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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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公司的盛极而衰是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律，也是90年代中关村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事中，如果说四通衰落是由于内在机制不足以促成它的转型，那么，许瑞洪和他领导的华科公司就是一种外来力量的牺牲品。之所以要说外来力量是因为它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影响和行政手段。在中国，这种外来力量通常都是造成经济波动和企业兴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时至今日，华科少为人知。当年矗立上地产业基地、声名赫赫的那栋瑞洪大厦，也已换了主人。但是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如果华科那时能够度过难关，那么后来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上也许就不会有华为这个名字，至少也是双雄并立的局面。实际上，这局面早在1994年就曾出现在市场上，南有华为，北有华科这句话，当时响彻整个国家。
许瑞洪和柳传志、段永基是同一代人，也拥有同样优良的教育背景。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成为这所学校里一个专事科研的教师。这是一个乡巴佬进入都市文明圈的许可证。他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5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面干着所有乡下孩子都要干的那些活——放牛、插秧、炸石、铺路，一边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中学。1965年他20岁，来到中关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此后他没有离开中关村，却始终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以及对于家乡的深深记忆。他8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还是一个农民，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许瑞洪为了凑齐学费完成学业，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器物，他把它卖了8块钱，而这点钱远远无法满足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这孩子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为学校劳动，才终于完成学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心理上有个烙印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深知物力艰辛、底层屈辱，对金钱权势具有一种奇特的敏感。
1984年他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去做教师，但是本能深处的那种力量却驱使他把热情转向他方。他开始接受买与卖的熏陶。深圳已经是个特区，商业气氛比中关村更浓，到这里来闯荡的人，大都是无法无天之辈。许瑞洪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我不喜欢炒外汇，也不喜欢房地产。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他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选择了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来，再转手倒卖。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在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6元，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
这些钱远远不能让他满足，却使他信心大增。他在两年后回到北京，被安排在电子部第六研究所。他早被深圳弄得心猿意马，无法端坐实验室中，只想到市场上去大干一场。这想法与六所所长李曼俊不谋而合。如前所述，李曼俊在长城0520的开发中是个出色的组织者，现在又很痛快地借给许瑞洪28万元，让他去注册公司。许瑞洪拿到这笔钱，转手划给海关，为一批货物支付进口关税，把货运进来，而这边早有买家等待。原来此人从深圳到北京，兜里一直揣着程控交换机的订单。如今公司还没正式挂牌，他已捞了一票。
手上小有积累之后，许瑞洪立即离开李曼俊的办公楼，在白颐路东边的榆树林11号租间小屋，挂起华科通讯公司的招牌。那是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没有暖气，也没有办公桌。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他从垄断的程控交换机生意中继续赚钱。年底结算之时，许瑞洪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曼俊那笔钱还清。这李曼俊也非等闲之辈，已经发现华科是棵摇钱树，所以告诉许瑞洪，钱不必还了，那笔款子原本就是六所的投资。
糟糕的是，当时谁也没有捅破一层窗户纸，那就是，华科公司的资产究竟属于谁？我也没有办法啊，许瑞洪后来说，连我自己都是六所的人。像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他正站在新世界的入口处，迫不及待地想要闯进去，完全想像不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华科从此便和政府有了一种扯不清楚的财产关系。这是一粒悲剧的种子，只等时机一到，就要生根发芽。
