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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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鞍山市有关方面了解到，1998年，林福久之所以能当上税侦分局局长，是因为“一直有人在背后帮他”。当时大家都反对林福久当税侦分局局长，可“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还是被宣布出任税侦分局局长”。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当时打算让林福久到内保分局，可有人打电话不同意！”如果没人在背后支撑，他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地步吗？难道他是游离于整个公安队伍之外的“独行侠”？是谁使他“带病”一路飙升？又是谁为他的腐败大开绿灯？
林福久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恶棍、强盗，却能在鞍山这块地盘上，长期占据着检察院税检处处长、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公安局内保分局局长这些要害部门的要害岗位，这该是谁的责任？这不等于把硕鼠放进了米仓，把强盗迎入了银行吗？
在2000年政府机关103个处级行风评比时，他任局长的税侦分局全市倒数第一，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领导干部，没有不对林福久有意见的。“可他为什么依然能够稳坐泰山呢”？一个普通警察“如果没人在背后支撑，他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地步吗”？
可怕的事实是，这些不仅没有给林福久带来丝毫“麻烦”，他还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有魄力的好干部？
公安历来是双重领导，对林福久这种坏人的任用，有关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是无意失察？还是故意放纵？当初提议和拍板重用林福久的人，如今要负什么责任？总不能让那些本该选贤任能、造福社会的人，却滥用职权、重用作奸犯科之徒，而不付出必要的代价。
林福久在鞍山市横行数年，恶贯满盈，臭名昭著，怨声载道。“林福久太黑”、“林福久是酷吏”、“是霸王警察”、“富豪警察”、“流氓警察”，在鞍山市几乎路人皆知，到处疯传，民众早就多有揭发举报。有关部门为何充耳不闻、不及时作为？是麻木不仁、渎职，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据新华社消息，此案由于中纪委的直接介入，才势如破竹、真相大白。这又是为什么？按我国行政序列级别论，鞍山是地级市，该市的公安局是副市级或县处级而已，而公安分局的局长，按常理则是名副其实的科级干部。以上推测倘若成立的话，林福久官位再大，充其量不过一个副处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副七品芝麻官”，一个小小的“腐败麻雀”，竟有劳中纪委的“大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是否因为涉罪案值巨大？还是关系网错综复杂？如果中纪委没有插手，或者说至今仍袖手旁观，那么林福久会怎么样？能不能依然逍遥法外？对此，当地有关方面要负什么责任？
还有一个现象在这起案件中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当地有关单位，一直对新闻媒体封锁消息。是的！清水衙门出了一个“富和尚”！鞍山的法律部门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贪官！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们理解鞍山的纪检司法人员，都有强烈的荣辱感，家丑不愿意外扬。鉴于案情重大，牵扯面太宽，怕案情传到社会上去，会影响正常办案；每位专案人员都有很强责任感，有严明的纪律，怕新闻媒体惹是生非，帮倒忙，一直守口如瓶。反正整个案件在爆发那一天起，一直是在严格保密、严格纪律的状态里进行的。直至今天被告人的律师，还不愿意提供判决书。其高度保密的程度就可见一斑。
还好，我们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千方百计把案件的进程，尽快地报道出去。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近万条消息，在各大网站也贴出了几千条新闻。无疑，这些对案件的进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为此，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新闻单位没有声音，网上没有消息，那么，这个案件能不能这么快结案呢？
林福久本该是人民的卫士，正义的化身，却异化为明火执仗的强盗，其种种方便条件和宽松的环境，是谁提供的？我们不能因为林福久被绳之以法，就淡化和模糊了有关人员的责任。
在我们侦破的所有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中，都有一个铁的规律，那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林福久案却很神奇地成为孤立的惟一。难道这正常么？这可能么？总之，应当有人为林福久案“买单”，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或绳之以法。我想总不该叫林福久寂寞地唱独角戏吧！
副部长走向被告席
海剑
李纪周案发时近58岁，是副总监级警衔的高级警官，同一级别的警官全国仅10人左右，相当于军队的中将级军衔。他被定罪，成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被定罪的最高级别执法人员及纪律部队官员。李纪周案件，被誉为中国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中纪委和监察部在通报李纪周案件时，还透露了李纪周为赖昌星干的其他事，诸如：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指示福建公安部门要为远华走私的汽车上牌照等等。据称，李纪周在回答有关方面询问赖昌星所给的钱是否属于贿赂的时候，显得很无奈，几次说的都一样：“按照中国法律，算吧。”
