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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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办展览会。
可是他没想到那时候大家都已经是公家的人了，差不多都有了一官半职，或者将来会有更高的一官半职什么的。所以大家自然不高兴了，这可不是在上海滩玩闹的时候了。
有人记得，当时一位领导看了勃然大怒，说：怎么居然把刘白羽同志画成了一只兔子？其实我爸不会真那样做，只是那位首长不明白，漫画像就是必须夸张。您看着像兔子，其实那真的不是兔子，那绝对是刘白羽先生的漫画像。想当年胡考在《万象》杂志上画的蒋中正，你可以说像把菜刀，吴稚晖大概是棵白菜，孙科整个就是一个踢坏了的足球，谁看了都觉得有趣，当局也没因此把胡考怎么样。延安应该有一个更自由活泼、更宽松的艺术环境。
可是在思想革命的熔炉中心，我爸却被警告了。好在鲁艺担任美术系主任的江丰先生也是从上海来的，至少他见过这些，对我爸的疯疯癫癫就有所了解，要不是他的关照可能我爸早就该遇到麻烦了。
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党就明确规定了，不许画革命同志的漫画像，更不许画任何领导同志的漫画像。一直到一九八几年胡耀邦当上领导人的时候，才允许画家幽了他一默。但是很快就被有关方面坚决制止了，至今规定不能乱画依然有效，似乎还是永不过时的样子。中国人实在是个严肃的民族。过去谁敢给当权者画出漫画像，谁就是外来势力派来的敌人或者是心怀不满、别有用心的异己分子。于是我们就这样一直绷住严肃至今。
在延安时江丰先生和胡蛮先生虽然认为这些现代绘画和形式主义倾向是一种歪风，还没有上升到认为这是特务进攻延安的一种战术，那会儿大家还都比较正常，因为还没开始搞运动呢，玩儿的游戏规则大家还都能明白。
我爸虽然人还不错，传播这个歪风还是不好的。他就是那个歪风的代表了，最好反掉我爸身上那个现代派的歪风，留下一个我的革命爸爸。好在战争时期，人们不会那么较真。战争时期什么都可能发生。果然。
一九四五年三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毕加索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并刊登了他的作品《踏着圆球的女孩》。那时人们就明白了，毕加索是自己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那样一个知名人物，投身到共产党阵营，说明真理的召唤，货真价实。
对我爸来说，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雪中送炭。于是我爸就理直气壮地从箱子底里拿出来一张毕加索油画的印刷品，把它贴在我们家的窑洞里。那时的人比后来的人简单得多，毕加索已经是自己人了，他的画就没人再批判了。这张画——就是两只眼睛长在一边、鼻孔朝天的戴帽女子头像，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一直悬挂在我们家墙上。我从小每次看到这张画，就左歪右斜甚至头顶着地，试图看出来，这个女孩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我爸就是这些穿黄棉袄里的一个另类，一个怪儿童，不让他玩儿都不行。
难怪他的一位老朋友华君武不无调侃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城隍庙加毕加索。
第一部分第三章 台下的老师们（1）
中央美术学院的自由艺术家，无论他是从何而来的，无论他是画什么画的，也都着实地洗了一个烫水澡。我爸作为一个延安人到美术学院的时候，估计他的心情肯定非常复杂，真是百感交集。两个角色让他困扰，使他茫然：一会儿他是革命战士，一会儿他是画家，不同的角色要他说不同的话。
一个进步青年告诉我爸——那时候老爸还穿着黄军衣——他说：董希文是法国派的油画家，甚至留过学。颇有些汇报的意思。我老爸没有大惊小怪，反倒很好奇，问：是从法国回来的？不是，是从敦煌回来的。不过倒是真和正经八百的法国人学过油画。
他的确留过学，还真是和法国人学过画。那是在越南，在河内。他在那里学到许多地道的法国油画手法，或者说他学会了法国油画家的视觉，学到了法国绘画的真髓。如果你看过《印度支那》那个电影，你就会知道当时的越南有多少法国艺术家在那里折腾，有多么浓厚的法国意思。法国是革命的发源地，法国油画就是革命的油画。所以董希文心情愉快，在战争时期他在敦煌又临了几年的壁画。你想那个时代，愣能坚持几年在沙漠里的敦煌闭门造车，心里没有个强烈的期许，谁能呆得住？这和我爸在延安窑洞里的日子，可谓殊途同归。
董希文先生董希文的老师常书鸿先生自己决心在那里永远呆下去的时候，他多年的结发妻子实在无法忍受了，毅然决定分手了。一天，当常书鸿先生不在的时候，她一跺脚就和汽车司机远走高飞了。常先生回来以后，董希文都不知道如何通知他这个雷击般的消息。稀里糊涂说了半天，他终于听明白了之后，跳上一匹马绝尘而去。
艺术家都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可是常人还是要过人的日子。谁都没有错，错在沙漠。常先生差点儿就被无情的沙漠吞噬掉，他昏倒在无边的沙漠上。万幸的是恰好遇到了路过的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常先生没有办法捡回过去的家，敦煌就是他的家。
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稚拙和执着，一条道走到黑。
