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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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并的两种家族间联姻的掌故，所关或亦匪浅也。”③博雅考订如周汝昌者，尚且徒唤奈何，可见这个问题的难度。其实，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里已经发出了疑问，说曹寅与“南中名士，无不交往，盛有所遗，或为之刻集，唯称顾景星舅氏，为不可解”《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652页。。
顾景星字赤方，号黄公，湖北蕲州人，明朝贡生，与“黄冈二杜”齐名。康熙十八年举博学弘词，顾景星被征入京，称病不试，是个很有气节的明遗民。他是曹寅的舅舅，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康熙三十九年，顾景星弃世十四年之后，曹寅在《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中对此已直言不讳《楝亭集》下第651至第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清人别集丛刊”本。。问题在于如何结的姻亲？《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三期刊载的朱淡文的《曹寅小考》一文，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探讨，虽不能说已获得全部答案，终于在揭开谜底的道路上跃出了关键性的几步。
作者首先根据明末清初的皇子保姆制度的有关规定，比较玄烨、曹玺妻孙氏和曹寅的年龄，确定孙氏不可能是曹寅的生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此时入选为保姆的孙氏二十三岁，至二十七岁，即顺治十五年，曹寅已生。则怀曹寅应在顺治十四年，彼时玄烨刚刚三四岁，孙氏不可能出宫，所以她不会是曹寅的生母。事实上，曹寅的生母最迟在康熙十八年的时候即已故去，而这时孙氏还健在。《曹寅小考》通过对顾景星《怀曹子清》一诗用典的考释反证了这一点。《怀曹子清》意在追念康熙十八年南归时与曹寅告别的情景，最后两句是：“深惭路车赠，近苦寒鸿疏。”典出《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按《诗序》的解释，《渭阳》写的是晋文公重耳离秦返晋，他的外甥秦康公送行到渭水，当时康公母已亡，所以诗中包含有“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的意思。只有当母亲亡故以后，才能用此“路车”之典。以顾景星的博学，他当然知道此典的用法。所以朱淡文得出结论说：“曹寅生母至迟在康熙十八年已经亡故。孙氏决非曹寅生母，因为当时她好好活着，正在江宁做她的一品夫人。”这一反证，极其有力。如是，则曹寅为顾赤方之妹顾氏所生无疑矣。
《曹寅小考》的作者又从顾景星的《先妣李孺人行状》，及顾景星第三子顾昌的《耳提录·神契略》中发现了线索，证明顾景星确有一个家传不载的异母妹，如同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文公的异母妹一样。顾家在明末大动乱中，自崇祯十六年开始流亡，先是几乎被张献忠部下所杀，幸免后避居鸿宿洲，不久又徙西塞山，仆婢三四人叛离，父子大病两月。后来到九江，再到江宁，终于回到原籍昆山，这期间，姊、姑先后病死。顺治二年，清兵屠昆山，顾家再次逃亡。接连不断的逃亡生活，失落幼妹是可能的。《小考》的作者认为就是在这一期间，顾景星的妹妹归曹玺了，方式可能是被清兵劫掠，也可能如《红楼梦》里的英莲一样，被拐卖，然后为曹玺收房，还可能如同娇杏，系封肃之流转赠。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假定顾景星的幼妹失落时五岁左右，到顺治十五年合十八九岁，此时生曹寅，在年龄上是相宜的。甚至可以设想，顾景星的这个幼妹，是否为逃难中叛离的三四个仆婢携走？然后被“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的拐子所拐，“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可以想见，此幼妹长大之后，才貌必不寻常；而“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的曹玺，也一定是个“绝风流人品”，他一定是“破价”买来，先做侍婢，后收房为妾。还可以想见，顾氏和曹玺的感情一定至为和美，孙氏不免耿耿，因此顾氏的早逝说不定与这种妻妾纠葛有一定关联。如果这样，那就和《红楼梦》中英莲的遭遇太相似了。难道曹玺和“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顾氏的这段“梦幻情缘”，真的为《红楼梦》的写作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故事线索？也许因此之故，英莲才被排在“副册”的第一名，地位在晴雯、袭人以上，似乎格外为作者所重。这真是“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
好了，我原是在向读者介绍朱淡文的《曹寅小考》，不料被她的考证所吸引，不自觉地循其思路推演起来，几乎忘了自己的使命，现在让我们继续介绍。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危机中的生机（3）
