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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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谈话时，他不跟专案组对抗了，开始说问题了。说收了别人的钱。但是说得很概括，也不准确。让他想好了再说，他说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将来以前妻贾桂娥和现任妻子梅花的交待为准。
　　他不想对过去那些耻辱的事情做痛苦的回忆，还是另有什么想法？慕绥新的豪华住宅专案组分析，他是另有想法。他估计两个女人是不会说的，如果她们不说，自己反倒先说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呢？同时他也会想到，即使她们说了，只要他自己不说，哪怕笼统承认有这码事，将来在法庭辩论时也可以全部推翻。
　　他在做着本能的抵抗。他知道阵地已经一个一个失去，但是不这样步步为营又怎么办呢？他不能接受失败的结果。那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绝地，那是一个比死亡更为可怕的黑洞。他实在是不愿意进去。他太留恋外面的世界了。然而他自己制造的黑色的欲望之水掀起了波澜，把他向那个黑暗的地方冲去。
　　然而这个结果并非不可改变。他在等着转机的出现。希望常常就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好像是那出“样板戏”里的一句话。他必须坚持住，只有坚持住，来了救兵，给他说话，才能管用。要是自己先倒了，那就谁也保不了啦。
　　专案组必须加快进度了，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打出了“感情牌”。慕绥新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感情往往会彻底冲毁理智的堤坝。慕绥新现在最惦记的一个人就是梅花。
　　他说：“我现在的爱人，与我结婚两三年就跟着我受罪，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那么你不想解除她的痛苦，满足她的愿望吗？
　　当然想。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为自己的女人做些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了。
　　可以做。真的吗？那就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能让梅花幸福。
　　他冲动起来，他很想再为女人扮演一次英雄的角色，竟管是一个极不宜扮演英雄的时刻。
　　专案组先做梅花的工作，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封信。她瞪大了眼睛问，这是真的？没有骗我？不是开玩笑？
　　你不想写就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问题！梅花自交待问题后，她和办案人员的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了，说话也很随便，甚至可以互相开几句玩笑。她一直偷偷地给老慕叠千纸鹤，叠了一口袋。跟办案人员不再对立后，也给他们叠千纸鹤。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也会笑。过年的时候还给他们发贺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正都已经说了，她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最担心的是老慕。她只是很习惯把自己感情化，忍不住要对大家笑，对大家好，不这样她就别扭。后来她知道，这些人也同时跟老慕谈话，就觉得给他们叠千纸鹤叠对了，她没有得罪他们，她讨了他们的好，他们自然也就会对老慕好一些了。
　　现在突然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信，她没有反应过来，能有这样的好事吗？当确信不是跟她开玩笑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办案人员也很感动，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大家都看出来了，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有真情的。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时常拿出来看。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说你们看，老慕多潇洒！多有男人气！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感动没有，对自己羡慕没有。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确实是够气派的，可是现在……
　　但她并不叹气。正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她才要更加忠实于他，忠实于爱情。办案人员很为贪官的富有而不平。想想自己一个月这点固定工资，为买房发愁，为孩子上学发愁，可是他们住一次医院就可以搂个百八十万！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慕梅的爱情感动了，也为人性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感动。无疑，让梅花写信是从办案和策略上考虑的，但这时候谋略已经与感情统一在一起了，或者说谋略办不到的事情让位给感情去办了。那么这封信就让梅花发自内心地写吧，不要给她划框框了。办案人员显得很是大度。
　　是的，办案，虽然总体来看是一种斗志斗勇、互相戒备的过程，但有时候也会很坦诚，很人情味儿，互相给予对方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梅花在给老慕写信，一边流眼泪，一边写。
　　一盒烟
