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件大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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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奴隶一旦被捕获，必须交还原主，盗卖奴隶或藏匿奴隶者处以死刑；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被任意出卖、转让和抵押。
在巴比伦社会中，除了奴隶主和奴隶，还有自由民。法典处理自由民的内部关系，往往是“以牙抵牙，以眼还眼”的方式。比如，两个自由民打架，一个人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另一个人就要被打瞎一只眼睛作为赔偿；打断别人的腿，自己的腿也要被依法打断；打掉别人的牙齿，自己的牙齿也要被依法打掉。
为了巩固奴隶主的统治，法典还规定了一些更严厉的条款：逃避兵役的人一律处死；破坏桥梁水利的人将受到严厉处罚，直到处死；店主不把在酒店密谋的人捉起来，也要被处死。
法典对土地买卖、出租、抵押和继承等也做出了规定。除王室和部分神庙土地分给依附的平民耕种而不能交易外，其余土地都可以通过买卖而属于私人所有。这表明国家完全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法典对租佃、雇佣关系、高利贷、兴修水利、丈量土地、农业手工业生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依靠这部法典，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成为古代东方统治最严密的奴隶制国家。
《汉谟拉比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两河流域进入司法制度世俗化的新时期。它促进了古巴比伦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对后来的亚述法典、赫梯法典，乃至古希腊、罗马的立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谟拉比法典》现在收藏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第一部分：古埃及文明的创建大流士改革
古代西亚的波斯帝国（前558年～前330年）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它鼎盛时期的疆土包括埃及、印度北部、伊朗、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辽阔的疆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波斯帝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对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诸国以及对伊朗境内后来成立的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谈论古代波斯帝国的时候，必然要提到大流士及其改革。正是大流士所进行的承前启后的改革，奠定了波斯帝国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主要基础。
大流士（约前558年～前486年），古波斯帝国国王，出身于阿黑门尼德家族。他利用波斯帝国发生政变的机会，联合一部分波斯权贵，杀死政变领袖高墨塔，登基为王，继而镇压巴比伦、埃兰、米底等地起义，恢复了濒于瓦解的波斯帝国秩序。在位期间，大流士大大扩张了波斯帝国的疆域，形成了领土空前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为了巩固政权和帝国的发展，从公元前518年始，大流士对原有的统治机构和古老的军事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大流士改革”。改革内容包括：
一、建立军政分权的地方行政制度。全国分为23个行省，由总督和军事长官治理。总督只拥有民政权力，其职责是：受理诉讼，征收赋税，保持境内安宁，监督下级官吏，铸造银币和铜币。军事长官掌管行省的军队。各行省的军政长官互不统属，均对皇帝本人负责，以达到相互监视和牵制的目的。大流士还经常派遣名为“国王耳目”的要员巡视各地，秘密监视地方军政官员的言行，以预防任何谋反行动的发生。
二、进行军事改革，全国划分为5个大军区，每个军区统辖几个行省的军队最高指挥官均由波斯人担任。军队被编成万人团、千人团、百人队、十人队四级。在都城组建精锐的近卫军，军中高级长官均由波斯贵族充任。还组成以腓尼基人为核心的海上舰队，规模庞大。
三、为了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保证政令的畅通，保证军队的迅速调动，大流士继承并发展了亚述人修筑道路、设置驿站的制度，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条驿道。其中，最长最著名的是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到苏萨的驿道，被称为“御道”，全长2470公里。
四、整顿税收制度，制定统一的贡赋制度，统一全国的货币铸造制度。规定：只有国王有权铸造金币，各地只能铸造银币和铜币。金币“大流克”因成色足、重量准确，广为流行。
这些措施为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和进行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原始文明向奴隶制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大流士的大规模扩张使人类的交往范围第一次跨越了亚、欧、非三大洲，它庞大的版图包括两河流域、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三大文明中心，并接近第四个文明中心希腊的边境。他通过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制度，如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和驿道制度等，把这些古代文明地区和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各地经济的文化的交流。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波斯帝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境内各地区之间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波斯统治者对被征服地区的压迫与剥削导致反抗情绪十分强烈。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东侵，波斯军队节节败退。公元前33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兵败被杀，波斯帝国灭亡。
