墓时，这场传奇的帷幕也必将拉下。
这样的孤独在常人是难以理解的。根据庭院中人的行为价值取向判断，游侠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太过稚拙冷漠。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因为他们一直追求着虚幻的美好。李寻欢之于林诗音刻骨铭心的相思，本就是凄绝美绝的爱情，他却在得到的同时，盼望美好却不真实的长相厮守。殊不知真正的游侠必须为永恒孤独付出终生流浪的代价，世界对于游侠的美好就在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游侠在潜意识里，也竭力抗拒着世俗的大力诱惑，这就涉及到游侠独特的生存法则——放弃。
李寻欢的一生都在放弃，他放弃了他曾拥有的庭院，也放弃了庭院中最后的爱人。古龙在下意识里把一个女子与整个世界对立起来，替李寻欢作出不能为一个女子放弃整个世界的决定。然而失去这个女子，李寻欢一度失去整个世界。一个是困于庭院的女子，一个是源自江湖的游侠；如果说两个人的结合一直或一度是李寻欢今生最大的梦想的话，林诗音注定会成为一块永恒的望夫石与李寻欢遥遥相望。游侠若梦，梦的实现也就意味着游侠的终结。
所以游侠的拒绝成为必然，面对来自庭院的巨大诱惑，李寻欢惟有放弃，只能拒绝。面对爱情他拒绝婚姻，面对友谊他拒绝诺言。以至于到了最后，面对背叛他拒绝谴责，面对凶残与暴力他的双眼拒绝睁开。
放弃与拒绝会带来高情忘情的不着意，也会带来羚羊挂角的不萦于心。它会带来落拓不羁的潇洒，也会带来空虚无情的冷漠。然而，游侠们依旧留给世界一个倔强的背影，在流浪的道路上体验着绝对孤独所成就的审美性的传奇。他们所坚守的原则也只有在其坚守的前提下才具有了真理性的意味。
这个周郎不正常
——《三国演义》周瑜形象新说
淮茗发帖时间：2002121219∶38∶00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不愧是文坛高手，寥寥数语，就写尽了一位历史人物生命中最为绚烂夺目的光彩，这正是一代文豪苏轼心目中的周瑜形象。显然他的这种印象来自陈寿的《三国志》，还有那些为该书增色许多的裴松之注，在这部后世屡获好评的史学著作中，周瑜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据史书记载，周瑜不仅容貌出众，多才多艺，风流儒雅，而且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史家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就在苏轼流连长江之畔，感慨万千地写下那首千古传诵的佳作的同时，在都城杭州乃至广大的乡村，作为民间说书之一类的“说三分”也正在听众充满期盼的目光中绘声绘色地上演着。不过到了书会才人的笔下和说书艺人的口中，曾经风流倜傥的周郎已经被做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易容手术”，这有稍后刊印的《三国志平话》为证，在这部充满民间气息的讲史小说中，周郎被塑造成一位整天泡妞玩乐、将军国大事放在脑后的浪荡公子哥。稍后上演的杂剧《隔江斗智》依然保持了周瑜的这一负面形象。不过，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周瑜形象并不是来自这些评话、杂剧，而是来自那部在此基础上创作成书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如今已和《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一起成为代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最高成就的经典之作，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皆十分鲜明，往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比如刘备的忠厚、曹操的奸诈、关羽的义勇等，尽管不少研究者对这种较为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颇有微言。不过，这一艺术规律对周瑜却并不适用。这倒不是因为周瑜其人较之其他人物有什么不同，也不是因为作品中这个形象写得太好、太复杂，无法用一个词语来进行概括，而是因为这个形象实在是太奇特了，用“不正常”一词来描述《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也许不够准确，不够文雅，但还算比较接近实际。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无不感觉到，这位周郎的表现实在是太失常了。无论是用史书中的青年英雄形象还是话本、杂剧中的丑角形象，都只能概括这个人物形象性格中的一面，因为小说作者将他写成了一个双面人，既是英雄，又是小丑，如同《镜花缘》中两面国里的居民。在书中，这位周郎一会儿风流倜傥，从容不迫，善待老将程普，妥善地处理将帅间的矛盾，被吴主委以军国重任，一会儿又脾气暴躁，目光短浅，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他一会儿临阵不乱，指挥若定，智斗蒋干，巧设苦肉计，令部下佩服不已，一会儿又出尽馊主意，玩出“失了夫人又折兵”之类的小把戏，被诸葛亮一一识破，玩于股掌间；他一会儿举荐贤才，临死前以鲁肃替代自己，胸襟宽广，一会儿心胸又变得极其狭窄，一心和诸葛亮过不去，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在曹操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竟置东吴安危于不顾，想以投降曹操的方式除掉诸葛亮，幸亏鲁肃的及时劝阻而未能付诸行动。在小说中，周瑜不同场合间的表现完全是判若两人，从性格秉性到军事才能，从道德操守到智力水平，转眼间就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如此反差极大的言行举止发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仅仅用性格复杂、双重人格之类的词语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一现象的。
