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01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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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迄今仍没有确切的解答。不过朱棣的经历，在历史上确有离奇巧遇之处：1045年坦麦能（Tamerlane）正准备侵犯我国，但却在举兵前夕逝世。中国的幸运君主因之避免了与世间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周旋；西欧之海上威权，则待到朱棣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才开始出现；他之攻安南并交趾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为什么这些事在时间上如此巧合？我们不能置答。可是在已经发生的情事内，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将朱元璋辛苦存积的贮藏抽用，加紧添发纸币，再不然就是平面地向下层加压力，勤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朱棣为人机警而有城府，也带着几分魅力，他经常在身边役使着一群文学之士，他们将他的年鉴和施政的号令一再修饰，也算写得令人动听，只是皇帝的苛政既已施用广泛，已不能全部掩饰了。例如各地的方志即提及国都北移，多种赋税之附加，平空地派上了800英里的脚费；工部的报告提及，工匠原应服不给酬的工役，每人每年只30天，而修建北京时，却有整年不返情事；一个知府因反对额外科征，被置放在一辆槛车之上押解赴京，由皇帝亲自审讯；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夏元吉任官20年，只因为反对漠北用兵，被朱棣监禁3年，直到皇帝去世才重获自由。
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郑和最大船舶有甲板4层，内有家属用之船舱及公用厅房，有些船舱内设衣柜，亦有私人厕所，使用者持有钥匙。随行家属包括妇女及孩童。虽有商人夹杂其间，他们并非个别出资经商。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庭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明宣宗朱瞻基
当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皇位由太子朱高炽袭承。不到一年，后者也相继驾崩，接位者为第5个皇帝朱瞻基，当日不过26岁，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他的艺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今日他的作品可见于美国麻省剑桥的福格博物馆（FoggMuseum）、堪萨斯城的勒尔生美术馆（NelsonGalleryofArt）和纽约之大都会美术博物馆等处。朱瞻基与宋朝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同，要是事势需要的话，他既可以极端的强硬，也可能极具决心。
他登极不久，北方边境的情形已相当的和缓，原因乃蒙古人分作东西两支忙于内衅，已无暇问鼎中原。而困难的问题来自南方：朱棣之征安南，至此用兵将近20年，休战之日尚不可期，中国的资源与人力好像投入一个无底洞里。朱瞻基登极时越南人又以游击战术大败明军，新皇帝派遣他手下能将带着援军前往，而战局只有更恶化，援军司令只能与越南人谈判，让中国文官和残余部队撤回明境，而他在公元1427年回国即被拘押而判死刑。
国内全面叛变情形尚未展开，可是征象已相当的明显，长江三角洲为全帝国最富庶的地区，看来也最是当日危机四伏的地区。此中尚牵涉到一段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南宋强迫购买这地区内的民田，迄至朝代覆亡，所应付之价款并未付清，元朝有据之为公田，且更扩大了这地产的范围。朱元璋创建明朝时，同样的规避了法律与主权上的纠纷，他只称此间人民在他登极之前曾支持过一个和他作对的地方首领，因之他以战胜者的地位没收了全部有问题的产业。可是他也未设局司掌管这带田地，所谓租金也混同在一般士地税之内，而在久历沧桑之后，地形也有了变化，人民田产分割的买卖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时，问题已不在产业的主权，而是管业人每年向政府所付费用，称为田租也好，称为土地税也好，超过其他各处纳税人所付远甚，使很多小自耕农无法支应。朱棣的额外征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朱棣最后几年内，此地区的税收，已开始累欠。中国人民的欠税一般有传染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地拖欠。公元1430年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800万石，是为此地三年应缴的额数。所以朱瞻基登极之日，井没有继承到一个舒适的皇位。
安南的问题与长江三角洲欠税的问题一时俱至，年轻的皇帝不得不采取果断的行动：他提议从安南撤退，立时使朝廷意见分裂，因为这地区名义上已构成中国之一行省达20年，当然是全帝国之信用和威望所攸关，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权势去堵住主战派之嘴。当全部撤退付诸实施时，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对付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他则任命周忱为当地巡抚，此人无官僚习气，而勤于任事，兹后他任巡抚达20年，远超过朱瞻基的在位期间。他的办法是将减税的方案不彰明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时下压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经常巡视各乡村，与农民展开对话，调查收税纳税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税的远近原因，同时将过程中各项罅隙填实，将零星的错误纠正。关于货币问题，皇帝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此人即是祖父朱棣囚禁了3年的夏元吉，其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通货膨胀。朱瞻基井未全部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举行的次数，他御宇十年之内只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缓了无数的建筑事业。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假使没有采用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可是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当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时，大明帝国已不复可能由上端随意地操纵把持。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当朱元璋主持国政时，当日的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调组织摆布。他的农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他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来而已。
这时候每一个村庄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又构筑“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殴斗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判分解。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贷“乡饮”，所有的人户都要参加。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目，如果有劣行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文官组织已经一再扩大，其员额超过当日2倍而成长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适，即使名义上的薪给如旧．他们已有各项半合法的额外收入。当初的14，341殷实的户口此时已无人提及。他们已被“缙绅”阶级替代，西方的学者照英国习俗称之为gentry。这缙绅阶级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并及于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他们由政府准予“冠带荣身”，人数远较朝代草创期间为多，可是最多时仍不及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并且也只在朝代末年，土地已有相当的集中，捐资纳监的泛滥，才有这程度。切实的数字无法获得，只是我翻阅过一大堆各地方志、传记、官方文件等等，约略估计可能有25万户各拥有田地在200亩（约强于30英亩）至2500亩（稍强于400英亩）之间，而且下端的户数远较上端的为多．超过以上资产之户数则极稀少。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一般因为科学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明朝之后又继之以清朝，这种组织及其功能在中国近代史里发挥而为一种稳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明代历史的特性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明朝的税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碍力量。简单说来，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组织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可是事实上，这时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货币工具，即令维持现状，仍属牵强。虽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纸币还是因为印刷过多，逐渐被人拒绝使用。这弊病还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滥发纸币，即忽略了制造银钱，这五铢钱是中国传统上民间交易下至乡村的媒介，及至白银大量输入于中国，民间即用碎银作为交换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仅无法禁止私人交易之用银，连它自己的财政单位也逐渐地以银为本位，于是政府对货币整个的失控，既不知道使用货币的数量，更谈不上接济操纵其流通了。
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力量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权也愈来愈过火了。在许多情形之下，这政治威权带着负性格，而甚至影响到皇帝之使用特权。皇帝可以处罚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极难提拔一个亲信或者令之任要职，他可以在现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没有权力推行新法影响到全国。如果在皇帝的龙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种仪礼上之做作，即是追认某项既成事实。
这可不是说明朝的历史读来只是干燥无味，相反的，这相持不下的局面内产生无数的纵横曲折，包括了各种阴谋巧计。只是读者如不具备若干基本知识，则可能在这各种花样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为离奇古怪的矫情造作，何者为真精神好汉性格。读者不要忘记当本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国兴起时，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种武器，为宣传专家抛掷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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