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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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砚斋和畸笏叟，原来以为是一个人的两个化名，靖本第二十二回的一条批语说：“前批知者聊聊。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自称“朽物”，当系畸笏之批，而脂砚已先他而去，说明不是一个人。但脂砚斋是谁？畸笏叟是谁？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红学家不想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法已有种种，多系猜测，不能证实。研究者有的认为畸笏是曹赵冈认为畸笏叟是曹，也就是第一回卷首列书名一段文字里标出的吴玉峰。见《红楼梦新探》第173页至第177页。戴不凡在《畸笏即曹辨》中亦持此说，参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下卷第290页至第33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庶几近之。至于脂砚，即使猜测，目前也物色不到合理的对象。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2）
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和这些抄本上的脂批，有助于了解《红楼梦》的写作和成书过程，对深入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性质和艺术表现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后的有关情节的线索，为研究雪芹的原稿和改稿以及“后三十回”的内容，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于是才有所谓探佚学。佚者，指的是曹雪芹想写而没有形诸文字，或者写了，被后人篡改和丢失的那部分《红楼梦》内容，主要是涉及书中人物结局的一些情节。探佚可以把雪芹原著和程、高补作区别开来。周汝昌说：“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周汝昌：《石头记探佚·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是他对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三者关系的概括。
毫无疑问，这三方面的内容为《红楼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是研究许多其他作家和作品所没有的天地，考证派红学可以在这个天地里大显身手。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侧重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红学考证一个时期集中在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上，对版本、脂批、续书的研究显得很不够。特别是脂批，研究者人人都在引用，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考证，例如从内容到形式把全部批语一一加以分类，理清楚有署名的多少条，没有署名的多少条，虽没有署名但可以考出批主的有多少条，其中脂砚斋多少，畸笏叟多少，起止时间怎么区分，哪一年批语最多，不同的版本批语如何变化等等，现在还缺少这种一目了然、“一网打尽”的研究脂批的文章和著作。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两书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初版，1960年修订后改由中华书局再版；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诚然给研究者带来许多方便，搜求之功令人赞佩，只是仍感到资料价值多于研究成果。红学考证在这方面主要是做得不够，还没有发生曹学面临的那种严重的材料危机。
不过话说回来，考证版本，研究脂批，探讨原稿和续作，同样是有局限的，即使暂时没发生危机，也有个材料不足的问题。版本就是那些版本：早期抄本共有十二个，除靖本外，都可以看到了。靖本正文无以得见，批语已传抄出来。很难设想会突然又冒出一个本子，即使有此奇遇，估计那面貌与已有的十二种不过是大同小异。脂批就是那些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后的线索也就那么多。总之材料就是这些材料，如果没有新材料出现，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阐释，不会永无止境。它不同于研究作品本身的艺术创作经验，可以因时、因人、因境产生不同的体验，因而保持永久的魅力。考证要靠材料说话，严格地说，科学考证主要是求得不容别诂的证据。推理、猜测、估计，偶一用之可以，始于推理、猜测、估计，止于推理、猜测、估计，则不可。只不过红学考证有其特殊性，由于资料过分缺乏，一些合理的推理、猜测、估计，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有时便不以严格的考据学的标准来要求了。可是做红学考证的人，自己不能以此为满足，应该承认材料不足给考证带来的局限性。
到目前为止，红学考证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道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曹雪芹的生父到底是谁？脂砚斋是哪一个？《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作的？红学产生之初提出的问题，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无确定的答案。最不幸的是，一些接近解决的问题，又为重新分析现有材料提出的新说所动摇，比彻底否定还令人难堪，因为这说明原来立论基础的薄弱。偶尔有新材料出来，未及运用，就因真伪问题打得不可开交。可以说，在红学考证的范围里，很少有大家一致接受的结论。连作者是不是曹雪芹，意见也没有完全统一，怀疑论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考证派红学的兴旺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梁启超论历史上的学术思潮，分为四个时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他说蜕分期的特点是：“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骚骎乎夺其席。”②《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衰落期的特点是：“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溶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②考证派红学的现状，既有蜕分期的特点，又有衰落期的征候，比较起来，更接近衰落期。老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认为：“有关红学考证，因历年来有关文物资料的发现不多，而且其中有许多是赝品伪作，所以困难重重，除了再有新资料发现，能做的事已经很少。”《我读红楼梦》第37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一见解如出自一般的《红楼梦》研究者之口，考证派红学家必大不以为然，现在由俞平伯先生说出，实为甘苦之谈，自然会增加说服力。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3）