不过，仔细阅读小说当可发现，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谓间歇性的发作。在处理东吴内部事物或与曹操一方作战时，周瑜往往是精神焕发，神勇无比，游刃有余，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但是，一旦与刘备一方交锋斗智特别是面对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时，周瑜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风采顿失，一下变得愚蠢无比，屡受挫折，成为一位结局可悲的弱智者。宽容与狭隘、睿智与愚蠢、从容与暴躁、远谋与近视，就这样奇怪地缠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极其少见的，即使是有，也应归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如此一位精神极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为东吴的得力干将，屡屡得到孙策、孙权的信任和重用，被委以军国重任，看完小说，不能不产生这一疑问。要知道，东吴就是依靠这样的人物立国存身，成为鼎立局面中的一方，并维持了比西蜀更长的时间。显然，在小说中，这位周郎出了问题。
自然，问题不在周瑜本人，而是出在小说作者身上。究其根源，乃是作者对周瑜的定位有些问题。尽管周瑜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是东吴事业的重要支柱，但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不得不为小说中另一位更为重要的核心人物——诸葛亮作陪衬服务。在小说中，周瑜主要是作为诸葛亮的陪衬而出现的，他如同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那位整天作张口结舌状的华生，以自己的无能和愚蠢来衬托诸葛亮的高明。有了周瑜的衬托，诸葛亮的形象倒是写得十分光彩，又是舌战群儒，将东吴群臣一概骂倒；又是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活生生将周瑜赤壁之战的盖天功勋全部抢走不说，还屡出毒招，最终将周瑜三气而死。按说次重要人物为最重要人物作陪衬倒无不可，只是作者这样淋漓尽致、毫无顾忌地写来，诸葛亮倒是写好了，但周瑜却被写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了。显然，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周瑜为代价取得的。运用陪衬手法时是否一定要将陪衬者牺牲掉，这是值得怀疑的，能否在写好被陪衬对象的同时也兼顾陪衬者的形象，达到双赢的艺术效果，对小说作者这样优秀的写作高手来讲，并不算是特别苛刻的要求，因为在《三国演义》中，为诸葛亮作陪衬者除了周瑜之外，还有那位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而后者在作品中的表现显然比周瑜要正常得多。
小说创作不同于编撰史书，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史实来写，作者完全有虚构想像的权力，他有写出人物负面性格的权力，也有将历史人物彻底“易容”的权力，即使是将周瑜写成丑角也无所谓，但是对其言行举止、思想性格各个方面的描写要和谐统一，不能相互背离，发生抵牾，但小说中周瑜形象的描写恰恰正是犯了这个毛病。如果仅从书中和诸葛亮斗智的这类事迹来看，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周瑜倒也写得颇为传神，但是一旦放在整部作品中来看，问题可就大了。因为在小说中，周瑜并不总是和诸葛亮同时出场的，在没有为诸葛亮作陪衬服务的时间里，他的形象一下又变得如此高大。如果将诸葛亮缺席时的事迹归纳到一起来看，周瑜又成了一位胸怀远大、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人格再分裂，精神再有问题，也不至于反差如此巨大，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何以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英雄人物竟沦为昭显他人辉煌的次要角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细究起来，周瑜陪衬角色的定位与东吴一方在《三国演义》中的整体地位有关。