许瑞洪牢牢控制着自己的生意，令人羡慕。他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社会需求，也让自己势不可挡。全国都在大兴土木，那些建了高楼大厦的人，想要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电话。这个国家对有线电话的需求以每年三位数的幅度增长着。离开程控交换机，电话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它。许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时间，想要购买程控交换机的人全都跑到中关村来找他，甚至把钱先交给他，再到门口排队等待接见。许瑞洪眼见需求如此巨大，灵机一动，打算自己制造，结果还真的被他干成了。这是1990年。许瑞洪后来一直说，中关村第一个自主开发的产品是华科牌程控交换机，就是指这件事。
说第一，也许不算夸大，但若说自主开发可就有点吹牛。原来所谓华科牌程控交换机，不过是国内组装的外国货。当时许瑞洪来到清华大学东门外，租来一大排平房，花20万元从深圳买进一套流水线，又回身跑进清华，领来一堆学生当工人，每天付给每人20块，还管一顿饭。一切就绪之后，就把进口组件搬将进来，一套接一套，源源不断。这位昔日的教师、今天的老板，利用自己的专业交给学生如何插元件、如何走电焊、如何给组装起来的机器贴个商标，叫华科100。一个暑假装起500台，每台120门，成本20000元，能卖75000元。连个生产许可证也没有，居然供不应求。
尽管没有生产许可证，但是却有政府这棵大树撑着他。六所隶属电子部，而华科隶属六所。这种裙带关系让华科100很容易地通过政府的技术鉴定会。为了这个鉴定，许瑞洪花了20万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他觉得很值。因为他获得了合法生产的资格，还让华科名扬全国。报纸上说，这是国内首创。有内行的人取笑他，说他不过是在模仿人家。他就反唇相讥：就算模仿，你能模仿出来也行啊。
此后三年，许瑞洪大步前进。身边有个联想，曾经做出同样的程控交换机，却因迟到一步，步步跟不上，很快就被他甩掉了。但是在南方，有个人正盯着他。他叫任正非，是个后起之秀。他领导的华为公司咄咄逼人，正在吞噬长江以南的市场。但它毕竟年轻，又远在天边，没人想到它会取代华科，占领全中国。
1994年是许瑞洪最风光的一年。公司的销售额已有好几亿元，带来至少6000万元的纯利润。许瑞洪离开了那间小公寓，搬到上地产业基地。新公司占地10000平方米。他给它起个名字叫瑞洪大厦，把它当做自己事业的里程碑。这座碑的很多地方是他亲自设计的。楼前有个花坛，坛中有个喷泉，和着曼妙的音乐喷涌而出。前厅硕大无比，四围镶嵌着花岗岩和大理石，光彩夺目。一排宽阔的滚动电梯伸向二楼。他本人在一层拥有一间办公室，里面一砖一木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内外套间，超过100平方米，附带一个巨大的卫生间。他花了1万元买来一把老板椅，花了10万元买来一个大浴缸。他坐在这里指挥公司，运筹帷幄，还接待了至少8个国家的元首。他对那些惊讶不已的外国客人讲述华科之路，吐沫星子乱飞，当然也不会忘记告诉他们，楼前那个鲜花盛开的庭院是他自己设计、浴室里的那个水龙头是真金镀成。
所有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公司都是要垮台的，华科也不例外。如果许瑞洪真是商业世界中一个出色的投机者，那么他早该意识到，缓慢逼近的危险比突发的危机更可怕。可惜他不是，他的沾沾自喜和挥霍无度，就意味着危险已经降临到他头上。
事实上他的确是一步一步地跌进深渊里去的。当初他来到上地，用了两个小时就决定买下10000平方米土地，来建造他的瑞洪大厦。很显然，政府开发上地的诱惑以及他本人的好大喜功，正在把他引向悬崖边缘。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992年公司5周年生日那天，他大张旗鼓庆祝一番，请一群政府官员来捧场。官员们眼看华科前途无量，回去以后便发下文件来，把华科改为全民所有。在中国，政府一向是代表全民来执政的，所谓全民所有，其实也就政府所有。对于这样一种变化，许瑞洪非常反感，但也能够接受，他知道程控交换机不是一个普通产品，不是光有钱就能买来的东西，使用者还必须有入网许可证，而许可权握在政府手上。所以，拥有一个全民所有的身份，可以帮助他打败南方那个可怕的对手。1994年，华科完成了全民所有化的进程。许瑞洪被政府任命为公司总经理，仿照政府官员的序列享受正处级待遇。他一心做着亦商亦官、脚踏两条船的好梦，却不料，由于政府力量的深深卷入，很快招致严重的麻烦。
危机首先是经济性质的。大楼的建设导致公司资金短缺，入不敷出。许瑞洪不得不发行2000万元企业债券，然后又用银行贷款偿还债券高息。最不幸的是，他的激情已经不在市场上。就在华为公司把销售收入的60％都拿去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智慧用来设计喷泉花坛，把大笔钱用来营造瑞洪大厦。那些不以为然的人问起来，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办起来的公司，我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许瑞洪就没有华科。但是当他请胡昭广副市长为他的瑞洪大厦题匾的时候，他一定是把这个公司当做自己的了。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已经超越经济本身，成了政治，因为它必定同官员们的国有理念发生冲突。1995年的最初几个月，这位老板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制定计划的官员总是要他提高销售指标，而他冷着面孔对他们说：吹牛也要靠谱。双方一言不合，他就命令门卫送客，还说今后没有他的签名不准那位计划处处长进门。当初他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抱住政府这条大腿。现在终于发现，政府已经变成极大的麻烦。政府要他开发一个新技术，他不愿意。政府要他和一个香港公司合作，他又不干。政府不让他和韩国人合作，他却偏偏跑到韩国去谈判。官员们的愤怒是可以想见的。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来清理资产，结果证明华科一家就占了六所全部资产的68％。这让许瑞洪更加傲慢，以为没他不成。你干了30年才占31％点几，他对李曼俊说，我老许干了不到8年，占了一大半。他忘了，他的享有正处级待遇的总经理位子，是政府给他的，一心想着辛辛苦苦创下一份家当，竟被充公，自己只落得一无所有。于是，挥霍公款就好像是把被人家抢走的财产再夺回来。那把1万块钱的椅子和10万块钱的浴缸，严格说来，都是源自这种精神状态。
