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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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庆全力以赴，像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滴滴答答转个不停。命运不允许他去接受西方教育，却迫使他在市场上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他并不擅长技术，但却是个商业奇才。此人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这一点大多数人是在两年以后才意识到的，而在当时，人们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信心不足。就任新职之时，他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的。他对多年的助手林扬说，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而联想微机很难再有作为。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他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的打鱼为生的历史到他的上一辈结束。杨元庆在安徽长大，在上海完成大学学业，又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两道深深的轨迹，并行不悖：一道是严谨和注重逻辑；另一道是自由、开放、雄心勃勃。
杨元庆比柳传志小21岁，是属于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1。81，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时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现在，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他在白颐路南端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下1000平方米的楼层，开辟了他的指挥中心。这地方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些元老的支持。转眼之间，人人都像回到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
经过过去10年的耳濡目染，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的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不多，通常限于家庭里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微软视窗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工资不到4000元。诸如Aapple、HP、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拥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可惜价格太贵。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低档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只有名牌机的三分之一。廉价兼容机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它在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愈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对消费者来说就像火上浇油，那些育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对属下这样说。他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元庆解释说。就是经济型电脑。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最合适的，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
以经济型来自我标榜，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微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计划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廉价。他们利用几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配件，让这些供应商相互竞标，还有可能以很大的批量来降低成本。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影视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联想，后来成为公司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唯一优势就是他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进一个机箱，唯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能够激动一辈子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脑子里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5月第一周，E系列摆上成百上千的电脑柜台。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可是这台只要16000元。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为了一件事：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而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它的价格继续下降，降到万元以下了。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借助媒体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除了价格，当时中国人手上再也没有别的武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杨元庆看出这个名堂。他就是拿着这个武器，一击成功，又在后来的两年里屡战屡胜。
与以往国家发展逻辑迥然不同的是，中关村形成了一种针对社会问题的思想方式，强调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需要，而又不肯背弃理想。1994年春天，当杨元庆煞费苦心地部署他的微机保卫战时，王志东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这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按照硅谷模式创办起来的公司。今天很多人都已知道，它就是新浪。不过，当时它叫四通利方，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不是在海淀桥东侧那座富丽堂皇的理想大厦，而是在中关村南街第三小学东南角的那个被荒废掉的教室里，看上去同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小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如前所述，王志东与贺文联手创办新天地，共同拥有产权和收益，但是两人很快就无法相处。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究竟应当专家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总经理该不该购置一堆卡迪拉克、蓝鸟、丰田来组建车队？总工程师该不该报销请客开销？公司离开陋室迁入友谊宾馆贵宾楼的顶层豪华套房，是不是过于挥霍？对于微软即将大举进入，究竟是放弃抵抗还是背水一战？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公司的发展战略也出了问题。总经理希望拉起中文之星的大旗做掩护，套取国家计划，再到银行去圈钱——这是当时牟取贷款的另外一个说法，然后进军暴利行业。一会儿要炒股票，一会儿要倒外汇，一会儿要办银行，一会儿又盯上京城北郊一块26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在那里给死人修个皇家陵园，给活人建个居住社区。也难怪贺文如此热血沸腾，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除了长城公司的沈太福，至少还有史玉柱，也是一个成名人物。此人依靠巨人软件起家，然后圈地置业，扬言要建中国第一大厦。贺文的战略构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北京流行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欠银行1元，我是孙子；如果我欠银行1亿元，我是大爷。银行信贷员得天天请我吃香港美食城，因为他生怕我不还钱王志东曾经给本书作者讲了一个当时中关村流传颇广的故事：我要想让我的儿子去娶比尔o盖茨的女儿，怎么娶呢？我先把儿子叫过来，说：儿子，你结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不干不干，那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说：那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儿。然后他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再去找比尔o盖茨，说：咱们当个亲家吧，让我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两个人相好行不行？比尔o盖茨说：这哪能行啊。我说：我儿子可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啊。那个比尔o盖茨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我再去找那个世界银行的总裁，说：让我的儿子来当你的副总裁好不好？那个总裁肯定说：你凭什么呀？我说：我的儿子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婿。没多久，我儿子又娶了比尔o盖茨的女儿，又当了世界银行的副总裁。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看来贺文挺欣赏这个奥秘，当做成功法宝，但是总工程师却打心眼儿里讨厌这种投机行为。这种文化跟我所想像和我所能接受的，差得太多。王志东这样说。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有如王志东所说，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现在回头来看，新天地的内部分裂在中关村既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造成冲突的那些基本要素，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争夺支配权、公司战略的考量、性格以及道德水准的差异、功名、利益，所有这些都将在中关村层出不穷，只是这两人的最后决裂别具一格，让人觉得中关村的第二代毕竟不同于前人。
8月13日，王志东把一封辞职信连同中文之星源代码一同交给贺文，还附带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贺文刚刚做了新郎，这是王志东曾经答应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我要信守我的承诺，王志东对贺文说，不能因为你不仁，我就不义。
贺文无法相信王志东会离开新天地，平心静思，终于发现公司需要这位技术天才，于是做出最后努力来挽留这位搭档。
贺文说：留下来，怎么都行。我可以把这个法人总经理让给你。
王志东说：如果你让我当总经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开了。
王志东就这样离开新天地，也离开中文之星——他曾说它是他的儿子，带着他对技术的无限迷恋和疑惑。8月第三周，他来到青岛，独坐海边，反省自己和贺文的持续16个月的合作。这是我的相当痛苦的一个阶段。他这样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想要做什么表示过怀疑，甚至还在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对技术的热情。但是现在，面对潮起潮落，惊涛拍岸，他开始问自己，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严援朝一家人。当时中国人个个沉浸在狂热的气氛中，很少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呆上一个下午。可是中关村前后两代软件工程师的代表人物，聚首黄海之滨、崂山之巅，连续7天什么也没做，只为想清楚一些事情。他想到自己离开方正，又离开新天地，放弃北大视窗，又放弃中文之星，过去种种技术成就，就像狗熊掰棒子，拣了后面的，丢了前面的。但他想得最多是自己在大学期间读到的《硅谷热》。那是1986年出版的，里面讲了很多美国硅谷的故事。后来他能义无反顾地跑到中关村大街上，多少是受到这本书的鼓舞。直到今天，它还是他的一个启蒙经典。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一直为创建中国硅谷煞费苦心的中关村人，原来并不明白硅谷的真谛在什么地方。硅谷拥有第一流的老师和学生，拥有生生不息的技术源泉，拥有市场意识，拥有创业激情，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本作后盾，这些都是硅谷的奥秘，但是硅谷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它用一套完整的企业制度和社会规范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我所遇到的最大问题都不是技术，是人。王志东对严援朝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有一段时间，他对过去的选择产生疑问，甚至开始怀疑中关村，再次想到出国留学，还想要回归自己的老家广东。但是他心中的那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日子越是久远，道路越是坎坷，也就越是强烈。我的硅谷梦不能破灭。他对自己说，在中关村创业的梦想不能破灭。
这位技术天才下定决心不再囹圄于技术天地。可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