　　老慕一直在做着痛苦的思想斗争。开始丽英书记找他谈话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中央对他下了怎样的结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让人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慕绥新自己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复杂，因为他的行为太多元化了。现代社会促使人的行为复杂化起来。究竟这些行为的合力是个正数，还是个负数，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心里没底了。从小他曾立志做个好人，而不做个坏人，他以为这是很好把握的，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样地不好把握。
　　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干事，这他是努力去做了，这是不会错的，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你不会不收吗？当时就谢绝，就不收，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严厉批评，以儆效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他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写道：送钱和收钱“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人不收，收钱的轻意不能不收……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三是几头都好。改善关系，加深了解，皆大欢喜。”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3万美金，当问他为什么送这些钱时，他回答：“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我当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平调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再一个目的是，我分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入是1亿8，当时我想请求慕市长追加一部分拨款。就这么两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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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能不收吗？不收就是没有把梁副院长当成自己人，就是不想让他达到两个目的，那不就得罪了他吗？法院院长，哪怕是副院长，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位省里的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棵，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棵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棵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有三天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人着想吗？所以他说：“有些是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种是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处在这种环境之中。”
　　收钱竟然可以变成掩盖矛盾，维系平衡的一种手段，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和尚不亲，帽子亲。
　　他举例子说：“像过去我和马向东有些矛盾，主要是后期在政治上有些矛盾，他愿意搞团团伙伙、朋友这样一些事情，我就要防备一点，这样他的一些好朋友就怕我另眼相看他们，尤其是在马向东被”两规“之后，原来跟他好的那些朋友都纷纷向我靠拢，给我送点钱，送点东西来看望我。这个时候我没有一个不收的，我全收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暴露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如果暴露出来有看法，就等于把自己置于矛盾的漩窝中了。我收了。有一个宁先杰，我收了10万，然后把这10万转给贫困户，也就是希望小学和贫困点。我不能退给他。”
　　因为建委主任宁先杰是马向东的铁哥们，一伙的。
　　收钱的慕绥新这样说，送钱的人怎么说呢？
　　沈阳客运集团总经理夏任凡对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的。他说：我们研究问题都有一个极端性，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我给老慕钱就起作用了，不给老慕钱就不起作用，只能说给老慕钱增加了浓度和气氛。在腐败的风气下，他如果不收我的钱，就是对我不信任，对我不放心。他收了我的钱，我很感动。他不属于廉政干部，但也不属于专门钻营捞钱的干部，他属于不拘小节，给我送也行，不送也可以，来者不拒，不来，你要有能力我也能用你。老慕不是一个纯粹的贪官。当然我送钱是有目的的，好了能起到激励作用，即对公让我的企业得到市长的支持，对私让领导信任我，最差也对企业和我个人起到一些保护作用。
　　把送钱收钱这样的行贿受贿行为，很温和地人情化了，并且归纳出很多理由，所以让夏任凡停下这种行为是很难的，让慕绥新承认巨额受贿的事实，他也很不情愿。
　　但是梅花的信来了。
　　他很想知道梅花的信息，她到底怎么样了，他很惦着她。办案人员说这是梅花的信。他一愣，当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后，他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打开一看，开头就是非常亲切的“老公”两个字，他便幸福地闭上眼睛，让妻子的呼唤声在空中久久盘旋。他太需要这个亲切的呼唤了。呼唤之后是什么呢？他慢慢睁开了眼睛：
