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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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无比正确的电脑，这里边的输入法联想功能里根本没有“杀人”二字，只有“砂仁”，那是一种中药吧？
而张万新，他直接正视暴力本身，在《和泰森打架》和《别杀人》中，暴力所施的真正对象都是遥远的事物，在前者，是泰森，在后者是一个近在眼前，但人们无从理解的画家。暴力在它最黑暗的无理性中也有一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就像一个人躲在嘈杂的人群中、躲在网上破口大骂，暴力在本质上也是怯懦。
这是古怪的，当人们放纵他的暴力时，是那么勇猛又那么怯懦；而更为古怪的是，暴力既在人自身，也在人之外，也就是说，最为审时度势的暴力也很可能发生意外，会失控，会成为一场没有方向和目的的闹剧。
因为古怪，所以欢乐。闹剧不可阐释，它没有“意义”，但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基本事实。
——梁静秋的小说中，我所注意的是那种说话语调。
这件事的前提是，她的小说确实在“说话”，是口语，而且是有对象的口语，好像她正在和你聊天，向你兴致勃勃地讲述和倾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模仿着日常交际行为的语言。
梁静秋无疑是个令人愉悦的聊天者，她的表情生动，小话儿说得俏皮，还有那些精灵古怪的倒装句。但同时，她也是可疑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我指的是她的语调中那些空隙、那些在说出和收回、认真和不认真之间的犹豫。
这种语调大概并非梁静秋所独有，我还看过一篇王小菊的小说，她们的区别是，王小菊放下犹豫，直接狡黠或游戏。不管是犹豫还是狡黠、游戏，能指和所指之间总有一个冲突的区域，在这里，你得小心翼翼，谨防上当，因为每句话都可能同时存在相反的或者层叠差异的方向。
这当然不是新鲜事，人类自开口说话以后就发现说话是一个陷阱。这件事中比较新鲜、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梁静秋似乎安于这个陷阱，安于这种声音内部的冲突，她安于这种语调中的既在此又在彼，任何消除冲突、寻求最终确切的努力对她来说不是能不能做，而是不应该做。
在理智和趣味上，我都完全赞同梁静秋。我当然知道，确切的、铿锵的、不容置疑的声音令人安心，它是美的，它背靠着一个完整的主体，背靠着自圆其说的真理，而且它自身就是真理。但是，我还是认为，真实、坦诚、勇敢的做法是，在自己的声音中，在一切声音中，开辟、保留一个转身的空间，哪怕让自己痛苦、谬误，哪怕让别人糊涂。
所以，梁静秋的语调，这是一个语言问题，也是个关乎“存在”的问题。
……
读王平
蒋子丹
王平在远远超过退团年龄的岁月里，还总是被他就职单位的有关部门通知去参加五四歌咏合唱比赛，这件事在朋友中传为笑谈。王平站在那个青春洋溢的队伍里，心中肯定充满了幸福的错觉。而且一个人的心境和行为，有许多时候会被自己所属的群落鼓舞或裹挟，想必歌咏比赛的袅袅余音常在王平身边缠绕，因此我们看见的王平，也总是一个怀着不泯的童心和兴致勃勃的志趣体味生活的人。
说来奇怪，我认识王平的时候，他实在从里到外地道是一个青年，可是比起他身边躁动不安的朋友来，反倒显得有几分老成。比如说，在那个人人都争着要成为写作内容、形式、产量、声名全方位文学先锋的年代，王平总是不紧不慢甚至是有一搭无一搭写着他的小说，总是有声有色甚至是自我陶醉地过着他的小日子，尽管他当时谋饭的街办工厂是一个在外人看来早该逃逸的现场，而王平已经具备了现场逃逸的本领。那年头到底有多少人靠着手上的笔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可惜没人统计。依稀记得有不少欲与朋辈试比高的场合，王平一边对朋友们的得意自鸣报以胸无大志式的微笑，一边情不自禁地回忆昨天晚上家门口的小摊子上，八角钱一碗的红烧猪脚伴以两角钱一端子的散装白酒口味真好。试想，在当时发文学高烧放文学卫星的气氛中，王平那样一种中年人的笑容和中年人的嗜好，是不是会让发愿要把他的创作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的同学少年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呢？那是当然。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或许才发现，王平人生的效应很适合用中药治病打比方，来得温和见效慢，一旦见了效，那可是全方位调理到位，不像西医的止痛退烧针，只治标不治本。所以王平才在大伙已经对他人对自己甚至对整个文学都不抱什么幻想的时候，出版了一套豪华无比的小说集，同时按照党中央的号召，把他家的日子率先搞到了很有品味的小康水平。
