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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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婆并不知道支票为何物，但她听说有十五万元钱，便有些惶恐，她就毫不保留地把支票的来龙去脉给郎支书及郎军讲了。陈太婆穷苦一生，从不曾想过自己会不明不白地拥有十五万元。待冷静下来之后，太婆心里清楚，这一定是郑晓不小心拿错了红包，认为还是尽快归还才好。没想到，当陈太婆向郎军索回支票时，郎军却把脸一沉：“这张支票暂时不能给你！”
“为什么？”陈太婆心头一紧。
郎军没有理会陈太婆，而是转头对郎支书说：“爸，我看这支票有问题。”
“什么问题？”支书一诧。
郎军的脸上浮起一抹冷笑，指着那个大红公章说：“这张支票是由永丰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开出来的。这个永丰公司，就是在我们中坝村三环路段施工的单位。”
郎支书若有所思地皱紧了眉头：“一个建筑公司为什么要开这么一张高额支票给一个律师？”
郎军摇摇头，似乎成竹在胸：“这张支票不是开给郑律师的，相反，郑律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否则她也不会粗心地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红包转送给陈太婆。别忘了，郑律师的丈夫吴之明是政府高官，听说专管城市开发建设项目的。这张支票八成是建筑公司向吴之明行贿的。”
一旁的陈太婆一直云里雾里地听着父子俩的对话。但郎军的最后一句话着实令太婆心头一颤，旋即全身发抖。“行贿”这个词她已经耳熟能详了。电视上几乎每天都在讲，某某干部行贿受贿被惩办、被革职甚至被枪毙。陈太婆心底痛恨这种腐败的干部，但眼下这名“干部”，是自己救命恩人的丈夫，如果郎军说的是真的，如果吴之明被惩办，被革职，被枪毙，自己不是恩将仇报吗？一想到这，陈太婆便再次口气刚硬地要求郎军把支票还她。郎军不肯，两人争执不下，躺在床上的郎支书出面解围：“算了，郎军，把支票还给陈太婆。你拿着它有什么用。”
“什么用？”郎军两眼发出仇恨的光芒：“三环路已经完工了，占用我们土地的费用一分未给，还让您被人逼得卧病在床。可他们当官的却昧着良心吃农民的黑钱。这张支票是他们受贿的证据，我要去告他们，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年轻人愤怒的表情把两位老人都震住了。郎支书沉默了一会儿，叹着气说：“郎军呀，别这么冲动，免得惹火烧身。咱们当老百姓的，能告谁去？朝朝代代老百姓都是处于最底层，想翻身，比登天还难。”
郎军既不听父亲的忠告，也不理会陈太婆的哀求，依然我行我素，嚣张地声称要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民告官官司。陈太婆随后几天多次找到郎军索要支票都被拒绝了。无奈之下，陈太婆只得再次来到郑晓家里说明原委，以防不测。
陈太婆讲完时，吴之明已是满头大汗，事情终于向自己预料到的最不利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该怎么办？郑晓亦然心潮起伏，懊悔当初的粗心大意就要酿成大祸了。她虽然憎恨自己的丈夫竟已走向贪赃枉法的道路，但他毕竟是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如果丈夫真的出了什么事，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将面临支离破碎的境地。身为律师的自己将有一个负罪的丈夫，这是一种耻辱，年仅几个月的儿子将痛失父亲的疼爱，这是一种悲痛。如果将来丈夫站在被告席上，身为大律师，郑晓却不得不面临无法为亲人辩护的尴尬无奈和痛心疾首。陈太婆怔怔地望着神情懊丧的夫妇二人，不敢吭声。
郑晓心情沉重地低头闷想了一会儿，抬头看丈夫，恰好与吴之明的视线不期而遇。就那一瞬间，郑晓从吴之明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一束仇恨的光芒，心里一紧，低声问道：“怎么办？”
吴之明鼻子里“哼”了一声，起身去拿自己的手提包，意欲出门。
“你到哪儿去？”郑晓紧张地问。吴之明没有作答，开门走了出去，门重重地关上了，发出沉闷的响声，震得郑晓头皮发麻。吴之明走了以后，郑晓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经过一番紧张的思想斗争，她决定随陈太婆到郎家去一趟，希望能说服郎军交出支票。她知道这样的举动不但有些卑微，而且毫无胜算，但而今之计，只有如此。
公共汽车像蜗牛一样慢吞吞地爬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中坝村。天已经全黑了，郑晓搀扶着陈太婆，在坎坷不平的乡间道路上摸索向前，径直到了郎支书家。恰好郎军正在家中，虽然郑晓尽量掩饰心中的不安，郎军还是一语道破了她的目的：“郑律师是为支票的事来的吧？”
