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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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高的，在国民党法庭上你就是个叛徒，是个高明的撒谎者。现在在共产党的法庭上，你还是个叛徒，还是个撒谎者！我们两样全都不是，所以我没有什么交待的，无话可说。
当时，姓高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脸一阵红一阵白。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傻了。当时，是战争时期，动不动拉出去顺手就给枪毙了，谁还敢这么说话？何况我爸还是已经被抓起来的特务嫌疑呢？
要不怎么说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有不信皇帝新衣童话的人，这时候杜矢甲先生挺身而出。他个子很大，几步就窜到了台前。那时我妈两眼茫茫，就站在众人前面接受大家的帮助。主席台上坐的是位名叫周扬的文艺界领导。
杜矢甲拍着胸口说：周扬同志，张仃和陈布文要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你砍了我的脑袋！
周扬慢条斯理地回答：杜矢甲同志，我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停了停，说：散会。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杜矢甲和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好朋友。
也是，周扬不愧是托尔斯泰那俄国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译者，见过世面，拿得起放得下，判断能力很强，他那会儿估计像我妈这种人，的确不是特务，真正的特务不会这样针锋相对、话不饶人。但是这种人对运动步步升高的良好发展势头，只有负面影响。这样敲打她，一来是必要的杀鸡儆猴，都像她这么肆无忌惮还得了？二来是敲山震虎，你看杜矢甲这样的特务就坐不住了。他的判断能力，远远超过了胡萝卜大侦探，毅然决定不要再和我妈妈继续纠缠，分散会议的火力。于是，断然结束了这个会议。
按说周扬先生和我爸我妈都是从上海滩来的，他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清二楚，爸爸作的《往昔岁月》
怎么就认定我爸是特务呢？我现在想：
首先，可能他觉得要是他的立场不特别坚定，康生他们没准就该拿他祭刀了。
再说，我爸我妈在上海也都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坚。要细分，他们可能是属于“论语派”，我妈就是给《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写稿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我爸是给《上海漫画》、《时代漫画》、《万象》画画起家的。这都是邵洵美和张光宇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怎么也不能算得上是坚定的革命派，按鲁迅先生的意思，这些人广义上还都是在给统治者帮闲，还都是风月谈而已。不像周扬他们直接在我党的领导下，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所以同是从上海来的，还都是文艺界的，但是我爸我妈那时候都没有读过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直截了当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们根本就是糊涂到拿自己不当外人，可是我们的党，为了党的利益，在还没认清你的真面目之前，一定要把你放到显微镜下面，弄清你历史上的一点一滴，你的家族，你的血统，甚至你的灵魂深处。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周扬先生是个有限度的明白人。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3）
二十多年以后，当他被当作敌人押到台上，被“革命群众”开始侮辱与批判，他才第一次明白：愤然而无能为力，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同时也明白了，原来冤案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在这对他说来空前的高压下，他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明白了，人性在足够的压力之下是可以变形，可以异化的。
北京人过去都把公共汽车上车的踏板称为“变心板”。
没踩上去的人，都在喊：往上挤呀！车里面还有地儿！
在人们踩上这块板那一刹那，就开始拼命喊：行了，别挤呀，等下趟吧！
过去周扬一直在车上，还有皮座，他自然完全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反动。或许他心里就真诚地认为：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然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于是就有了明确的俯视感。他那时完全没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绝不会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动心，敌人的痛苦，或懦弱者的痛苦都是可鄙的，那一切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后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雷锋先生总结得好，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无情。说得真妙，他只是没说清楚怎么去区分谁是同志，谁是敌人。
你说当时周扬先生挨斗了之后是糊涂了还是明白了？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官复原职之后，还记得落难时候的体会，这也是百里挑一的。真不容易。