王平的锦绣前程，早在1986年的全国青创会上就被福建女作家唐敏给掐算出来了。那个会开到离新年已经只剩下两天，唐敏开口就说王平你一过年就要挪地方了。只一句话已经让王平在那个下雪天里惊出一身汗，因为他赴京开会前刚办了借调手续，过了年就要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街办工厂到《芙蓉》杂志去当文学编辑了，谁都知道这样借调出去的人基本等于打狗的肉包子。果不其然，后来王平就是从那儿去了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后正式调入湖南文艺出版社。那家曾是他安身立命之所的小工厂，只有频频在他的小说里温情而悲凉地闪现了。当然唐敏还替他掐算出其他的好事，并预言他将活到八十四岁高龄。王平的好日子的确从那儿开了头，正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可笑的是，几年之后我在一个笔会上与唐敏同行，把王平的时来运转当成唐敏的优秀业绩通报给她，没想到已经皈依了基督耶稣的唐敏羞愧难当地说，那都是邪教蒙人的瞎话，当不得真。回到长沙，我把唐敏的话传达给王平，他听了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推，一本正经地说，她老人家不是要把我的好运气收回去吧，我还有几件好事没兑现呢。在座凡是知道哪几件好事的，全都笑翻了。
说到了这儿，我们大概已经得知王平善于搞笑。的确，每个熟悉他的人都会有许多机会，被他用妙语引入欢乐开怀的妙境。或许根本用不着见面，当你拿起他的小说一篇两篇往下看，会意的笑容已经挂上了你的脸。而王平本人则顺势呼之欲出，信心十足地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等着人们笑过之后再来喝彩。在一般情况下，王平的自信总是很隐晦的，除非你很知道他的底细。
在我看来，王平很可以自信。不说别的，仅是他的小说里有一些篇章经得起再读就构成了他自信的理由。像《冬日》《距离》《凭栏》这些二十年前就已经读过的小说，在我当了二十多年编辑和作者之后，重读反而在一些句子里读出了更深的意境和更复杂的况味，并不那么容易，反正我二十年前写的小说，重读的结果多半会让自己脸红。掩卷之余就要费些思量，王平的文字何以在那时候就这样老谋深算呢？比如在《父子》一篇中，风烛残年的剃头匠陈老头儿，愤懑于人心不古，就怀念起多年前早逝的小儿子来，“陈剃头忽然想，要是倒生没死，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不禁抬头看看墙壁上的一枚生了锈的钉子。那钉子上曾经挂过几条好大的腊鱼。”儿子从下放的乡里带回来的几条大鱼，似乎是陈剃头最值得夸耀的收获，一辈子少有，更代表着他暮年怀旧的情愫。谁读到这儿，心坎大概都要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撞上一下子的。王平的小说里就是这样，充满着市井小人物们其实无可夸耀的生活图景，但卑微的生计里会有温馨的关怀，渺茫的前程里会有闪烁的希冀，它们总是不分彼此地掺和在一起，像波澜不惊的小河般日复一日流淌，没有悬念也没有传奇，作者缱绻的留恋倒是随波逐流绰约可见。有时候看起来，王平写小说似乎更在意怎么写，而不在意写什么，任何在他的生活里一闪而过的细节，都可能成为他精雕细琢的原料。
何立伟在王平的小说集里撰文，我以为写得最好的一句话是：“王平是一只筛子，再细小的事物，也须筛到掌心里慢慢把玩。”简直写到了王平的骨头缝里，不是相知到了极点，大约写不出这样的话来。王平对细节的注重，差不多到了上瘾成癖的地步，他的生活得益于此，他的小说亦得益于此。记得二十年前一个大热的下午，王平到我家，一进门就煞有介事地谈起马路上的一颗小螺丝钉来。原来早晨上班的路上，在等待绿灯放行的片刻，王平看见了躺在马路当中的那颗螺丝钉，忽然间觉得它很是弱小和无助。等到他下午回家的时候，偏偏又一次看到那颗螺丝钉还在原地，更感觉到自己与它缘分不浅。看光景要是第二天那颗螺丝如果还没被人捡走，王平说不定要弯下腰去跟它对上一场话才能算完事。这次看到王平的小说集里，有一篇小说，用大量笔墨写到螺丝钉与主人公的干系，想必跟那天他与某颗螺丝两度相遇有感不无关联。由此也不难看出，王平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且他的愁与感包含的成分里天真浪漫肯定多过功利实用。注重细节的人，一般务实且实干，不大好高骛远，或许还是不同层次上的完美主义者。要不是王平像他在小说集的自序时如实招来的那样是个不发狠的懒人，以他对细节的超人敏感，再从大格局的把握上多些努力，还说不定他评价起自己的小说来，就不再是“虽好，却少”，而是“又好，又多”了。
王平为他的小说集设计了别出心裁的封底，中心是一枚长沙市大街小巷统一使用的门牌，上边标记着“南倒脱靴12号”，并注明“倒脱靴我生活了三十八年的地方”。住进了带电梯的高楼，看着大屏幕背投电视，不惜花上二三千元买几个旧窗棂残片挂在墙上把玩的王平，似乎还不曾忘记长沙市城南那条逼仄巷子里白云苍狗的变迁。为了省下一分钱三担的自来水成群结队去挑井水的细伢子，或者干脆就以挑井水讨生活的老倌子，正在待产的忐忑里翘首企盼幸福的少妇，守了一辈子伶仃孤寡却在无人之处哼着摇篮曲的老妪，都在王平的笔下现身，并且不以为苦地各得其所各有其乐。比起动辄就将视线出入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嘴角永远挂着艳羡不已的哈啦子的文坛于连们，王平已在不动声色之处显出了他的可亲可敬。据我所知，一个总要千方百计遮蔽自己贫贱的来处，又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去处设想得高不可攀的人，基本上属于不可深交的一类。王平反其道而行之，故王平可以深交。