既然对方直言不讳，郑晓也不好否认，便点了点头。屋子里的气氛一开始便紧张起来，没等郑晓开口，郎军便关了门：“郑律师，我可是丑话说在前边，支票我是没办法交给你。我不是贪图这十五万元人民币，也不是针对你郑律师要故意为难。你是个好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你得为我们这些农民想一想，大部分土地被占去了，又得不到半点补偿，这日子该怎么过。这些补偿费早就该发放了，可到底去了哪儿。你已经看到了，我爸爸已经被逼得卧床不起了。有人怀疑是他吃了这笔钱，我们是有口莫辩。现在我要用这张支票作证据，要上访。我不想把谁告上法庭，只想让政府知道有小辫子被抓住了，希望他们能尽快把土地补偿费发下来，还我父亲一个清白。”
第二部分：乍暖还寒盼星星盼月亮
也许是出于对郑晓的尊重，郎军说这些话时并没有表现出有多激动和愤怒，相反平静得令郑晓发怵。郑晓心头琢磨着郎军的话，思量着策略。既然大家都已打开天窗说亮话，过多的掩饰和委婉都是多余，甚至是愚蠢的。略一思忖，郑晓决定把心底的话说出来：“郎军，我知道我不论说多充分的理由都是牵强的，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本着求你的态度来的。你能不能把支票交给我，我没有把握，事实上也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向你澄清事实，向你表明态度。我们前无冤后无仇，如果说现在有矛盾，也不是我们俩人间的矛盾，而是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我是个律师，不该说一些有悖原则，有背政治的话。但我今天不是以律师身份来的，而是以吴之明家属的身份来向你求情的。说实话，在陈太婆今天到我家之前，我和吴之明对这件事真是一无所知。那个红包是谁送的，里面装的什么，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在芸芸官场之中，吴之明只是个小角色，他根本无权安排诸如土地补偿费之类的大事。即便有人借我们办喜事的机会送红包行贿，那只是对方的一厢情愿，我们根本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了人家的圈套。吴之明为官怎么样，作为妻子，我很清楚。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完全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太挡道，是人家的必经之路，人从肉市过，不得不沾腥。我这么说，并非蓄意为他的过错开脱，我是打心底相信自己的丈夫不是专事吃拿卡要的贪官蛀虫。如果他真被推上了被告席，不管结果如何，都无助于解决你们所遇到的难题。而我们一家，则将从此低头做人。我和之明即使可以顶住这些压力，但我们的孩子……”
郑晓喉头发鲠，再也说不下去了。陈太婆早已大受感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啜泣着。老支书郎在琪躺在床上，狠命地抽着卷烟，烟雾迷朦之中，老人刀刻般的脸上阴冷得仿佛冻上了寒霜。然而郎军似乎无动于衷，始终似笑非笑地听着郑晓的表述，末了仍是坚决地摇摇头，伸手抹了一下脸，慢慢地说：“郑律师，别口口声声地说求我，咱们无任何恩怨纠葛，不存在谁求谁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了，我这么做，不是要和你为难，也不是存心将吴先生推上法庭。我们也是苦难之人告官无门，恰好就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郎军，我是诚心诚意求你来了。你们找政府要土地征用费，可以用很多种方法，为何偏偏要在这张支票上做文章。”郑晓见郎军油盐不进，语气中也多了一分责难。
郎军并没理会郑晓的责问，只是淡淡地一笑：“我们还有什么方法，郑律师不妨帮忙出出主意。”
一句话问得郑晓哑口无言，只傻傻地望着郎军，眼眶里渐渐涌上了泪花。房间里开始了令人窒息的沉默。郑晓的心情在沉默中变得灰暗而冷清，一股凄凉的感觉开始在全身流淌，泪水悄无声息地顺颊而下。素有“小铁娘子”之称的郑晓，在记忆中近年来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流泪。是为自己的“铁嘴”说不动一个年轻无为的农民而惭愧，还是为自己的丈夫即将面临的困难而痛苦，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自己的心头，有一种交织着屈辱、悲伤、憎恨与失望的复杂情感在涌动，慢慢地凝结成一股强气流直往上冲，堵住了胸口，堵住了喉咙，闷得发慌，闷得头昏脑胀。
郎军也并非铁石心肠，郑晓的神情他看在眼，渐渐地动了恻隐之心。但一眼瞥见病床上的老父亲，想他风光一辈子却受后生侮辱，积郁成疾，郎军的心头又升起一股无名火。局面就这么沉闷着。约摸过了二十分钟，许久一声不吭的郎在琪终于发言了：“郎军，别为难郑律师了，土地征用费的事情她做不了主，咱们应该相信政府会解决这些事的。”
“政府？”郎军一脸的不屑：“爸，你就是太相信政府了。政府要征地，你鞍前马后地四处做工作，村民们讨要征地费，你想方设法为政府找借口，寻客观。可是你被人辱骂，生病住院，政府管过你吗？这口气，你咽得下去，我还咽不下去呢！”
“你给我住嘴！”郎支书突然间大叫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人勉强地支撑着身子下了床，颤颤威威地走到郑晓面前。
“郑律师，你都看到了，我这把老骨头，是活生生给逼病的。郎军也是为这事急的。你放心，支票我们会还给你的。只是希望……”老人欲言又止。郑晓从老人的话中听出了希望，忙不迭地说：“郎支书，有什么想法您尽管说，我想尽一切办法让您满意。”