周扬先生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还是一身洁白西服，风流倜傥的摩登青年革命者，不过他已经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党内领导人，因此，自然对又硬又倔、不大服从领导的鲁迅先生，大不以为然，自然和将鲁迅奉若神明的冯雪峰结下了梁子。
其实，他也只把鲁迅当成统战对象，按党的政策该拉就拉，该打还得打，不能惯这些老小孩自以为是的毛病，长此以往，那还不得蹬鼻子上脸？
谁会想到鲁迅他老人家作古之后，被毛泽东先生钦点为民族英雄，并被立为半神。
周扬先生到了延安，自从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吃了几次饭以后，就有被伯乐调理过的千里马感觉了，四蹄腾空、白马过隙，很快就升华成了一个合格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像我干爹朱丹先生，他也和毛泽东主席多次一起吃饭，我干爹得到的感觉是还得吃多、吃好、吃妙，及时总结吃的感觉和艺术，免得和领袖谈话太严肃、认真，还是谈烹饪的妙处比较舒服。
周扬先生大约从那时候起，灵魂飞升，精神境界似乎也站到可以差不多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了，那他就自然大可以俯瞰众生了。
所以，当毛泽东主席肯定了康生同志的清党能力、肃特能力和判断能力，周扬先生这时就明白了，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趋紧跟康生同志的思路，对敌人决不手软，原则至上、大义灭友。
在延安的熔炉中周扬先生就变成了原则的化身，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完全和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权的执法者毫无二致。多少艺术家、文学家一生的命运都在他的倏忽间拍板决定了，他们的姓名或者性命眨眼间就被勾销了。
例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部有个人名叫石泊夫，三十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比我爸和他的关系近多了。可是，一夜之间，石泊夫先生被指认为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为自己表白。周扬眨眨眼，好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坏蛋在表演而已，根本没有为他说一句开脱的话。
于是他和我爸一样突然被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他的太太不知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或者你我都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心情，半夜里亲手把窑洞的门窗仔细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当时唯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安然长睡。
第二天一大早，周扬在涂满白霜的操场召开的大会上，严肃而平静地正式宣布了这件事。他不会设想这可能是一个冤案，他倒是注意到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有些不安，他感到有责任，于是说了几句可圈可点的话，后来这句话就成为不断发生的无数类似悲剧的标准定性说词：
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周扬虽然这样平静，我想他的心里也不会毫无感觉。也可能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频频发生的情况下，他放了我妈妈一马，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反正我爸已经在押了，加压太狠了还会出新的悲剧。接二连三出这样的惨案，将会影响节日般革命中的欢快。
也可能在延安，他当时真正明白的是：我妈这种人，也是非常难缠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被轻易击垮，然后俯首称臣，慢慢地自愿改造。当时他果断挥挥手，说：今天到这儿了，算了。明天等通知。掌握斗争会是门艺术，当时周扬在文艺界算是高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狠手后头还有更狠的手。应该说，周扬在老年时期，或许是在狱中就开始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慢慢开始反省或忏悔自己当年的“原则至上”祸及多少无辜者，这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他或许不知道，这时的果断结束会议，居然救了我一条命。
第五部分第十七章 运动就是生命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我妈就这样回到自己的窑洞，就这样抱起了我，二话没说，奔出窑洞，要把我送到医院。
几十年以后我到延安，晚上还是如此的死寂与荒凉。那时我们住的窑洞离开号称中央医院的地方，还隔着几道山梁。半夜三更，十冬腊月，荒山里到处有恶狼在悠闲地散步。我妈生我哥哥的时候，就有只恶狼来造访，所以我哥哥才起了郎郎这个名字。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给你讲这个故事。
我妈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抱着我冲入黑夜。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爬过那几道山梁，而且还要过一条河。没有任何光源，那时人们走夜道只有用火把，就是有人带电筒来延安，也没地方去买电池。她抱着我跑了大半夜，第二天清晨浑身脏土和汗水的她，把我抱到了医院。医生听了听，量了量体温说：急性肺炎。〖〗《陈布文像》，爸爸画的妈妈可是医院里病床已经满了，况且看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有活的希望。医生看看我妈妈那个样子，就知道我妈绝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也不是任何重要人物的太太。如果是，这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好在那时候革命同志有限，人情味还是很浓的。医生诚恳地说，医疗设备有限，人员也有限，你自己照顾孩子吧。