《小考》的另一贡献，是对曹寅、曹宣兄弟关系的考证有所深入，解决了曹玺死后，曹寅继任江宁织造，但旋即又受命北上，由桑格行织造职的原因。曹宣生于顺治十七年，生时玄烨已满七岁，第二年就登基了，恰好是孙氏出宫的时候。顾景星《白茅堂全集》只字不及曹宣，可见曹宣不是顾氏所生，而是孙氏所生，寅、宣二人是异母兄弟。这从曹寅很早就到康熙身边当差，曹宣却一直留在曹玺和孙氏身边这点上，也可以得到证实。曹寅是庶长子，这在封建宗法社会是很不利的，但由于他天分高，才能出众，显然曹玺喜欢，康熙也很赏识，故让曹寅承袭父职。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卒于任所，不久就“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但不知为什么，第二年曹寅又回京师了，直到康熙三十一年，在做了两年苏州织造后，才到江宁任织造职，这期间由桑格行江宁织造职守。结果使红学考证家们猜测纷纷，歧见百出。朱淡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说：
我们推测，事情可能是这样发展的：曹玺一死，康熙有意让曹寅继任，故先命其“协理江宁织造”。但这一任命不会受到孙氏和曹宣的欢迎。当年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宁，“亲临其署，抚慰诸孤”，孙氏当有见驾机会。她可以向皇帝提出请求。曹寅是“讲性命之学”的理学家，最重忠孝友于，就奏请康熙更改旨意，让“爱弟”曹宣承继父职。但曹宣年轻缺乏经验，难以当此重任，未获康熙批准。为了照顾孙氏保姆的感情，康熙命资历较深的马桑格任江宁织造暂为过渡。据《历朝八旗杂挡》，桑格十二月初三升江宁织造，似为康熙根据曹家情况当场做出的决定。康熙心中自有成算，先安排曹寅回内务府任职，曹宣“为朝廷管册府”，使兄弟俩各得其所。若千年后再将曹寅外放织造，就与庶子袭职无关了，孙氏和曹宣也无话可说。曹寅忠孝友一箭三雕，岂不妙哉。
考证固然靠材料说话，但在有关材料大体具备的情况下，从思路上加以连接，由已知推测未知，是容许的。上述推测显然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为增强论证力量，《曹寅小考》举出曹寅奔父丧期间所作的《放愁诗》，指出诗中有“五脏六腑，疮痍未补；芒刺满腹，荼蘖毒苦”的句子，已超出“愁”的范围。甚至曹寅想离家出走，以此来保证“手足辑睦，琴瑟静偕”，或者以求仙学道为却愁之方。
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不是母子、兄弟大闹矛盾，曹寅断不会做如是想。而杜芥送曹寅回京任职的《思贤篇》，也透露出消息：“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雍丘王曹植的《种葛篇》的“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的感慨②《曹植集校注》第314至第315页、4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驱车篇》则要登泰山以求仙②，都是与曹丕的矛盾所致，恰好和曹寅同一心境。更主要的，曹寅、曹宣兄弟不和，康熙完全了解，所以当后来曹颙病故，选择子嗣时，玄烨有“他们弟兄原也不和”的话，说不定就是曹玺死后因继任织造发生矛盾的往事还留在康熙的记忆里。
《曹寅小考》对曹寅与顾景星甥舅关系的探讨，对曹寅、曹宣兄弟矛盾的考察，确实前进了一大步，因此不避辞费，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我想以此说明，由于客观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到一定时期无法不陷入危机，但也并不是走入绝境，如果方法对头，还可以绝处逢生，重新获得某种生机。 这里不妨再举一例。 曹雪芹的卒年，壬午、癸未两说长期对峙，相持不下，经过1962年的会战，仍无结果。但1980年第三期《红楼梦学刊》发表的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一文，提出了新说。作者认为甲戌本第一回关于雪芹卒年的那段批语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具体说是三条批语，应作如下标点、分段：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獭（癞）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危机中的生机（4）
认为甲戌本上的这段脂批由不同部分组成，“今而后”起提行，和前边有所分别，过去就有人提出过。但把“今而后”前面的批语也分解成两部分，以“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单独作一条批语，则是梅挺秀先生的创见。就是说，他认为“壬午除夕”四个字是批语署年，而不是雪芹逝世的时间。
过去把这段批语标点为：“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是误断。“壬午除夕”应上属，绝不该下属。实际上，按过去下属的读法，语意上是有毛病的：一会说“哭成此书”，一会又说“书未成”，理解起来确有困难。只不过自从胡适1928年按下属标点以后，人们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致使以讹传讹，讼案迭起。现在梅挺秀先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以为是对红学考证的一个贡献。作为旁证，他提出壬午年是畸笏集中批《红楼梦》的一年，庚辰本的第十二至第二十八回，署“壬午”的批语有四十二条之多；而且按记时习惯，有的直接署年月，有的则写季节，如“壬午春”、“壬午季春”、“壬午孟夏”、“壬午夏雨窗”、“壬午孟夏雨窗”、“壬午重阳”、“壬午重阳日”等。那么，“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而不是雪芹逝世的时间，应无疑义矣。
