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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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已经写了很久了。第一次是一九八〇年，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觉得我终于可以写那个一直想写的故事了，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故事，那是多梦时节的故事。于是，我就开始慢慢写出来，陆陆续续发表在《观察家》杂志上。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有二：第一，那时候我还把握不准叙述的分寸和语言，甚至我自己也没明白那个故事究竟在哪儿。第二，那时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不留神就伤了谁。因为你写的大人小孩不一定都高兴。于是，我就先停了下来。
差不多十年以后，黄永玉叔叔写了一篇纪念李可染先生的文章，精彩地描述了我们大雅宝。我看了以后就到黄叔叔、黄妈妈家喝茶，黄妈妈就是梅溪阿姨，她是个文学家。
我说：那篇文章写得实在太有意思了，只是还是太短，你应该写成一本书才行。黄叔叔说：你梅溪阿姨一直就想写一本关于大雅宝的故事，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小白帆》，可是一直没有开始。梅溪阿姨对我说：真的，咱们应该写写，我以后会写的。你年轻，更应该写，你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我赶紧说：是啊，是啊。
于是，我就似乎有了个使命，有了个承诺，磨磨蹭蹭终于把这本书写完。其实这本书是过去黄叔叔散文的伸延，是对大雅宝另一个视角的解说。
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住过很多胡同，对北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记忆。来到海外年头长了，那记忆就更加清晰。听说那些胡同和古迹都在迅速更新之中，我就想用自己的系列纪实小说，给北京勾点儿白描的画片，以此留念。
我想自己至少还可以继续写《先农坛旧事》、《景山东街旧事》、《白家庄旧事》、《香山·圆明园旧事》、《帅府园旧事》、《半步桥旧事》、《南池子旧事》等，看来差不多有八本书了。这些书讲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胡同里发生的故事。
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就是这本《大雅宝旧事》。
第一部分第一章 生正逢时
我三十二岁的时候，还蹲在监狱里什么都不是呢。九斤老太说得好：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也许眼泪汪汪地自我辩解说：我们没赶上改朝换代的好时光啊。哎，全耽误了。哈。我爸有时候运气特别好，正关在延安另类窑洞的时候，突然国共说好了要合作，于是中共中央就同意外国的记者来看看这个黄土堆里的理想国，接着有个国内的记者代表团也要来住一段仔细参观，这样延安就得接待这群记者了，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人手就不够了：好多人都正关着呢。后来我看了美国史沫特莱写的报道，也看过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他们写的是蜻蜓点水的仓促感受，但他们的到来至少促使中共中央决定放出来一些人。
于是，我爸就属于必须暂时放出来的其中一个，因为他有很多上海和南京的朋友。组织上和他谈话，为了理想国的美好形象，不要和他们乱说话。于是我爸就什么话都没说，组织慢慢就看出来他也不像特务了，还是像个好人。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大家都成好人了，杜矢甲也放出来了。杜矢甲也是从东北来的，他是从哈尔滨来的，是个歌唱家，专门唱夏利亚宾老唱的《伏尔加纤夫曲》。他觉得自己就是夏利亚宾再世，在街边买了双俄国的皮靴，但是因为太长了，膝盖不能打弯儿，就只好背在背上，当个道具。爸爸作的《玄与素》就这样一路唱到延安。那晚上，他挺身而出为我爸仗义执言，第二天会议就改成要他交待了，他当然没什么可交待的。于是，把他也关了起来，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结婚，更没有生病的孩子，抓起来比较方便。在押送他的途中，他就纵身跳下了一口井，可惜还是可喜——那是一口枯井。自然他没死成，摔了个鼻青眼肿。他真是个火爆，这会儿，他也放了出来。大家要一齐上前线了。其实就是要上东北了。
当大队人马要出发进军东北的时候，突然大家都不走了。不走的就是所谓文艺大队，他们在抢救运动中，都被扒去了一层皮。这时候和唐明皇在马嵬坡的故事形式很像，也是六军不发了。不过当年是要杀祸水杨贵妃，至少那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这个“杀”字里，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浪漫，多少施虐。“想要她就得杀她”，说不清道不明的集体兴奋，杀完了大队人马才走动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要求枪毙的人可没那么漂亮，是外号叫“王麻子”的人物。他得到康生的真传，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他捧着一碗碗红糖面条，让多少人含泪吞下，也成了很多人的最后的晚餐。