这样评价王平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至少我很清楚，当大家都很年青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朋友间为争取王平的友情与之生怨的趣事。虽然在当时文坛声名相对显赫的朋友中间，王平总是处在伴随位置，他自己似乎也不以为意，可是到了真要发生散伙危机的当儿，王平却成了不可或缺的争夺对象。眼看王平在甲乙双方之间像用浅底盘子端酱油那样，小心翼翼企图持平，却不是被甲方责难就是被乙方声讨，搞得他瞻前顾后捉襟见肘，多少会对他为友情所累的处境生出同情之心。也许王平本来打算甘当混凝土，为把甲乙朋友粘合在一起，让自己在夹缝里委屈一二的，可惜再好的砌匠也无法不加打磨就把规格不同的几块砖砌得天衣无缝。最后的结果，是王平竭诚维护的友谊之墙终于分崩离析，他的性情反而有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当往事已如逝川般流去，偶尔回想起彼情彼景，倒能体察出王平的善意和苦心来。
王平的小说集里有一篇《暮雪碑林》，写两个表兄弟在一个雪天，到北京国子监孔庙的碑林，去寻找祖上在科举题名碑上的那个模糊不清的名字。小说反复表现的是灰暗寒冷了无生气的景物和心不在焉茫然四顾的人物，整座碑林在暮色里沉甸甸地安静着，好大几团雪被惊起的乌鸦震下，跌在地上悄无声息。我觉得这几乎可以看作王平对功名的一种潜在态度，或许正是这种态度确定了王平的生活轨迹。王平并不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但他的追求因其细致和广泛，显得比较隐晦也比较平和。有件事说起来该算得一个巧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多次用五笔字型打出王平的名字，而每次打出“平”字，后边都跟着一个可供选择的词组“平平静静”，很像是一个注解。今天的王平，还像多年前一样，用平静的心情以不变应万变地生活在他熟悉的城市和人群里，享受着比在青年歌咏比赛队伍中更真实的幸福，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作为朋友，我真心希望王平终将沧桑起来的脸上，永远挂着孩童式兴味盎然的微笑，那是生活对他的奖赏。
我不相信跟我不太贴的东西
努力嘎巴
努力嘎巴：南京这座城市对你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南京人”这个概念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韩东：我对南京没有过多的看法，南京对我来说就是在这儿生活，有很多朋友，生活了很多年。就这样。对我的写作没什么影响，我既不是用南京话写作，也没考虑过要把南京的特色呀或是文化底蕴用我个人的理解表达出来。如果有关系，那也只是一种不明确的关系。
努力嘎巴：作为职业作家你对南京这一块的文学从业人员的前景有什么样的期待？
韩东：这也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从没想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外界说南京出作家呀，或者说南京这个地方对写作好像挺奇怪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道理吧，但这个道理跟我的道理肯定是不搭界的，我从来没觉得南京出作家跟南京出板鸭出盐水鸭一样，没这回事儿。我觉得这种企图从整体上描绘一种东西的观点没什么意义，比如说中国作家在文化中的处境，这种话题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我也从来不这样想一个问题。
努力嘎巴：你说过，任何与真理无关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在你的世界观里，文学创作的意义与经商的意义在本质上有哪些差别？
韩东：所以任何话都不是那么简单，它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成立。你把我一句话单列出来其实是有问题的。至于问我写作与经商的意义，我不知道。嗯，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可能也就不写了吧。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写作是有意义的，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意义，比如说可以养活自己呀、可以进入文学史呀或者说可以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其它特殊的影响呀等等。其实大多数的写作跟经商没有什么区别。你说有区别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但是很多写东西的人，他们想作一些区分，其实区分也就是认为自己比较高级。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努力嘎巴：那么你没有去经商，没有选择一个更能直接获得社会实现的职业对你来说是自身的特殊需求导致的，还是出自一种偶然？
韩东：都有，一种就是自己无能，别的事做不了，只能做这件事情；一种就是你说的偶然性。
努力嘎巴：我感觉到你此刻的心情与想象中你的以前不太一样，至少与你说出“任何与真理无关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时的心态不一样。能说说为什么这样？
韩东：没有，绝对没有。我写作跟真理也没关系，就是说我的写作也没有意义。我确实说过，任何写作只要与真理无关，就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写作，也是很多人也在做的这件事，都是没有意义的。能有什么意义？你说。
努力嘎巴：你的作品无论在形式或是语言上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