老人慈祥地笑了笑，点点头说：“我希望吴之明能够在市长和书记面前给咱们说几句话。中坝村数百户人家，半数土地被征用。没有了土地，农民吃饭的问题都难哪！农民们盼着政府发放征用费，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可政府一年多了没个说法，这不是个办法呀！”
老人的话句句诚恳，字字沉重，只像一计计重锤敲击着郑晓的心房。她咬了咬嘴唇，诚挚地说：“郎支书，您放心，这话我一定传到。我甚至可以拿人格担保，中坝村的土地征用费很快就会一分不少地发放下来！”
老人笑了，走过去拍拍儿子的肩膀：“郎军，拿出来吧！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还犟什么呢？”
郎军仍然心有不甘，但父亲的话却不能不听，何况郑晓已是信誓旦旦，如果自己仍然固执下去，未免太不尽人意。他决定把支票还给郑晓，但仍要留一手，以防万一。
第二部分：乍暖还寒戴上了手铐
“支票我可以拿出来，但是麻烦郑律师立个字据，写明事情的前后经过。如果事情不能圆满解决，我仍然不会放弃上告。”
“这……”郑晓有些犹豫，但很快又点了点头：
“好吧！”承诺下来后，郑晓又觉得有些后悔，自己留下白纸黑字的字据，不就是等于承认了吴之明有受贿行为吗？如果自己的承诺无法兑现或者郎军突然反悔，事情不就更不利吗？不行，决不能留下任何证据。心里这么想，嘴很快就说了：
“要不，这支票我们一起把它取出来，钱归你们，以后大家谁也不提这事儿。”
十五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郑晓以为郎军会满口答应，没想到他听后却是哈哈大笑：
“郑律师，我真不是想要你这十五万元，说句难听的话，我不屑取这种不义之财。”
这话显然有些过分，直听得郑晓脸上发烧。郎支书一见局势不妙，赶紧发话：
“不要立什么字据了，郑律师的为人我们信得过。何况事情不解决，立个字据也没用。真要上了法庭，这样的字据能起什么作用。它根本就与土地征用费无关。”
郑晓感激地望了一眼老支书，没想到年届耳顺的老人还这么精通法律。但她不想让事态扩展，决定立下个字据，只是遣词造句的确费了些心思，基本上是概念模糊，言不及义。
支票终于回到了郑晓的手中，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甚至有着劫后余生的感觉。从郎支书家出来的时候，外面已漆黑一片，公交车站还亮着灯，郑晓就向那惟一的光明之处走去。
突然，新修三环路上传来一阵揪心的警笛声，一辆闪烁着眩目灯光的警车呼啸而至，在中坝村路口戛然而止，郑晓起初并不在意，待见到几名刑警抄小路跑向郎支书家时，她才觉得事情不妙，赶紧折身向郎家跑去，未待郑晓回到郎家时，警察已到了，并大声嚷着要郎军出来。不知就理的郎军刚一出门，便被警察咔的一声戴上了手铐。
“凭什么抓我？”郎军大叫。
“你涉嫌贩毒，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警察抛下一句话，便强拖着郎军向警车跑去。仅用了不到三分钟，郎军便被抓走，不但家中的老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连黑暗中的郑晓也看呆了，傻傻地站在那里，足有十分钟之久。
第二部分：乍暖还寒发自肺腑的表白
郑晓连夜摸黑赶回家，一路上心情沉重。刚才发生在郎家的最后一幕，令她现在仍然心有余悸。她清楚地听见警察说郎军涉嫌贩毒。对郎军，郑晓没什么好感，对他的为人也不清楚。但是不是涉嫌贩毒，郑晓根本无从得知。但她总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巧合。会不会是吴之明做了什么手脚？如果真是这样，刚刚好转的事态又会被搅黄。可吴之明何苦这么做呢？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直到晚上十点，郑晓才回到家中。
吴之明正在客厅里与人通电话，见郑晓开门进来，迅即挂断了电话，强打着笑脸说：“回来了！”
郑晓爱理不理地“嗯”了一声。
“你去了哪儿？”吴之明又问。
郑晓没吭声，从提包里掏出那张支票，扔在茶几上，没好气地说：
“喏！支票我给你拿回来了。你自己好好处理，不要再惹出什么麻烦事，否则谁也帮不了谁。”
吴之明一愣，迅速抓起支票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停，似乎是在辨别其真伪。待确定支票的真实性后，他如释重负般地吐了口气，喃喃道：
“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好是好了，但我要告诉你，”郑晓毫无表情地说：“这支票是我借出来的。”
“借？”吴之明不解：“这支票本来就是我们的，怎么说是借呢？”
郑晓没想到吴之明这么厚颜无耻，心头突地升起一股恶气，脸上涨得通红。
“你还有脸说这支票是你的？这是不义之财，是人家告你受贿的证据。我几乎赔尽了脸面，说尽了好话才把它找回来。我不想要这些肮脏的钱，也不想它玷污我们的家。我只想你赶快把它退还人家，干干净净地做你的人。”
吴之明的脸刷地阴沉下来，说话时有气无力，声音如蚊子嗡嗡：“他们有什么要求？”
见到丈夫沮丧的表情，郑晓的心也软了，语气也不像刚才那么强硬：“他们希望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