波斯帝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都从波斯帝国的经验和教训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东西。所以，波斯帝国既为西亚、北非的文明作了总结，又为后来的希腊、罗马文明提供了借鉴，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第一部分：古埃及文明的创建佛教的创立与传播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合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后来广泛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相传由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乔答摩·悉达多创立。悉达多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5年，与孔子大致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释迦牟尼得道后，广收门徒，被门人奉为“佛陀”，意为觉悟者。
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隶社会极为动荡的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掌握祭祀的僧侣（婆罗门）地位最高，奴隶（首陀罗）是最下贱的阶层。奴隶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一制度，被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义中。围绕着种姓制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佛教最初是作为一个反对婆罗门教的宗教派别出现的。它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不凭种姓出身，不依靠婆罗门，不求神，只要通过正确的修行，任何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从而打击了婆罗门维护的种姓血统论。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庞大、精细的唯心主义体系。
“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真理。苦谛指现实存在的种种痛苦，主要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别离、身心等8种苦。集谛指造成世间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佛教认为“业”（做事情）是苦的正因；“惑”（烦恼）是苦的助因。业和惑产生出无数痛苦，如果断绝业和惑，痛苦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修道，这就是“道谛”。“道”就是涅之道。“涅”意为灭、寂灭、圆寂、安乐、解脱等等。四谛之中，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最苦，涅最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苦谛以生老病死等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些苦难，这就掩盖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阶级矛盾，抹煞了阶级剥削和压迫。
佛教主要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个派别。
大乘，意为大道，其主要特点是崇拜偶像，主张自度和兼度他人，认为只要信仰虔诚，坚持苦修，人人皆可成佛。在哲学上，主张“法我皆空”，即主观的真实性与客观的真实性都不存在。
小乘佛教是大乘教派信徒对原先的佛教的贬称。其特征是基本保持释迦牟尼的遗训，主张着重进行伦理的教诲，不崇拜偶像，认为普通人通过修行也可以“涅”，但不能人人成佛。在哲学上，主张“我空法有”，否认事物的主观真实性。其教义的要点是精神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因而主张广为布施，救济众生，不重今生重来世。
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至公元185年），佛教被定为印度的国教。当时印度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关系活跃，佛教开始向亚洲其他国家传播。向南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向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曾通过叙利亚、埃及等国传到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但影响不大。
大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先后传入欧洲和北美。1906年英国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欧洲佛教徒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后来，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建立了佛教团体和研究机构。佛教传入美国后，又北传至加拿大，南传至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
目前佛教徒约有10亿，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
第一部分：古埃及文明的创建云冈石窟——我国佛教兴盛的见证
云冈石窟是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之一，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涯。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大小造像5。1万余尊，占地面积约40万平方米，大大小小的石窟延绵达1公里。
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年），终于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历时65年，分为三个时期。
昙曜五窟
