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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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哪Ｌ囟遣苎┣邸６源耍馐啦蛄砹⑿滤担谧邢副姹鹬幕∩希贸觥氨τ癫皇茄┣圩允觯髡哂蒙倌晔贝闹馕Ｌ囟钡慕崧郏淙蛔抵庹苄牡谒淖樱叮种瘢ぞ菟葡硬蛔阄馐啦骸逗炻ッ翁皆赐獗唷返�16页、17页。。还有，吴世昌根据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段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认为早期抄本的一些回前总评，包括第一回前面“此开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均是棠村为雪芹的旧稿《风月宝鉴》所作的序文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至第12页、第182至第187页。。
这些看法的可靠性如何，尚需进一步证实，但读书之细、思考之勤、缕析之密，足可反映出红学考证派好学深思的治学特点。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1）
红学考证达到高潮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这是一次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是对红学考证队伍的集中检阅。仅 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三个月的时间，《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就接连发表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朱南铣、陈毓罴，邓允建等写的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计有吴恩裕的《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周绍良的《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陈毓罴的《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邓允建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吴世昌的《曹雪芹的生卒年》；朱南铣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周汝昌的《曹雪芹卒年辨》；吴恩裕的《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邓允建的《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陈毓罴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吴世昌的《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周汝昌的《再谈曹雪芹卒年》；吴恩裕的《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共十三篇，载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考证派红学的几员大将和主力队员全部出动，无论动员的规模，造成的声势，还是达到的深度，产生的影响，都为自有红学考证以来所仅见。讨论结果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彼此论点得到了澄清，使论证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被逼得大大深入一步。
曹雪芹的卒年过去主要有两说。一是壬午说，主张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公元1763年2月12日）除夕，一是癸未说，认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除夕。前者根据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的一条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落款是“甲午八月泪笔”，没有署名，但加批者不是脂砚斋就是畸笏叟，两个人都是曹氏家族中人，对雪芹的卒年自然不会写错，所以认为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理应没有什么问题。胡适 1927年得到甲戌本时，即根据这条批语，认定雪芹卒年是壬午除夕，改变了以前的甲申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是后来周汝昌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发现了《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写道：“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这首诗前面的第三首《古刹小憩》题下署癸未二字，那末顺沿下来，《小诗代柬》也应该是癸未年所作。“上巳”是农历三月初三，乾隆癸未年二月小，“前三日”当是二月二十九日。就是说，敦敏在癸未年春天还向曹雪芹发出邀请，希望他二月二十九日到敦宅饮酒赏春，可见雪芹还健在，并没有在壬午年除夕离开人世，而是死于癸未除夕。于是，便发生了《懋斋诗钞》是否严格编年问题。主癸未说者认为是严格编年，主壬午说者认为不是严格编年。《古刹小憩》诗题下的“癸未”二字，壬午论者目验后发现是挖改贴补而成，更增加了对署年准确性的怀疑；癸未论者则说，如贴改也是作者自己贴改，只会改对，不会改错。对于壬午说立论基础的那条脂批，癸未说者断定是脂砚或畸笏误记，因为甲午是乾隆三十九年，距雪芹逝世已十一年之久，批者至少在七十五岁以上，况且是“泪笔”，激动如此，误记年份是可能的。壬午论者则答复说，正因为雪芹的逝世是对脂砚或畸笏的重大打击，痛哭着批，反而不致弄错年份。后来靖应鹃藏本出来，这条脂批署的是“甲申八月”，“误记”的说法便不好成立了。但靖本迄今并未公诸于世，批语系转抄，是否有误，尚待验证。对癸未论者怀疑脂批误记年份而又不放弃除夕两个字，壬午说者颇不以为然，指其自相矛盾，但癸未论者认为，年份可以记错，除夕在中国是特殊的日子，绝不会记错。1962年这场大论争，主要围绕脂批的可靠性和《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逐次展开。