考证派红学家对红学考证的意义，一般都能做较客观的估计。胡适说他的考证只是做了一点扫除障碍的工作。俞平伯说：“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地理风物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⑤俞平伯：《红楼梦辨》第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他表示愿“做一个扫地的人，使来游者的眼，不给灰尘蒙住了”⑤。周汝昌说：“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赵冈说：“从事《红楼梦》考证工作的人始终了解，他们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工作整理材料，做一些铺路的工作。路不会永无止境的铺下去，路铺好了自然会通车。考证工作有了可靠的结论，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成果。”见赵冈为《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所写导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些话当然都对，态度也很公允，而且是真诚的，但就研究红学的学术兴趣而言，考证家们可情有独钟，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红火。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索隐派红学产生的内在理路
索隐派红学的势力没有考证派红学大，但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虽经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的屡屡打击，影响从未断绝，且不时有东山再起之势。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也就是学派观点的发端有其内在理路。《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引用作者的话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红楼梦》的读者，一般不大注意这段卷首引言式的叙述，甚至可能略过去，从接下去的“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读起。研究《红楼梦》的人可是不同，他们难得在作品中发现作者的自白，因而如获至宝，格外重视，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打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特别是这段叙述中渗透出一种真真假假、若隐若显、扑朔迷离的气氛，增加了人们解读的兴趣。
既然作者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经“将真事隐去”，书中的两个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具有象征意义，那么，“隐去”的“真事”究竟是什么？由不得动人寻根问底之想。而“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这些带有忏悔意味的话，似乎是在回忆一个人家族中的往事，所以便有人猜测：《红楼梦》可能写的是清初某一个家庭。一般的家庭不会与“天恩”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仰赖天恩”，能够和朝廷发生关系的只有那些达官显贵。于是又进一步猜想，可能是康熙末年“一勋贵家事”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73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这样看来，索隐派的产生倒也顺理成章。作者自己一定要那样说——隐去了“真事”，还能怪读者沿着作者所说的方向——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去七想八想吗？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早期索隐派猜测种种（1）
这种关于《红楼梦》写的是哪一家的家事的猜测，开始比较分散，有的说明珠家，有的说傅恒家，有的说和坤家，有的说张侯家。所谓张侯家，是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提出来的，叙述得很详尽，其中写道：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阃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廋词曰林？盖曹本作，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嗟呼！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参见《红楼梦卷》第66至第67页。
周春这篇随笔写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此程伟元、高鹗印行程乙本只晚一年多，正是抄本《红楼梦》广为流行的时候，是早期索隐派最详尽的一篇记载。文中不仅把张侯家与《红楼梦》的有关人物一一对应起来，而且融入作者的阅读经验和理解过程，实证与书证相结合，终于由“不敢臆断”发展到决信无疑。在方法上，分解“曹”字和“林”字俱为双木，犹“挂弓”而为“张”，用拆字法加以比附，已开索隐派红学基本方法之先河。也许因为《阅红楼梦随笔》系一抄本，局限了流传范围，周春提出的张侯家事说没有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辗转相传而为很多人所接受的是明珠家事说。明珠是康熙朝的宰相，权倾朝野，比他的前任索额图更贪酷，四方货贿，日进斗金，家资累万；并与余国柱、李之芳、科尔坤、佛伦、熊一潇等权贵结党，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儒臣出入左右，因此有好士之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十五岁中举，十六岁中进士，聪明颖慧，博学多才，是清代有名的抒情词人，著有《饮水集》，传诵一时。康熙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