“不枪毙王麻子，我们不走。”
我爸爸、妈妈、姐姐都在这个队伍中。其实我也在，不过我在毛驴背上的一个柳条筐里睡觉，什么对我说来都没我的睡眠重要。我的毛驴和大家一起纹丝不动。因为那时候毛驴和我们一起，都相信这个童话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前进就大可不必继续了。出发的口令，干干地在夜空飘着，没有人说话。
队伍一动不动。
关于最后队伍终于走了，有许多个版本。
最让大家愿意讲或愿意相信的版本是毛泽东来了，给大家敬礼。我曾经姑妄听之，现在就姑妄言之。至少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种出人意料的解决问题方式，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老人家在北京万人大会上为“大跃进”的失败，为饿死千万百姓的过失，也是用三鞠躬给大家道歉的。
后来我就弄不清了，只知道中国百姓愿意听这种故事，听完了就可以谅解统治者的为难，这比当年曹操割发赎罪可容易多了。
据说毛泽东来了，看到这个阵势，知道不好办了。
他突然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说：我给大家道歉。你们受委屈了。抢救运动伤害了许多同志，也死了一些人。王麻子有很大的错误，但是根子在中央，我们要承担责任。枪毙他很简单，但是他也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脾气不太好，作风粗暴一些，还是好心办了坏事。革命的力量是很宝贵的，我看还是留下他来打老蒋吧！
很多人都哭了，队伍就缓缓地动起来了，终于开始了进军。
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离开以后，一个和他们一样的读书人，大概也是因为脾气不太好，就在撤离延安的时候被枪毙了，有人说是用斧头劈死的。他叫王实味，写了一本书，名字很诗意：野百合花。可能这些花还开放在他洒血的地方。
我爸就是这样穿着一身黄军装走进北平，后来那里就改回了古名叫北京了。
一个和他一起在苏州反省院里的难友，是个诗人名叫艾青，也穿着同样的黄军装；还有在延安一起画画的胡一川，还有蓝马、凌子风等等；他们都穿着军装戴着一个红袖章，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就这样一群穿着黄军装的人走进了王府井后面的一条胡同里。那条胡同叫校尉营，这五个人的名字是：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张仃，这五人小组就这样高高兴兴走进北平国立艺专，把这个学校接收了。后来我仔细想想“接收”的意思应该是从敌人手里拿回来战利品，可这个学校是徐悲鸿老先生办的学校啊！
哦，坏就坏在“国立”两个字，那边一提国立，这边正在准备建国。所以是旧国的东西，必须得接收了。据老先生们说：那天这些戴红袖章的人，都喜气洋洋的，很和气的。很多人都记得其中包括我老爸，可是我老爸再也没和我提过这个茬儿。我问过他，他似是而非地说了几句什么话，领导决定的啊什么什么。
大概同时艾青、蓝马等等穿军装的文化人，也都在那天前后，接收着其他的什么单位。和我小时看的苏联电影一模一样，那电影叫《马克西姆的青年时代》。他也是戴着一个红袖章就去接收了一个国家银行什么的，我想爸爸就是青年时代的马克西姆。爸爸那年已经三十二岁了，肯定比马克西姆年纪大。
但是等我三十二岁的时候，还蹲在监狱里什么都不是呢。九斤老太说得好：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也许眼泪汪汪地自我辩解说：我们没赶上改朝换代的好时光啊。哎，全耽误了。哈。
你想从延安窑洞里来的这些梦想者，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要办的事情太多了。接收了这个学校怎么办，大概还没人来得及想。反正先为建国作准备，先成立了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是由原来的华北大学三部来管理，其实这就是延安的那个鲁迅艺术学院。
美术供应社就在我们搬到北京的草垛胡同十二号那个外面的大院子里，那个院子很大，足够为开国大典准备各种必需的东西，比如勋章、奖章什么的，比如各种大型标语什么的，比如红旗、灯笼什么的，以至后来第二年在那里用木头做了挂在天安门上的第一个国徽。同时，在那个院子里还要画很多中外革命领袖的巨像，我爸在北平学画的老同学张振仕先生那时是主力，他的素描功底一流。
他整天闷在一个黑屋子里画画，因为画领袖像必须用幻灯把正片打到整面墙那么大的画布上，那种画像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那时国立艺专就和华北大学三部合并了。大家都不拿工资，而是拿小米。应该说拿到手里还是钱，但是北平刚刚和平地变成了北京，城头骤然变换大王旗，钞票怎么算，物价乱套了，所以一切用小米的价格来计算，反正人人都要吃小米。那时候的《人民日报》每天都要刊登物价表，今天小米多少钱一斤，豆油多少钱一斤，煤球多少钱一斤等等。每天都在变化中。所以进城了，互相最常见的问题是：你一个月挣多少斤小米？
其实我们在山沟里主要吃小米，一到了北京主要吃高粱米。我后来想当时那些老教授，乍一吃高粱米不知是否适应？是否顺利下咽？我也不喜欢吃高粱米，可是在建国的喜悦中这都成了次要的事，我要说这不好吃，就成落后分子了。
在筹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爸的老朋友，老同学，差不多都用上了。我想一来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二来也让他们有机会为新社会服务。他的老同学王清芳也是画国画的，当时生活相当清苦。爸爸一有适当的活儿就让我去跑腿儿送个信儿。好在，他们家就在不远的北池子大街上。