在这部小说中，拥刘反曹既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也是全书的结构主线，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方式的采用与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而使东吴一方陷入一种较为尴尬的状态，它既不是作者正面表现、极力歌颂的汉家后裔，也不是作品反面表现、无情鞭挞的篡权贼子，可以说处于善恶、正邪、美丑两极的中间，游移不定。结果，东吴在作品里失去了三国鼎立局面中的支柱地位，没有像魏、蜀那样成为全书描写的重点，反而成为为双方添色的陪衬，其自身色彩的亮丽与灰暗，黑与白，完全取决于陪衬对象的性质。遇到形象高大的刘备一方，东吴只能成为委琐卑劣的反方，即使是占上风的时候也是如此；而遇到严加针砭的曹操一方，反倒能显出几分亮色来。于是全书中，东吴一方的主要人物如周瑜、鲁肃等仿佛夜晚从一家酒吧、夜总会到另一家酒吧、夜总会不断赶场子的流浪艺人，卖力地奔波于刘曹两方之间作陪衬。结果，刘曹两方主要人物的形象倒是写好了，但东吴一方的人物却一个个因此而得了精神分裂症，行为有悖常理，无一不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双重或多重人格。东吴帝王一级的人物如孙坚、孙权等尚且如此，经常被写得不堪，作为臣下的周瑜、鲁肃等人物也只能跟着不正常了，他们虽然在东吴都是支撑大局的关键人物，但在全书中只能去当陪衬角色，不能得到正面的充分展现，成为这场文学冤案中的受害者。
继续深究下去，这一奇特现象的产生无疑也与《三国演义》的成书方式有关。应该说，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曾存在着两个面目迥异的周瑜形象，两者有着民间和史家、真实和虚构、英雄和丑角的区别，形象的正反之中蕴涵着思想理念和审美情趣的差异，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不加选择地都写进一部书中，肯定会出问题，两个人物会在书中打起架来。显然，作者难以割舍，想兼收并蓄，既从史书中取材，又要利用民间传说，但他没有很好地将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加以贴切地弥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加之小说中周瑜又要作为陪衬人物出现，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不客气地说，这也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败笔，不能因其经典地位而刻意掩饰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并非《三国演义》所独有，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小说中，看来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共性问题，其中的缘由确实值得深思。不过瑕不掩瑜，尽管《三国演义》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失误，但这并不妨碍其古代小说的经典地位。
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
醉罢君山发帖时间：2002111716∶47∶00
最近断断续续读了三本有关墨子的书，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孙中原先生的论著《墨学通论》与《墨者的智慧》。虽然这些年也看了一些古代经典，但墨子的著作，总没有深入地阅读，因为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经被儒、释、道三分天下，墨家学问，在中国2000多年的学术史上，被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埃。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在春秋战国时代，在数百年中，儒学与墨学并列为“显学”，但称雄学坛数百年后，墨学突然在文化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似乎人们记不得它曾经是那样的横扫百家，叱咤风云。也许是因为墨学在许多方面以儒学为敌，所以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令一下时，其命运便已经注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子》一书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乃是寄荫于道家，东晋葛洪先生异想天开地将墨子先生列为道家神仙之列，《墨子》一书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道家的典籍汇编于《道藏》中。这种阴差阳错却为中国保留下伟大的一支学术传统，而这种传统以及其所象征之精神，势必能注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并开拓出更伟大的传统。
墨家文化中断达2000年之久，墨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