李纪周当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时候，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是当时中国警察中局长的最高标准。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后，月薪一千元左右。当了公安部副部长，薪水又涨了三四百元人民币。
就这样的收入标准，李纪周却拥有至少数百万的财富。他的妻子的工资比他还低，李纪周的财富从何而来？
方工为首的专案组揭开了这个谜底：李纪周把他的“乌纱帽”——他的警衔当做挣钱的工具，把执法权力作为“寻租”的筹码。
李纪周案的公正审理，揭开了中国打击司法腐败史上的重要一页。方工和他的战友们以出色的公诉向世人警示：执法权力不容寻租！
2000年8月初的北京，热浪还在肆虐，酷暑还在抖着余威。
8月9日，举国关注的成克杰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即判处成克杰死刑），看到裁定书，作为成克杰案第一公诉人的方工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当然，他松口气的感觉和表现纯粹是朴素的“相对论”。他不抽烟，不可能“一壶酽茶一包烟、吞云吐雾赛神仙、优哉游哉一天又一天”。他也不大会一张报纸一杯水安安稳稳坐够半小时。不是因为他缺乏坐功，事儿太多，仅仅日常的听取案件汇报、阅批案件就够他忙活的，何况众所周知的他工作主动、细致，为人随和、热情。
8月10日，方工并没有休息。像往常一样，桌上排着四五摞案卷，堆得高高低低、略显凌乱。他翻看着、记录着、批写着。虽然他常教育属下案件不分大小、一律认真对待，不过，他现在的确是没有前些时办成克杰案时那么大压力，那么沉重的受挤压的感觉。释去重负的心情，甚至使他感受到了早秋的丝丝凉意。
电话响了：“方工，我是老叶。下午一同到高检开会。1点钟走。”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上诗说话历来简明扼要。
这个很平常的电话却让方工隐隐有了一种大案又到的预感：分院副职一般不会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议；自己一直主管办案、直接办案，去高检开会当然与办案有关；以往所办的大案，都是在高检检委会上接受的任务。今天去开会，没准儿又有案子交办，有案子还小得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室。
下午1时，叶上诗、方工和市院副检察长刘漳南准时到来时，高检院副检察长梁国庆、赵登举、赵虹、张穹、政治部主任邱学强、公诉厅厅长姜伟、副厅长白贵泉已经就座，没有其他人。方工的预感愈发强烈。
赵登举：“通报一下对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以来的进展情况……”
果然！
梁国庆：“北京市检一分院办理过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司法界、法学界和社会舆论都反映很好，中央和高检院也很满意。今天上午，高检院党组研究决定：李纪周案由北京一分院负责公诉。为提高效率、加快进度，明天就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与侦查部门合作，梳理现有的证据，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一分院尽快成立专案组。公诉厅建议方工同志担任第一公诉人，大家看怎样？”
领导们赞同的目光集中向方工。
方工看到了诸位领导眼神里面的信任和期待。
虽然方工给人的印象多是平静、沉稳，这么多领导的如此信任还是让他有些激动。他知道，这样的案子备受国内、国际广泛关注，影响大，整个办案过程要求极严、质量要求高，要经得起时间和公众的检验。这类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取证难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李纪周是一个老公安！作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高级官员，反侦查能力自不待言。对于他方工，一言以蔽之：任务艰巨、公诉难。高检院领导直接点名让自己担任第一公诉人，何等的信任！方工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责任重大。他的语调显得有些不稳，但很坚定：“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遴选新的公诉人
从高检院归来，刘漳南、叶上诗、方工立即向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海峰做了汇报。汇报后，一分院党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专案组的组成人员。
方工提议从公诉一处抽人，这多少有些出乎其他同志的意料之外。因为按多年来的惯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一般由公诉二处办理，他们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公诉一处办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是长项，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力量相对弱些。如此重大的案件交给这类经验不怎么成熟的公诉一处，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方工，是怎么考虑的？
方工谈了自己的想法：一是公诉二处几位业务骨干办结成克杰案刚刚二十来天儿、办结李平案刚刚十来天儿，都很疲惫，应适当休整；二是办理大案是培养、锻炼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该给公诉一处的同志锻炼机会；三是这类案子虽非公诉一处的强项，但公诉一处有几位同志也具有承办如此大案的足够的基础、条件和实力：