考证曹雪芹的卒年，还涉及敦诚的挽诗问题。《四松堂集》稿本里有一首《挽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第三句下有小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这首诗的诗题下有“甲申”字样，说明作于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从诗的内容看，应该是雪芹死后不久的送葬诗，写诗的时间和雪芹辞世的时间相去不会太远。因此这首诗对癸未说是有利的，而不利于壬午说。但《鹪鹩庵杂诗》中，保留有另外两首《挽曹雪芹》，一首是：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进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另一首是：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人才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2）
第一首的第三句“肠回故垅孤儿泣”后面，也有“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的小注，显然是“四十年华付杳瞑”一诗的初稿，因五、六句出了韵（“八庚”变成“九青”），不得不加以改写。这两首诗没有署年，壬午论者宁肯相信作于癸未年春天，最后定稿是在甲申。所以认为和雪芹卒于壬午年除夕不仅不矛盾，反而理有必然。癸未论者则说这两首诗肯定作于甲申，不可能初稿和定稿相隔一年多时间，况且“晓风昨日拂铭旌”句，明显指送葬归来即写挽诗，这和改定稿的“絮酒”、“生刍”均指新丧正好相合。
以对挽诗的笺释来说，癸未论者的析词解诂是有说服力的，使壬午论者处于招架之势。而且，怀疑挽诗作于甲申的只是一部分壬午论者，另外的壬午论者并不怀疑挽诗的署年，甚至也承认是送葬诗，只不过他们认为是经年而葬，即卒于壬午，停灵一年，到甲申初下葬。这样一来，问题更复杂化了，于是又产生了经年而葬是不是排场的争论。越讨论越生葛藤，双方已没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只好暂时告一段落。
考证派红学家中，俞平伯、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主张壬午说，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曾次亮、朱南铣主张癸未说。胡适开始发表《红楼梦考证》时，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后改主壬午，再后来表示同意周汝昌的癸未说，到晚年又改主壬午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83页。。海外红学家中，壬午说占上风，以《红楼梦新探》作者赵冈坚持最力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78至第93页。。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危机中的生机（1）
我觉得对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大论战，是考证派红学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以前红学考证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并在1962至 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那么，这以后红学考证便从高蜂上跌落下来，逐渐走向平淡无奇的道路，至少对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的考证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国内发生动乱有关，主要还是由于考证派红学自身出现了危机。
红学考证必须以客观材料为前提，而材料的发掘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到一定时期就要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所以，考证派红学的危机，首先是材料的危机。尽管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过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资料被发现的消息，但常常真伪莫辨，一边“发现”，一边引起争议，很难作为研究红学或者曹学的科学依据1973年吴恩裕先生在《文物》第二期发表《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公布了新发现的《废艺斋集稿》残篇，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的序文、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及一首雪芹的自题画石诗；1977年，又在北京发现了保存有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诗的两个书箱；还有香山正白旗三十八号老屋的题壁诗文等，应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但对其真伪，红学界看法颇不一致，至今未获解决。。当然危机也好，停顿也好，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考证派红学并没有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挖掘新材料有困难，对旧材料重新加以考订，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赵冈的《红楼梦新探》就是一千个突出的例子。
