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春锦先生接受中国教育3台访谈纪实-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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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3台访谈纪实
2009/11/14
教育台记者：熊先生您好，今天很有幸采访到您，这也是我们跟您学习的过程。
采访您的第一个问题：在两千五百年以前，老子就告诉我们：“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在教育上有什么意义？
熊先生：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直是很多的哲学家都在想追寻的一个答案。
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到底表述的是什么？实际上，中国两千五百年以前慧智同运的文化是在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下来认识事物；因此，就对认识事物的系统性、大一统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既简练又包罗万象的一个系统。说它简练，只简单地用了象数理气，加上一个“道”和“德”，来规范它，那么就称之为“一元象数理气”，就把世间的有相世界和无相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包容进去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解读老子的思想，就能比较容易清醒地了解了。所谓“道生一”，是指道处在一种虚，处在一种无，处在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状态。就像现在的西方的宇宙形成理论、天体物理理论所表述的一样，那就是整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它反应了整个宇宙形成的初始状态，从无到有，从○到一，这个数字变化过程，老子在这里主要运用数来表述世间万事万物，无相世界向有相世界转化形成的一个过程。
这个“生”，实际上就是产生、诞生、生养等等意义。“道生一”，从无到有，用一就足够了，这就是道家最简捷的一个学说。这个“一”，是指的什么呢？是一个能量体，是在原动力发生爆炸以后而释放出强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养育着万物，形成一个能量的形态，并且还带有规范性。离开这个德的完整性，就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就产生了二，二是指的属性，万物或阴或阳的属性、或可见或不可见的属性。
拿一个钢蹦儿做比喻的话，这个一元钱的钢镚儿是个一，拿在手上就是一个钢镚，但它是由阴阳两面组成的，而且这个两面是不可分离的，是在一的统一之下，并不是表现在混沌状态的一，而是已经有了形象的一。在这个前提下，这个二才生出三来。
为什么“二生三”？同样拿这个钢镚儿作比喻，它并不单纯只是两面，是不是三个面？它是个立体的。“三”，就是任何事物的产生，具有了阴阳属性以后，中间一定有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实际上既是品德点，又是能量点。这个三，就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了。
为什么说“三生万物”呢？世界任何物质有了三种元素，基本上就可以显态化、有相化，就是肉眼可以观察化，进入这个状态，如果再加上一个点，那就进入四了。进入四，那就是典型的立体化了。所以老子并不谈到，但是道家学说还是讲到，集中起来和合四相。合，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第四个数，叫做“象”。这个“象”，就是肉眼可以观察，通过后天的一些研究，可以触摸、可以观察这么一个象。
在“三”的这个阶段，基本上就称之为菱锥体阶段。它可以构成加减，可以构成一个菱锥体。
再加一个五，构成一个金字塔型。所以，最原始、最富有能量组合性的，就是菱锥体和金字塔。人类在使用金字塔的历史上，也可以验证出老子思想的科学性，也就是在三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数来演示象。象、数、理和能量，把它整体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高深的文明。
像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他在研究《易经》以后，一见到易经图以后，《易经》所表达的，就是一个阴爻、一个阳爻，很自然地就归到了老子的思想当中的一个○、一个一，他就发明了计算机运算公式的原理，这便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计算机的基础了。
这个基础也好，老子的思想也好，《易经》的思想也好，或者说莱布尼茨的思想也好，实际上，反过来又拯救了中国的文化，为什么呢？计算机使中国的文字能够数字化、信息化，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中文急需被世界大量使用的这个现象。我们自己也就不用跟在西方后面跑，去把自己的文字清除掉，去学拼音文化。
教育台记者：请问：老子的道德根文化它有什么主要的特点，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熊先生：老子的道德根文化，是一个信息的集约块。