王忠华，市检一分院公诉一处处长。1979年从部队转业到海淀区检察院干了十年起诉工作，承办过各式各样的大案要案；因为业务能力强、办案质量突出于1989年调至市检分院（一分院前身）起诉处经济案件组（公诉二处前身），当时方工任起诉处副处长；1991年底到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参加过半年培训，1996年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本科学业，1999年完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生班学业；1992年6月起任副处长，1998年4月提升为处长。先后办理过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法轮功”组织骨干李昌、姚洁、王志文、纪烈武等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经营案（1999年）等，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同志们公认他踏实认真、不怕吃苦、肯动脑子钻研业务。他先后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1次，1997年被评为中共北京市国家机关工委先进工作者，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多年来，不但注重提高自身修养，还善于组织协调，善于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全处队伍管理和业务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公诉一处也成为院里的先进单位。
朱兰，主诉检察官。1984年在北京大学完成四年学业分配到市检分院。工作之余继续刻苦自学，1987年又完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北京大学法律本科学业。有13年的审查起诉工作经历。1999年通过严格考试首批被任命为主诉检察官。十多年来办理了不少有影响的大要案。提起他，同事多会说：经验丰富，头脑清晰，勤奋肯干，业绩突出，不爱张扬。
陈速，主诉检察官。1994年大学毕业就到公诉一处工作，1996年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1999年年度考核优秀并被评为首都五好检察干警、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曾参与办理市直某机关下属的上市公司海南民源农业发展公司（股票名“琼民源”，是“中关村”前身）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案。该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直接导致2元的股票飚升至24元而停牌。年轻的他，已经历过大案考验。在同事眼里，他肯钻研、工作努力，业务素质较高。
书记员王大东，法学硕士，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学习勤奋刻苦，法学理论强，书写又快又好，精通电脑、办公自动化和多媒体示证系统。
这些同志的共性是：政治可靠，责任感强，事业心强，业务素质高，团队精神强，能互相配合，形成合力。
党组会经过充分研究，采纳了方工的建议，确定由方工与王忠华、朱兰、陈速共同组成公诉人阵容，王大东担任书记员。
为保证李纪周案查办工作的高效进行，北京市检察院指派审监处副处长权利新、代理检察员石磊准备李纪周案的二审工作，并与一分院的同志共同组成“8·10”专案组。8月10日晚上，专案组的同志们匆匆与家人告别，集体进驻高检院西区的招待所。
卷中初识贪官
1944年12月18日，李纪周出生于延安，他的父亲是名老红军，安徽省金寨县人，参加过长征，延安时期已经从事公安工作。建国初期进入公安部工作直到离休。他的母亲也是老红军。老两口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走完长征。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纪周走上先穿军装、再穿警服的人生之路，颇有子承父业、顺理成章的味道。1969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随即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成为一名军人。1979年11月转业到公安部消防局工作。这些，比起一起玩耍、在公安部大院长大那些的孩子，还不至于使他产生多少优越感；相反，他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一条腿残疾（也许让人费猜疑，军队和公安机关都对身体条件要求很高，当初他是怎样成为一名军人、又怎样进入最高公安机关的？二三十年了，没人能说清。有人推测，与他的革命家庭出身有关：我们愿把虽然身体残疾却是仅有的一个的儿子献给祖国边防，谁能说不感人？），时有自卑感。真要找出他与同伴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他不如小伙伴们活蹦乱跳。他身体弱，以至于十来岁了，他父亲有时出门还背着他，乘公共汽车还为他占座位，怕他站累了、挨挤了。
计算起来，李纪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41岁了，而李纪周也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先前公安部宿舍在木樨地，每天早上有班车接送。有经常坐这一班班车的人士回忆说：“他爸爸真是疼受这个儿子，经常早早地起床，到班车上占一个座位给李纪周。”父亲1998年去世，时年95岁，而这年年底李纪周即被“双规”，所以也有人感叹：“幸亏他爸爸‘走了’，否则不知会多伤心。”
“干干净净”，这是多数人评价李纪周所通用的一个词，而且，“他的头发总是弄得锃亮，根根细致，根根到位”。公安部里的老人评价李纪周是“懂礼貌”，在部里如果碰见老人，有职务的，李纪周一律叫职务，没有的则叫“叔叔”、“阿姨”，即使后来他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仍然如此。有人观察到，在部里食堂吃饭，打菜的师傅给别人半勺，给他会是一勺。当然，这时李纪周已经是副局级了。“不过，很难说别人是冲着他的官位去的，与他同级别的官员也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