如果一定要求红学考证必须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则《新探》绝没有这个条件，这一点，作者在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因受环境及时间所限，无法按自己设想的线索去发掘原始材料。书中所用者都是第二手材料，早经别人反复讨论了很久。我们不过是把这些材料重新整理一番。”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第1页，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版。然而这个“重新整理”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红学考证持续了半个世纪，学者们忙于建立己说，一直没有人做这种综合的工作。《红楼梦新探》把历年来红学考证的有关材料，加以溶解和进行系统的梳理，分门别类地做出解释和说明，在充分比较诸说短长的基础上，或从他说，或出己见，行文质朴，容易使人接受。书中有些观点，如说敦诚诗“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系指与雪芹共同参加乾隆丙子的顺天乡试②③④⑤分别见《红楼梦新探》第62页、第161至第172页、第173至第177页、第198页、第123页。，以及认为脂砚斋是曹颙遗腹子曹天佑②、畸笏叟是曹③等等，究竟可靠性如何，似不好遽然论定，只能作为考证中的一说来看。但《新探》提出贾宝玉是曹雪芹和脂砚斋的合传④，与脂批的内容肯定是相吻合的。还有推断甲戌本的底本是庚辰本以后整理出来的一个新定本⑤，也是很深刻的看法，论证有相当说服力。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章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经过比较，考证出程、高排字本共有甲、乙、丙三版，通常所说的程乙本，实际上是程丙本，甲、丙之间还有一个胡天猎本，是为真正的程乙本。这一发现，意义相当重大，可以完全否定高鹗续写后四十回之说。《新探》通过对《红楼梦稿》的研究，考证出梦稿本的大致产生经过，认为该本藏主原有一部八十回的脂本，后来得知程伟元弄到了后四十回的文稿，便借来抄下，与前八十回合订在一起，这就成了梦稿本的正文。但这时程、高正在“复集各原本详加校阅”，于是梦稿本的前八十回也被高鹗借去，作为一种版本的参考，看完之后遂在结尾处写了“兰墅阅过”四字。程伟元当时得到的后四十回残稿，可能确实“漶漫不可收拾”，所以才拉上高鹗补订、修改。梦稿本藏主一定了解程、高补订工作的进程，俟其最后一次改定，便用此定稿本即程丙本来校改手中的抄本《红楼梦新探》第325至第326页。。虽然这只是一种描述，带有推论性质，但描述前已经作了详细考证，不失为对梦稿本抄配特点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新探》结合研究梦稿本，确认后四十回续书不出自高鹗手笔，列举的理由比过去要充实得多。
再一个例子是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危机中的生机（2）
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展出了一部《辽东曹氏宗谱》，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一直没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5年冯先生访得此谱，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考证出五庆堂的始祖是曹俊，而不是宗谱上标出的曹良臣，连第二代的曹泰、曹义也是窜入的，都与曹俊不相瓜葛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3至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由于引证史料丰富，言必有据，无论对宗谱真伪持何种看法，都会赞同曹俊是五庆堂曹氏始祖的结论。冯其庸还从于成龙撰修的稿本《江宁府志》和唐开陶撰修的《上元县志》中，发现了两篇完整的《曹玺传》，这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不失为重要的发现。于《志》明确记载曹玺的第二子叫曹宣，证实周汝昌的考证是正确的；唐《志》有“孙颙，字孚若”、“，字昂友”的记载，补上了过去曹颙和曹有名无字的缺佚③《曹雪芹家世新考》第315至第322页。。曹颙的“颙”宇来自《易·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所以名颙，字孚若，和曹寅字子清取自《尚书·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用法上是一致的。曹字昂友，略同于元代画家赵孟的字子昂，因力“”、“俯”音义全同，“昂”又同“仰”，都来自《易·系辞上》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③。这是曹家取名字的惯例。冯其庸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考证，是近年来最勤奋成绩最突出的一个，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有证实之处，也有是正之处。
曹寅和明遗民顾景星的关系，始终是考证派红学家的未解之谜，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章引录了张士仅为顾氏《白茅堂集》所作序言后，写道：“如是则景星与寅确属舅甥无疑。然寅母姓孙氏，且辽沈旗人，如何能与蕲州明逸民人士联姻？实不易解。”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299页。后来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又反复致疑：“他们之间的‘舅甥契谊’，已无疑问，这是因为不但曹寅亲口称顾老为‘舅氏’，就是顾老做诗做文给曹寅，所用的典故，如‘老我形骸秽，多君珠玉如’，如‘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等话，也正都是舅甥的故事。这事就奇了！我至今闹不清，大明蕲州顾氏和大清满洲曹氏，是什么时候、什么缘由而结成姻亲的？”③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六），1962年8月18日《光明日报》。周先生发出呼吁：“诚盼海内博雅，告以原委，借明此段满、汉、朝、野势不相并的两种家族间联姻的掌故，所关或亦匪浅也。”③博雅考订如周汝昌者，尚且徒唤奈何，可见这个问题的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