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北魏王朝将都城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皇帝时常在武周山祈雨，颇为灵验。北魏太武帝灭佛使佛教遭到重大打击。北魏文成帝即位后，命令沙门统释昙曜主持复兴佛法大业。昙曜认为，要使佛法绵延不绝，代代相传，只有凿石刻像，使暴君也难以毁灭。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昙曜在钟灵毓秀的武周山下“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现在的第十六至二十窟，合称为“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均为椭圆形的大像窟，草庐式穹顶，造像肩宽体胖，身材粗短，面相丰圆，深目高鼻，身披通肩式和袒右式袈裟。佛像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第十八、第二十窟。
太和群窟
北魏和平五年（464年）至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这30年，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时期，北魏几乎倾尽全国财力。这期间在武周山斩出高达30米，长近600米的摩崖巨壁，完成了十几个大型石窟的雕凿，它们就是今天的第一、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和十三窟，以及未完工的第三窟。
此期的石窟无论从规模还是内容上都超过了第一期。它吸收了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凉州（今甘肃敦煌）石窟的艺术精华，结合中原地区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新的艺术创造。云冈出现了佛殿窟和塔庙窟，造像丰富多变，汉化色彩渐趋浓厚，如雕斗拱的仿木构殿堂龛、楼阁式塔等中原传统建筑形式均有体现；佛、菩萨面相丰瘦适宜，表情温和恬静，褒衣博带式佛装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年）以后的造像中出现，从而拉开了云冈乃至北方石窟完全中国化的帷幕。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第一、二、六、十一、十三窟。
后期石窟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的雕刻多由中、下层官吏和民间团体筹资。这时的窟龛如蜂窝般从东到西遍布崖面，规模多为中小型，现存207窟。这一时期流行塔庙、三壁三龛及重龛行式洞窟。窟内方整，窟外门楣处雕饰繁缛，佛像面形清瘦，长颈削肩，褒衣博带。窟顶和四壁的飞天伎乐姿容秀雅，温柔妩媚，构图精致，线条流畅，意境深邃，其风格与深厚淳朴的昙曜五窟和气度恢宏的太和群窟有着明显的差异，显示了中国的石窟民族化的进程。
云冈石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群之一。它标志着我国佛教的兴盛。北魏之后，历朝历代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修整。唐初对第三窟进行了局部雕凿。11世纪中叶辽兴宗、道宗时期兴建了云冈十寺，并修整了1800多尊佛像。辽末，十寺被毁。明代云冈石窟一度荒废。清朝重建寺院。民国年间，国外盗宝者蜂拥而至，凿走大量佛头、佛像，使石窟至今仍然伤痕累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设立了当地保护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1961年，云冈石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云冈石窟成为中外人士倾慕向往的圣地。
第一部分：古埃及文明的创建古希腊文明的象征：爱琴文明
爱琴文明是指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各岛、希腊半岛以及小亚细亚西部的青铜时代的文明，其中心地区在克里特岛与迈锡尼，故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它不仅是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也是西方文明的开端。
克里特文明是希腊最早的文明，其时期大约为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它是英国学者伊文思在19世纪末发现的。考古发掘证实，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文明的特征是宏伟华丽的王宫建筑、精美的工艺品和强大的海上霸权。
克里特是爱琴海第一大岛，是地中海海上交通的要道。岛上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适宜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由于临近埃及和西亚这些古代最早文明的发源地，克里特一度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欧洲最先进的地位。当时农业和手工业已有分工，农作物品种以大麦、小麦、橄榄、葡萄为主。手工业有突出进步，青铜器、金银器、陶器较过去增多，工艺复杂。在建筑方面，能修筑大型王宫。这一时期还产生了文字，先是图画文字，后变为象形字。这说明克里特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公元前16、15世纪，是克里特文明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繁荣时期，克里特文明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克诺索斯王宫。王宫依山而建，层层相连，中央有一长方形庭院，四周围绕着富丽的宫室。室内陈设着陶器、雕塑、金银器皿，四壁是光彩夺目的壁画，画中题材多样，从贵妇、少女到花鸟草虫、斗牛场面，均以写实主义的笔触画就，洋溢着和平的气息。王宫的设计极具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调。这一时期产生的线形文字，目前尚未被释读。
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王宫和克里特的其他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此克里特处于迈锡尼文明的影响之下，克里特文明也逐渐被人遗忘。
迈锡尼文明是指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提林斯、派罗斯和斯巴达等早期城邦文明，约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迈锡尼文明的特点是墓地文化，发掘出的青铜武器和工艺品都极精美。迈锡尼文明各国处在一种紧张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