　　“老公：我把家里的钱和物都交给组织是正确的……”
　　他立刻不再往下看了，什么都完了，结束了。正确的，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只是你正确了，我却错误了，犯罪了。
　　他不由得骂道：“妈的，她好了，我完了！”
　　“这些钱原本就不属于我们。这虽然是我俩的全部家产，但这些就如同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上。”
　　他硬着头皮读下去。她说得当然都是真理。批几个字，说几句话，就能得到数万元，或者数十万元。谁给定的这么高的稿费和讲话费？可是他全都受之无愧了。他履行职务给人办了一点事，却认为这是一种人情，对方认为是人情，他也跟着认为是人情，就把回报人情的钱收下了。能这么简单吗？人情，人情，你不当市长，哪儿有这么大的人情？就是不敢承认这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财，因为这就太赤裸裸了，就是受贿了，要避开受贿这个词。所以叫做“人情往来”，很好听的。好听是好听，不等于没有压力，不等于能够踏踏踏实实地睡觉。“一块石头压在我们的心上”，她说得太准确了，她怎么能有这种体会和感觉呢？他已经对她说了这是奖金，这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但聪明的女人还是什么都明白了。他想使爱情摆脱金钱的污染，但又不肯釜底抽“金”，所以终未成功。
　　他忽视了，梅花也在他住院的时候参与了收钱。她也卷进去了，当然也有压力，当然也非常害怕。这是为什么呢？本来都很害怕，很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却顺顺利利地做下去了呢？
　　他回忆说：“住院时给我送钱的，人数很多，面儿很大，影响很坏。当时我已经挡不住了。不是我无所顾忌，顶烟直上，不是那样，我心里非常紧张，非常害怕，非常不愿意，每天我都如坐针毡。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奈何不了他们。”
　　痛苦啊！在被人奉若神明，众星捧月的时候，也非常地痛苦。贪官容易吗？不容易。他们挡不住诱惑的原因，主要是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
　　慕绥新说：“贪官，应该说他已经自觉地进行着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他整个的工作就是在交易。我也是贪官。”
　　他说：收钱不是我的初衷，但“为什么越收越多，越收越厉害，就是因为麻木不仁了。私心和贪欲达到一定的程度，就麻木不仁了。”
　　“润滑剂”
　　应该说慕绥新的麻木已经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甚至是艺术的境界。他收钱收得干净利落，毫不推辞。如果是拖泥带水，半推半就，就显得太小气了，也使送钱的人不舒服，活受罪。这好比做手术——人们不是经常把出钱比做从身上割肉吗？你割半天也割不下来，慕绥新却一刀拿下，多痛快！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含义非常深广的微笑，就像是给你开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拿这张支票买下了你身上的一块肉。你还心疼什么呢？值啊！
　　多少人被慕绥新的这种微笑，征服得五体投地，如醉如痴。就连老谋深算的夏任凡也被老慕征服了，征服得至今还不说老慕一句过头的话。
　　第一次给老慕送钱的时候他是忐忑不安，非常害怕的。恐怕老慕拒绝。拒绝了，不仅脸面上挂不住——脸面算什么呢？那简直就是对他政治生命的否定和枪毙！
　　他敲门进屋后，慕市长正在家里，便说听说大嫂出国，表示表示，就掏出1万美元放在了桌子上。当时他紧张极了。但慕市长向他微笑一下，就伸手把钱收起来了。笑得和做得都非常自己人的样子。他立刻感到：“关系到位了！”支票到手了！
　　的确是一张能够兑现的支票。慕绥新提出让夏任凡当沈阳市交通局局长，但市委常委会没有通过，此后再提任何人当交通局长，慕绥新全部一票否决，致使市交通局3年没配局长。为了给夏任凡解决级别问题，慕绥新另辟蹊径，提议把客运集团从交通局里划出来，升格为市政府直管企业。这样夏任凡这位客运集团总经理就跟市交通局长平起平坐了。当然慕绥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许多充足的理由。他认为夏任凡能干，是个人才，这么动一下也很符合改革的要求。
　　从此夏任凡忠心耿耿地拥护市长，爱戴市长，成为市长可以任意移动的一个可靠的棋子。慕市长太需要下级的拥戴和忠心了，太需要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了，这样沈阳这盘棋才能走活。
　　而下级们也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市长的赏识和重用。
　　怎样把两个“需要”连接起来呢？正常的渠道不是没有，只是被人们有意地忽视了，最终使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程序和装点门面的东西。人们在走捷径，在使用秘密武器，那就是送钱和收钱。虽然是行贿受贿，但手伸磨眼也得挨。


　　慕绥新反思说：“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钱来做润滑剂。”
　　上润滑剂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时间选得不对，就会出师无名，显得生硬，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把事情搞糟。汽车需要保养的时候，才能上润滑剂，人也一样。逢年过节，出国住院，上党校学习，都是好机会。所以，2000年夏天，慕绥新在北京住院，成了送钱的黄金季节。
　　那时候马向东已经倒了。慕绥新从外界看还没有什么问题，他还照常出国，照常到各部门去发表指示，意思是，你们大家可要看好了，我慕绥新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假象的确把人们唬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