董希文就有福气，妻子张林英就甘心情愿和他留在敦煌，两个孩子就生在那里，定力十足。所以新中国的要求和变化对他说来没有什么不可适应的。他喜气洋洋、兴高采烈，自己孕育多年的构想，在这个新的时代就要应运而生了。大儿子叫沙贝，大概是沙海拾贝的意思，二儿子叫沙雷，大概是沙地一声雷的意思。似乎就在那时候前后，常书鸿先生画了一张很有名的油画，画面上那丛花红得像燃烧的火焰。其他静物都被那花朵吓得绷紧了弦，那画看得我两眼发直。这就是《平地一声雷》，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常书鸿先生要给你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那红花的名字。无论如何，这张画本身也是平地一声雷。
那个时代许多新派画家、文学家，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革命者，毕加索是共产党员，法国诗人艾吕亚也加入了共产党。可见艺术的革命和社会的革命是一致的，这的确是一种天真的历史误会。
其实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早就有过同样的误会，他在自传《我自己》中，把十月革命称之为：我的革命！然而，在列宁、斯大林对他盛赞之后，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有人说：天才的诗人，这岁数在俄国是个坎儿，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都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死去的，都是死在手枪下。马雅可夫斯基也步上了他们的后尘。老马在哀悼自杀的叶赛宁的时候，改写过老叶这样的诗句：人活着不易，可死去更难。
老马写道：人死去不易，可活着更难。
可能这和时代无关，可能和革命无关，可能只和诗与爱情有关。
董希文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就被地下党看中了。知道他疾恶如仇，当然憎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向往一个光明的中国。知道他会留下来，就请他说服留洋回来的名医、当时担任协和医院院长的李宗恩先生留下来不要走。祖国需要他，人民需要他。其实，董希文先生并不直接认识李宗恩先生，但是他和李先生的胞弟李宗津都是油画界的朋友，他们俩都是当时油画界有名的后起之秀，都是才华横溢之辈。
可以想象，北平当时兵临城下，董希文先生为此冒着极大危险单枪匹马远赴燕京大学，就为说服李家兄弟留下。董先生一片丹心如此赤诚，当时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但是结果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的：李宗恩一家，李宗津一家，都因此留在北平不走了，他们没有像另一些同样留洋回来的读书人那样不得不匆匆南下。
当他们兄弟俩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可以想象董希文先生有多么高兴。北平地下党领导人比如说彭真、刘仁，一定为新中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人才而由衷地高兴。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或许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八年之后，这兄弟二人被双双打成所谓右派，从此打入另册。历史老人开起玩笑真不含糊，让一个知名的西医大夫，一个有天赋的油画家这么兄弟俩，就因为相信了一个童话，就都成了八大山人——哭笑不得。真是哭笑不得。
那会儿，最没明白的大概是李苦禅先生，他对艺术是一腔热忱。他是画花鸟的，齐白石真正的入门弟子。他又是有名的票友，专攻铜锤。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他在耍钢叉的身段中，找到了笔法的韵律；他在举笔点染的时候，挥洒出唱腔委婉逦迤的痕迹。可是如今这花鸟画怎么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他左想右想还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第一部分第三章 台下的老师们（2）
李苦禅先生当年是齐白石老先生最得意的弟子，齐老先生这样盛赞过他：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李苦禅先生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赞扬，无过于此。应该补充一句：李苦禅先生那会儿还叫李英呢。后来据艾青先生回忆，毛泽东对他的老乡——湘潭老人齐白石老先生相当的关注。可能就是因为齐老先生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对这些于新社会或者新政权实在没用的花鸟画家，暂时就不好意思立马砸了他们的饭碗。据说，李苦禅先生还是曾经一度失去了教职。他曾经上书给毛泽东本人，年轻时候的李伯伯曾经在北大附设留法勤工俭学会读书，和毛泽东有过数月同窗之缘。
本来他和毛润芝一心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法国当局鉴于当时这些学子“品流复杂”，其实就是有一批像毛泽东这样的农民革命运动家，唯恐影响法国国内局势的安定，决定所有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律不给签证了。
真是历史不可改写，不能来个时光倒流。如果那时毛泽东去法国留学了，他在建国后或许比较可以听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建言？可是有谁知道历史的玄机？又有谁知道他方寸之间会有什么变化呀？
当时李苦禅先生借着酒劲，挥笔上书给当年的毛润芝：现在我的事情，蒋介石不管了，我只好找你了……