我妈妈很懂这一套，她很知足地找到屋角的一个草垫子，好心的护士给了她一个床单，妈妈就把我放在那里。
妈妈就守在我身边，给我喂水。等护士发药的时候，妈妈就要来一份，给我喂药。我就这样大模大样、无声无息地在那里躺了两个星期，居然一天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妈妈也哭了起来，护士说：哈，这孩子竟然活过来了，你还哭什么哭？
妈妈这时候才慢慢缓了过来。这时她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了，本来她以为自己从此就瞎了。是发现我掉到地下，一着急眼睛就好了？还是在荒野中找路的时候，就看见了？要不就是在照顾我的这些天，因为需要眼睛，所以视觉就奇迹般地恢复了？虽然这都不合乎医学常识，奇迹就在我们家最麻烦的时候出现了。
这都是奇迹，要不她看不见如何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怎么过的河？就是她可以看见的时候，平时她也做不到。半夜三更自己翻几道山梁，要过一条河，还要同时听着狼大爷们爽朗的笑声。
后来很多年，她还说是我治好了她的眼睛。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是她怎么捡回来了我的这条命。好在那时候组织是很体谅人的，周扬也是个关心运动健康发展的人，看我妈也是交待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我又命在旦夕，就把我们娘儿俩扔在医院里没人管了。
我妈妈就这样把我从死神手里给生拉硬拽回来了，还顺便把眼睛给治好了，还顺便躲过了这场扒层人皮的运动，名字还很好听：抢救运动。嘿。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
那时和我们家走动最多的就是我干爹朱老丹，他就是后来黄永玉先生写的《大胖子张老闷儿》的原型。
朱丹先生和别的闹革命的不大一样。那时许多革命者都是苦大仇深，走投无路的，造反的多数是逼上梁山，造反好分田地、分铜钱。他不一样，是柴大官人上梁山，花钱闹革命。
还有一些像我爸那样有家不能回的流亡学生。他可不是，据说家里是银行家，看他的样子不用化装就是活脱一个银行家的谱儿，又高又胖，满面红光。从小在家一直美食不断，后来又爱上了艺术。据说在学画期间，曾经是李可染伯伯的同学。虽然画得没有李可染好，可是人缘非常不错，和李可染伯伯一直是好朋友。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爱国热血青年，因为抗日结社，所以他们都不得不离开了学校。李可染先生后来到武汉在政治部三厅郭沫若先生的麾下用画笔参加抗日。
朱丹伯伯就奔赴延安了，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就已经在党的领导下成了学生领袖。他那个块头，他那个豪爽快乐的性格，在革命队伍中，绝对是个另类。据说，他要不是让毛泽东喜欢上了，早就被革命熔炉淘汰八回了。
他不是个很会当官儿的人，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的幽默在于自己享受幽默，从小就给我讲了无数的笑话，有自己编的，也有趸来的。每次都是他一边讲自己一边笑，往往自己笑出了眼泪使得笑话不能一次讲完。他不管听众笑不笑，自己先笑好了再说。
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
小时候，他最喜欢我。因为我很迟钝，说话很慢，成了他幽默的最佳发挥对象。在哈尔滨，我们两家就住在隔壁，他们家没有孩子又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吃零食，我自然很喜欢去。我那时才四岁，每次他给了什么吃的东西，我都要慢条斯理地问：这是什么？然后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比如，他给我牛肉干，就告诉我这是耗子肉，下回我推门进去，就说：朱丹伯伯，我想吃耗子肉。他就笑得昏天黑地，李纳阿姨也笑得开心，就又给我一小块儿“耗子肉”。
我在他家第一次吃到了起司，不知道那是什么。他问我好不好吃，我点点头，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臭脚丫泥蘸牛奶。我很严肃地点点头。他可是乐不可支，眼泪又出来了。以后我又去，慢慢地说：朱丹伯伯，我要吃脚丫泥蘸牛奶，他和李纳阿姨两个人都笑得昏天黑地。我还是平静耐心地等他们笑完以后拿给我吃。他们看我的样子，一笑再笑。我自己很严肃，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可能我可以让冷面著称的李纳阿姨这么大笑，有助于健康，有助于家庭气氛，所以很受他们两口子的欢迎。
他们就和我爸我妈商量，干脆把我送给他们算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而且以男孩子为患。我爸我妈好像没什么意见，就问我，我当时觉得朱丹伯伯不错，可是怎么就要变成我爸爸呢？我倒不是不愿意，就是不大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那是脑子特别迟钝。可能就是这样才得到他们夫妻的青睐。他们看我不甚了然，就先认他为干爹，慢慢适应，以后再说。
后来进了北京，我住在学校。到了周末有时候就回家，有时候就回朱丹伯伯家。那时候从云南来了一个小孩，他的名字是李小护，比我小半岁，是李纳阿姨亲戚家的孩子，于是朱丹伯伯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亲儿子，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弟弟。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
朱丹伯伯进城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就不断地犯错误。
他和别人犯错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