首先，集约了伏羲时代用最简单的画卦的方法——也就是用符号的方法来表述文化；同时，集约了黄帝时代对自己本身在深度的天人合一情况下所产生的法道文化，就是人如何去法天，获得天道的一些规律，掌握地道的一些规律。这个思想，在老子的思想中是有表现的，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所产生的一个法道思想，非常完整。如果研究一下黄帝，研究一下1973年出土的帛书版的《黄帝四经》的话，这些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它包括的重点，就是修身治国，而且最突出的就是如何自然地法道，使人体内法于自然，法于大道，来治理自己的身心和治理国家。他有这个法道思想。
所以，根文化的这一部分就是重要的组织。而且，其中还有其它如《黄帝内经》，在医学上面也是归纳在根文化当中的，它也诞生在黄帝时代，虽然后代也不断补充内容进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但是主要内容还是黄帝本身的思想。
再一个，就是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里面，就基本上把伏羲的易道文化思想和黄帝的法道文化思想又进行了一次整合，并且予以提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就推出来。这个关键时刻，就是人类的慧性文化向智能文化转折的时期，也就是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两千五百年前产生的一个“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之前，就是一种慧识文化。
而在轴心时代，天体运行发生转变以后，对人类产生了强迫性地进入智能时代。也是《圣经》故事里面所讲过的，因为夏娃和亚当他们偷吃了智能果树上的智能果，而失去了在伊甸园继续居留的权力，他们非得移民到园外来。
从两千五百年前所讲的那个故事，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从两千五百年开始，人类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智能时期，也叫做蒙昧时期。这个发展时期，就是一个界限。在历史上、在文化上、在教育上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
我们这两千五百年来，基本上遵循的都是孔子的教育思想；西方，基本都是遵循着亚里斯多德的智能教育模式。亚里斯多德和孔子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出现的，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自然和必然。在这之前的这些通天达地、能够天人合一的圣贤们早就预见到了。而且，自然巧妙安排的同时也将老子推出来，也将释迦牟尼诞生出来，也将默罕默德诞生出来，像以色列人，也诞生了他们的先知，西方也同时诞生了这一批人。
这些人，都是为了将前一个历史时间段、前一个历史时期，非常漫长、时间跨度非常大的优秀文化，不管是人类优秀的教育也好，思想方法也好，还是指导方式也好，进行总结、归纳，保存下来，以等待智能开启以后，人们陷入了智能的陷阱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少数觉悟者会及时从他们留下来的经典当中，获得一种智慧，获得一种能量，重新开启智慧，在社会上取得一种引领作用，带领人们走出纯粹智能蒙昧的误区。
教育台记者：像今天现代社会中，我们如何构建中国道德根文化，您有什么建议吗？
熊先生：这个关键是在教育。
我觉得要想构建中国优秀的根文化，首先是要我们承认它、认知它、同意它，要承认它的确是我们祖先们的宝贵财富。
要想让现代的人都能认识我们的根文化是最优秀的，而且应当承传下来，对成人而言，就有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重新认识自己文化的过程。但是，目前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人们分辨不清，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的过程。通过比较的过程，将西方现在最高的文化，跟中国古代的文化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能迅速地建立正确的认知。研究东方文化的西方人，他们瞄准的并不是我们的近代教育，也不是我们近代的文化，也不是近两千年以来这区间的文化，他们瞄准的的确是我们的根文化。他们是想在那个状态下找到出路，他们认为他们的智能研究已经完成了一个七的过程，他们西方人写七是这样写（图示），倒着写，由下往上写，再写另外一拐。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到了七的拐头，已经写这一横了，他们再找新的出路，再往上走。
而我们中国人，目前还只是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完成这个七的一竖的中间点。那么，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否知道，我们的教育家、我们的思想家、我们国内从事教育的人是否认识到，是继续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跑？还是快速接续起我们的根文化？把西方优秀的东西和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把这两方面真正结合在一起，而不要等候西方人从东方挖掘出最优秀的东西，嫁接在他们的文化上，迅速跑上去了，而我们还在跟着他们完成在七的拐弯的地方再认识，到那时候恐怕损失就更大了。
所以根文化对现代的作用，这是肯定的，这个力量是无可估量的。它能迅速开启每个人右脑的生理功能，使自己的藏识，以及人类历史上自己的祖先所得出的众多经验，都能够挖掘出来，并且转变为这一生的一种潜在的能力、能量爆发出来。这些现象，西方的脑科学家研究已经发现了关于原来所说的藏识库的问题，第八识、第七识，这些意识、潜意识都是存在的，仅凭直觉和灵感是不够的。