刚建国的时候，人情还是很浓的，都还比较像普通的人，还没修炼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那种人。经过昔日同窗的过问，李苦禅先生才勉强保住了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饭碗。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中央美术学院就这样成立了，徐悲鸿先生是院长，江丰同志为副院长，吴作人先生是教务长。我觉得我爸是个了不得的革命者，那年头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玩儿得最狂的意思。孩子眼睛中老子都是天下第一。我估计老子天下第一，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人们不知为什么开始就自称老子了，那些人可能比我还混了，当老子有什么好处？而且你当了老子就天下第一了？可笑，当老子的苦楚一时半会儿是说不清楚的，等你有了儿子才是老子，才知道老子的滋味。如果说老子是指李耳先生，说他天下第一，我还可以接受。说明你认为他老先生的哲学比较对你的胃口，各有一好嘛。你有权这么说，他也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庄子天下第一。他也有一好。我爸穿黄军装进中央美术学院的事情，他从来没和我提过。后来他糊里糊涂当了个文官以后，就成了上级。于是他的下级就对我特别热情，有的人看我比我爸还糊涂，就悄悄告诉我，我爸在这两亩三分地里，威信很高，地位显赫。那时候谁听了这还不高兴？其实我们都忘记了老子的哲学：福气就是祸源啊。建国初艺术家们联手创作的《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万岁》也就在一九五一年，这些走到一起来的画家合作了一幅抗美援朝的宣传画，这是他们在美术发展新方针下的空前绝后的一次合作，作品是《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万岁》。作者是这样刊登的：张仃、董希文、李瑞年、滑田友、李可染、李苦禅、黄钧、田世光、邹佩珠、吴冠中。
对延安来的画家来说，画这种革命宣传画真是轻车熟路，可是对原来国立艺专的教授们，这真是一个新的尝试和开始。你想这些画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画种，更不是一种风格。
董希文先生是油画家，画宣传画造型方面当然是可以胜任的；滑田友先生和邹佩珠女士都是雕塑家，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到了山水画家李可染先生大有赶鸭子上架的意思，好在他有些人物造型的底子，过去还画过人物素描；李苦禅先生的特长是花鸟写意，他习惯的是八大山人的艺术语言，不把美帝国主义点染成乌眼鸡就算了；黄均先生的特长是重彩人物线描，那至少可以勾勾轮廓线；田世光先生的工笔花鸟，也只能一起勾边了；吴冠中先生那会儿脑子清楚，这时候可不能把法国派的点彩抡到这宣传画上；李瑞年先生是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油画家，他和吴先生一样都得收着点儿，悠着点儿。现在看到这张集体创作的宣传画，似乎看到那时全民同仇敌忾、意气风发的样子。这些画家被收编之后，后来岂止是洗澡了，拿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在他小说扉页上的话来说：他们还要——
在血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浸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才可以干净起来。哎，革命真不容易。后来听说燕京大学很快就被取消了，和城里的北大合并了，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那边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在那边洗澡水肯定比这边烫多了。说到底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在新中国的领导者眼中到底还是一群比较安分的手艺人，和留洋回来的博士们相比，与工农群众的距离还是近一些的。
要是毛泽东先生不接着搞后来天翻地覆的群众运动，就让他们这么认真画下去，这些画家又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又会经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最后又会走到哪里去呢？真是无法想象。
与此同时徐悲鸿先生和李桦先生、艾中信先生、夏同光先生等画家也合作了宣传画《还要给战争贩子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在战争时期，画家的任务就是支持前线，教育人民。你看看真是难以想象，这两张宣传画居然是这些艺术大师合作的巨制。这的确是空前绝后的合作，绝了。成群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清华、北大的大院儿里，在各个大专院校里，在研究单位和文化单位里，一边洗澡，一边适应着如今的水温，看着第一个被拖出去的张东荪先生，说他里通外国，犯了间谍罪，但不予逮捕，留在家中管制。这是战争时期，大家在热水里洗澡，慢慢搓着自己身上的污泥。谁敢说个不字？张东荪先生的自辩，没有人能够相信，也没有人去听。中央美术学院的自由艺术家，无论他是从何而来的，无论他是画什么画的，也都着实地洗了一个烫水澡。我们太小没有看到，只是听老人们说，当时人们强行让法国回来的雕塑家王临乙先生，顶着铁锹跪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舞台上，说他是一个贪污犯。他的法国太太王合内镇定地坐在台下，不管多久，还要等他回家。老树影斜的时候，他们老两口，顺着东单三条往东走，穿过十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