还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刘凌沧先生，那时，每天早上就拎了一个小包来上班，没有办公室可去，就到我家来上班。我那时正好放假，他就用我做功课的小方桌。他的线描功夫一流，爸爸总会找来各种活儿留给他做。
爸爸上班之前再三嘱咐我，自己好好玩不要影响刘伯伯工作。爸爸一走，我就趴在他边上，看他魔术家一样的手，勾出来的线又匀又长，使我惊叹不已。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比我大，很用功的。我暗自自愧不如，于是找来张纸，试图用功一把，几经努力，发现自己没有绘画的天才，也没那个耐心。
从那以后他每天带给我一本日本出版的儿童漫画书，还是彩色的。我一看就入迷了，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那么幸运，居然就住在海边，用绳子把一个个罐子沉到水底，一会儿拉上来，啊！里面就住进去了各种各样奇怪的鱼，还有海星，还有海马，还有墨斗鱼。
后来爸爸找到一间大一些的房子，刘凌沧先生在那里非常耐心和精准地临摹了唐代张萱的名画《捣练图》。爸爸找来琉璃厂有名的裱画师刘金涛师傅，把这张临摹的作品用上好的绫子装裱起来。接着很多人来看这张画，都赞不绝口，我在旁边转来转去，好像因为我看见刘老先生怎么开始画的这张画，这个宝贝就和我有了某种联系。
后来刘凌沧伯伯就不用来我们家上班了，他去中央美术学院教书去了。我想这张画一定起了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孩子的想法。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时候我老爸和他的老同学蓝马正好挨着站在观礼台上，蓝马笑眯眯地对我爸说：当初咱们要不是让高扬给供出来，顺便就蹲了班房，现在也站不到观礼台上，这会儿至少得站到东单牌楼以外，和那些群众一起慢慢等着游行吧。我爸本来还很严肃的样子，这会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新的中国，新的时代，还真是让他们赶着了。他们生正逢时。那时候的北京，真像一个童话。
第一部分第二章 大喜的日子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那是一九五〇年吧，我才六岁。我妈说我五岁，因为我妈什么事情都记不太清楚，看我的样子又神不守舍，觉得我大概还很小。就算是五岁吧。其实我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可是我似乎有些语言障碍，除非讲故事，其他时间就很少说话了。
到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在建国半年以后的大喜日子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有人说就是这一天我老爸他们一起坐在大礼堂的舞台上，徐悲鸿老先生极其严肃认真地读出了发言稿。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
他老人家真是够不容易，过去办学，最多有个办学宗旨就行了，现在就得有个纲领了，就要跟着纲领走，还得仔细明白纲领的含义。如果用画幅来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实在不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候，他老先生并没有机会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穿军装来的这些人，都参加过这个座谈会，早就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对这个纲领，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了。那时候，徐老先生肯定还暂时晕着呢。
台下国立艺专的老师，不，现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了。譬如教国画的李可染先生会明白个大概齐，他曾经当过进步学生，对这种术语不算陌生。况且，他和另一位穿黄军装的朱丹先生，是当年一起学画的老同学。朱丹恰好是个革命队伍中的稀有动物，官不小，架子不大。有这样的朋友心里踏实多了。况且，李可染的太太也是向往革命、勇往直前的新青年，有邹佩珠女士相伴，他就不至于一头雾水了。新名词再多，架不住整天体会，还是可以明白个大概齐的。
董希文先生呢？油画功夫了得，人们都知道他是法国派的油画家。那时候法国油画家和革命者的意思差不多，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以反不反法西斯作为革命与否的界限。后来，在世界形势变化以后，在中国“法国油画家”就和反动派的意思差不多了，当然那是后话。
一九四〇年在延安，那些美术工作者们对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西方现代绘画曾经进行了批判，据说这和我老爸在延安搞了个《人像展览会》有关系。他在上海和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一块儿现代过一把，当然他是小老弟，那时还有叶浅予、特伟、胡考、鲁少飞等等，都一起玩漫画。
我老爸不知怎么想的，到了革命圣地，还不忘他的上海摩登漫画。自作主张一口气画遍了延安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漫画像，兴致勃勃，就开始办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