西方在挖掘如何全面展开这个藏识库，藏识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慧识。慧识教育，在中国古代是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现在如何从孩子做起，从大人认知做起，改变智能认识，认识到祖先的这些东西是宝贵财富，同时也接触祖先们的慧识教育理念，然后应用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身上，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完成，并且产生强大的创造力。
实际上，创造力全部都有，源自于我们的慧识，而不是智能。智能只是一种后天知识的堆积、前人经验的积累，它并不能完成新的创造，而慧识可以。
教育台记者：熊先生，您原来是学医学的，我就想到当年鲁迅弃医从文，为了救国。现在您是弃医从文，就是继续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您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点是什么？
熊先生：这个得益于我从小就受到了一些传统根文化的熏陶，家里祖辈都是具有这个文化氛围吧，所以从小接受了一些老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
可以说，在整个小学之前我基本上就把诸子百家都读完了。后来，又接受医学学习，中医学也学了，西医学也正式学了，就深深地感觉到，鲁迅先生当年的一个感悟跟我的感悟有点相近，就是：医人不如医心，医病不如医心。治好一个人的病，可以解决他暂时的痛苦；但如果要是在心灵上去真正恢复人对道德的认识，可以有益于他的一生，甚至于有益于他的家庭，甚至影响到他的子孙。这个工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我走了国内很多的名山大川，特别是到了甘肃的卦台山，伏羲画卦的地方，相传是他当初画卦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情景，我特别地感触，对文化上的感触，也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震动。当时，我站在九宫山上去看那个卦台山。第一个，发现最大的缺陷是1943年或1942年国民党当时在主持政权的时候，把山的龙气、龙脉挖断了，弄了一条隧道，穿脊而过，这对我们根文化的接续和昌盛造成很大的损伤。第二个，对我最大的启迪，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复兴，我们的民族文化将会消失在西方文化的大海之中，它的冲击非常大。为什么呢？仅在卦台山的山脚下，就有一个环绕卦台山的一两百户人家的村庄。而这个村庄里最宏伟、最漂亮、最显眼、最瞩目的建筑，是中间高高耸立起来的教堂。这个教堂上面顶尖的十字架，还刷了金漆，在晚霞当中放出的那种光芒，特别给人一种启迪。意味着，虽然没有把教堂修到卦台山上，但它似乎是在告诉我：我离这个卦台山，已经不远了，已经接近山端了。
从形名学说的构成上看，这种现象给人一种深切的心灵震撼，当时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当时，我就曾经发了一个愿：一定要把我们的根文化，特别是老子的五千言，使我们的国人、每个人都能读到她。我的力量有限，起码要使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的家庭，要拥有一本。因为整个世界上唯独中国人没有经可尊，西方人有《圣经》可尊，他们从小就接受《圣经》的诵读训练，特别是世界上最聪慧、智慧最高的犹太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教导孩子诵读本民族的经典，一直都教育，一直教育到大，非常地认真。
比如你上午提及的巴伦博伊姆，他也是犹太人，他之所以能为世界上顶级的音乐家、指挥家、钢琴家，在我给他治疗的时候，曾谈起他小时候的经历，他说：我六岁的时候，已经把我们民族的经典背完了。他们家庭的教育，基本上是一个家喻户晓式的经典教育。
但是中国，我们却没有正经，没有高智慧的经。相反，在中国，是这也称经、那也称经，都成了经，乱七八糟的“经”都出来了，纯粹后天智能撰写的文章也成了“经”。实际上，就把中国文化弄得比较糟，没有一本真正能够规范人们心灵、养育人们心灵的经典，来滋养孩子，辅助孩子进步。
并不是说没有经，而是没有使用，像《易经》、《黄帝四经》、老子五千言都是最佳的经。而且，老子的五千言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例的。为什么呢？佛经是佛的弟子帮助撰写的，佛陀当年只讲经，不记述。基督也是这样，也是他的弟子后来整理的。包括中国的孔子，他也是只讲没写。最多只有《易经》的一部分内容，可能是通过他整理出来，文字记述的，但他没有动笔。唯独老子的五千言，是老子亲自动手写的，在函谷关亲自命笔而留下五千言——《德道经》。所以，这个动力，我觉着她所包含的智慧给我们教育中的启迪，可以说既是承上启下，也是提够丰富品格规范和能量营养的五千言，所以我就积极投身到公共化的进程当中。
教育台记者：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但是在两千五百年之前，老子就创立了唯德辩证法。您对唯德辩证法是怎么看的？它有哪些核心的演练？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熊先生：老子提出的唯德思想和唯德辩证法，充满他的五千言当中。他是以德，来衡量万事万物的变化、生成、长育和湮灭。这个过程，都是以德的品格性和能量性来分析万事万物的变化趋势和它的阴阳变化态势，以及它的深化过程，都是用德来进行整体把握。
因为德是用“一”来表述的，“一生二”，才生出阴阳，所以德就规范和制约了任何阴阳事物的取向，包括品质的取向、能量多少高低的取向，都已经规范和制约了。
老子也提出来一个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