1995年6月1日，在一次事先没有一点征兆的谈话之后，许瑞洪被免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公司的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资金链条跟着断裂，经营活动很快停止。表面的辉煌又维持了几个月。冬天到来的时候，全中国都知道它完蛋了。瑞洪大厦在一次私下的交易中被出卖。新主人把它改名彩虹大厦。华科则被李曼俊并入六所名下一间名叫华胜的公司，从此销声匿迹。不用说，它不是被技术打败的，不是被市场竞争者打败的，甚至也不是被资本打败的。它是被中国由来已久的陋习浅见和自以为是的行政力量打败的。
许瑞洪本人回家赋闲，带走了他的轿车和他的公寓。这一年他50岁，觉得自己尚有余力，却又无心回天。偶然路过那个曾经带给他万般荣耀的大厦，走进去追昔抚今，但见喷泉不再涌水，花坛不再争艳。那间巨大豪华的办公室已被分割成若干方格子，里面坐着一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打开浴室的门朝里面望去，一阵霉味迎面而来，尘土飞扬，废纸、旧书、破桌、乱椅，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掩埋了他的引以为荣的豪华浴缸和镀金水龙头。一切都像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
华科的变故给了中关村一个明显征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现实的威胁。自从电子一条街的开拓时代以来，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此前我们曾经提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脉络，是政府先于社会而成立。在形成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团体之前，先要形成有效的行政力量，促使人民接受。这一条并不适于80年代的中关村。可是随着90年代政府力量的大规模介入，中关村不再是一块自由主义者的沃土。有一阵子，公司经理们开始怀念胡昭广。这位昔日的试验区主任从来不干涉他们的事。他不仅不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且一旦需要，他还会忙不迭地跑来替他们擦屁股。这情形甚至在中关村引起一个离奇的传说：要是胡昭广不离开，一切麻烦都不会发生。他们无从想像，一场麻烦正在酝酿之中，而这位胡副市长要为此负很大责任。
当年胡昭广在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和海淀区区长任内，有个重要步骤，就是命令区政府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试验区的事。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中关村的两种行政力量——区政府机关和试验区办公室。正因为胡昭广把所有权力归属试验区，所以连续几任海淀区政府都不能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关村施加影响。一个政府居然不能指挥自己属下一片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土地，这在共产党50年的执政史上前所未有。更加严重的是，当胡昭广1993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立即变本加厉地提出，在整个北京建立起一区多园的行政构架。他试图取消原有的试验区办公室，另行组建一个隶属于市政府的管理委员会，统辖海淀园、丰台园和昌平园。这一想法后来被人们恰如其分地概括为大管委。在基层政府的官员们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大权旁落，而且分明是把自己嘴边的一块肥肉捞到别人碗里，所以立即群起反击。
胡昭广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市长李其炎，却无力说服那些下级官员，只好静观事变，任由自己的方案被束之高阁。倒是中央政府显示出更加急切的心情。科技部发布文件催促北京成立大管委会。这陈希同还没有行动起来，就出了问题。1995年4月27日晚，有关方面来到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政机关大楼里。宣布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问题涉及到陈希同，所以中央已经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陈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副市长，胡昭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非把大管委的事情放下不可啦。
他按下性子，退避三舍。就这样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却不料，他在这里隐忍不发，海淀区政府却要反守为攻。
1996年春天，一场面对面的冲突出现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胡副市长成了一群人民代表的攻击目标，攻击的源头来自海淀。吴守伦再次成为攻击者的领袖。他当众指出胡昭广逆改革潮流而动，理由是，整个中国都在下放权力，而这个人却在试图把试验区的领导权力往上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