这样一来，原来卒年两说种种争论不休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就是说，雪芹是卒于乾隆甲申（1764年）年春天，敦诚的《挽曹雪芹》及挽诗的两篇原稿如诗题所标，都作于甲申，是雪芹死后送葬归来就作的。张宜泉的《伤芹溪居士》也是甲申年雪芹死后不久作的，所以诗中有“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锘锘”句；如果写诗时间很晚，他就看不到这种景象了，也不至于“怀人不见泪成行”那样伤痛。起句“谢草池边晓露香”已点明时间是在春天的一个早晨，当然是雪芹逝世那一年即甲申年的春天，不可能是第二年或第三年的春天。连甲戌本那条“泪笔”批语，看来也是靖本的准确，时间是“甲申八月”，而不是“甲午八月”，因为如是十年以后的甲午下批，感情未必那样激动。而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确实作于癸未，那时雪芹还健在，敦氏兄弟邀请他前去赏春饮酒，完全说得通。
至此我觉得雪芹卒年这段公案，可以宣告解决了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发表后，《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二期披载了徐恭时的《文星陨落是何年——曹雪芹卒年新探》一文，表示同意梅文对脂批的分解和“壬午除夕”系批语署年，做了大量补充论证，使此一卒年新说更加坚实，并具体推断雪芹卒于乾隆甲申年仲春二月十八日春分节之际。。本来壬午也好，癸未也好，甲申也好，相差不过一两年，即使没有确定下来，也不影响对曹雪芹生平的理解和对《红楼梦》的评价，但对红学考证来说，确定不下卒年总是一件憾事。现在确定下来了，即曹雪芹卒于乾隆甲申（1764年）年春天，红学爱好者可以无憾了。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1）
红学考证的范围，胡适最早提出的是作者、时间、版本三项，周汝昌再加以具体化和理论化，确认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考证的主要对象。现在材料危机在曹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三个方面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开始做红学考证的时候，《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有的没有出世，有的虽然出世了，但珍藏在个别学者手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无法窥其奥秘。现在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梦稿本、舒元炜序本、戚序本已经影印出版；蒙古王府本、梦觉主人序本、郑振铎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戚序稿本，有的有复印件，有的可以供研究者借阅；连红学界企盼已久的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中华书局今年也影印出版了。除“迷失”的南京靖应鹃藏本尚待追寻，已经知道的脂评系统的《红楼梦》抄本，大多数都比较容易看到，有的已做到学者人手一册，这为版本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因此之故，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版本考证出现了小小的热潮，仅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的时间，各学术刊物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版本的论文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台湾、香港地区的数字还没有包括在内。研究版本问题的专著，出版了多种。1975年，吴恩裕、冯其庸两先生根据己卯本《石头记》避“祥”字、“晓”字讳，考订该抄本系怡亲王府的藏抄本吴恩裕、冯其庸：《己卯本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载1970年3月24日《光明日报》。，为版本研究开了新生面。不久，冯其庸的对己卯和庚辰做综合比较研究的《论庚辰本》问世了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这是《红楼梦》版本考证的第一本专著。当曹学陷入危机的时候，版本学却出现了生机，这种情况说明，考证派红学多少还保留一种在对象上的自我调节机制，使它不至于一下子走入绝境。
而从作品本身出发的文学考证，也还有进一步发挥的余地。1969年宋淇撰有《论“冷月葬花魂”》一文宋淇：《论“冷月葬花魂”》，载《明报月刊》1969年第40期。，参照各早期抄本文字的异同，考析黛玉、湘云联句的规定情境，以及黛玉《葬花词》已有“知是花魂与鸟魂”句，第三十七回黛玉《咏白海棠》也用于“借得梅花一缕魂”，说明流传已久的“冷月葬诗魂”实应作“冷月葬花魂”。考论得甚具说服力。因此可以说，研究红学而采取文学考证的方向，就不会存在危机问题。
至于版本学，是和脂学、探佚学联系在一起的。研究版本，特别是研究早期抄本，必然要涉及脂批。现在看到的己卯、庚辰、甲戌、戚序本、梦觉主人序本、蒙古王府本、梦稿本前八十回和列藏本，保存下来的回数多寡不同，上面带有批语则一。批语多数没有署名，但署名的批语为数也不少。主要的批家是脂砚斋和畸笏叟两个人，此外还有梅溪、松斋、鉴堂、玉兰坡、绮园、立松轩等。加批的形式，有眉批、行间批、双行夹批及回前总评和回末总评。现存早期抄本中，以庚辰本和甲戌本每个单位面积的批语最多。因为都是过录本，辗转相抄的结果，不仅正文异同互见，批语也多有增删或者经过重新整理。最明显的是庚辰本和甲戌本，后者的许多批语都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