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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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索隐》及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于1917年，写作时间约同于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但酝酿时间较长，早在1900年以前蔡氏即开始留意红学，并认为影射康熙朝轶事的说法“十得四五”参见龚鹏程为《石头记索隐》所写的“导读”，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已倾向于索隐派红学。在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索隐三派中，蔡著影响最大，观点和方法带有系统性。
蔡元培对《红楼梦》总的看法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深挚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在红学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对《红楼梦》思想含意的理解。而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复以层层障幕掩盖之，可看做蔡元培先生的红学观。他说：
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种曲笔，唯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
《红楼梦》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有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是确实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这一点，不愧有识之见。他指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蔡氏索隐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书中反满思想的揭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阐证本事。
蔡先生说：“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徐柳泉的说法流传甚广，除《郎潜纪闻》所记，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也有转述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第40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面介绍明珠家事说时，已加以征引。蔡氏的观点显然是从中受到了启发，不过他未取明珠家世说，而是使寓意更加扩大，扩大为整个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乘光舍笔记》作者阙名，其中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写道：
《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书，宝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见也。盖汉字之偏旁为水，故知书中之女人皆指汉人，而明季及国初人多称满人为达达，达（指繁写的逹——笔者）之起笔为土，故知书中男人皆指满人。由此分析，全书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41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2）
这则记载，1915年出版的《红楼梦名家题咏》曾加以引录，可见认为《红楼梦》是写满汉关系的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特点，是把这种观点加以系统化，上升为理论，认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红楼梦》的“本事”，同时也是全书的主题。他还对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依此三法，推求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刘老老影射汤潜庵，宝玉则是康熙的皇太子胤礽。《石头记索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引证史料，对比《红楼梦》中有关情节，推求这几个人物是如何影射的。以蔡氏的渊博和严谨，所引史料应承认是可靠的，具体推求，也不乏学术的严肃性，同为索隐，终究有一种特异的学术味道，吸引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
但蔡著之失，一是将“本事”与主题思想混为一谈，二是具体索隐求之过深，未能逃脱比附的歧途。如说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因黛玉名绛珠，这是影射朱竹垞的姓；黛玉居潇湘馆，院中多竹，是影射朱竹垞的号。这用的就是“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朱竹垞走到哪里必带《十三经》、《二十一史》，在京华仍有插架书，不废著述；林黛玉奔父丧后也带了许多书籍来，刘老老因而把潇湘馆误认做“哥儿的书房”。这就是所谓“品性相类者”。朱竹垞与陈其年曾合刻《朱陈村词》，而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联过句，便成为“轶事有征者”。不过如此推求，读者在佩服索隐者的好学深思的同时，也会感到困惑，不敢相信结论一定可靠。又如说探春影射徐健庵，因健庵名乾学，乾卦作三，所以探春称三姑娘。徐乾学曾以第三名及第，称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相类处。徐乾学喜爱文士，荐举过许多人才，探春虽无此表现，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探春嘱宝玉说：“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串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又说，“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真竹子挖根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蔡元培认为，这些描写表现的就是徐乾学“延揽文士之故事”。不知这依据的是索隐的哪一种方法，哪一条原则？“轶事有征者”？徐乾学“延揽文士”诚然可以看做他的一桩“轶事”，但这与探春的喜爱“轻巧玩意儿”如何“征”在一起？不免令人费解。《石头记索隐》对宝钗影射高江村、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凤姐影射余国柱、刘老老影射汤潜庵等的推求，亦大率如此，参证之史事容或有别，具体推求的方法无大不同。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曾尖锐批评蔡元培对王熙凤和余国柱“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蔡元培说：“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故王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并注明“楷书王、玉同式”。胡适写道：“他费了那么大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的谜，可不是笨谜吗？”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页。批评得是很有道理的。但“笨谜”一词，又言之过重了，因为蔡先生对《红楼梦》的反满思想毕竟有所发现。又比如《红楼梦》里屡称凤姐不识字，蔡元培也视为证据，认为余国柱不是文学家，“故以不识字形容之”。其实，余国柱是顺治九年的进士，无论如何不能用“不识字”来形容，如果说这也是在影射，只能说明《石头记索隐》未能避免自相矛盾，不能圆解其说。蔡元培还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府代表“伪朝”，贾政是伪朝的吏部、贾敷和贾敬是伪朝的教育、贾赦是伪朝的刑部、贾琏为户部、李纨为礼部，只缺兵部和工部没有着落，否则就六部俱全了。至于如此索隐的理由，则显得不够充分，如不了解蔡先生的初衷，很容易认为是望文生义。何况说贾赦代表伪朝的刑部，是因为贾赦的妻子姓邢，与刑同音，儿媳妇姓尤，表示“罪尤”；贾琏称琏二爷，户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所以贾琏就是户部，李纨代表礼部，是因为“李、礼同音”。这与《石头记索隐》自定的索隐三原则也有所迁违。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第37页。就出发点来说，蔡元培的索隐不能说不审慎，因此他所说的自属真诚，有些猜想，亦不无会心处；但因具体方法在求一一套实，结论固多误，就整体而言，又不好以审慎目之。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视《石头记索隐》在红学史上的价值，揭示出书中的反满思想不必说了，应当承认有一些具体见解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认为元妃省亲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这样看的，观点可以成立。即便是薛宝琴作的《蒲东寺怀古》诗：“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蔡氏认为诗中“似以形容明室遗臣强颜事清之状”，’虽不一定指实，作为一说，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不影射。
《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节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这是《石头记索隐》的可取之处；甚至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都不无一定道理。但一定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宝玉有爱红之癖，就是满人喜欢汉人文化，宝玉好吃女孩子们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汉人唾余”，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了。《石头记索隐》的失误，主要是征引指实得太具体，致使结论不易立足，湮没了许多好见解。如果不拘泥于表面比附的索隐的方法，对《红楼梦》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蔡元培的红学见解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继王、沈和蔡元培之后的又一部红学索隐专著，全书四册，约二十七万字，1919年9月由上海民权出版社出版。因为没有附《红楼梦》原文，总体篇幅比蔡著《石头记索隐》及王、沈的《红楼梦索隐》要大得多，观点发挥得比较充分，引证丰富，在索隐派红学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红楼梦释真》的基本立论，与王、沈及蔡元培的观点大体相同，即认为《红楼梦》是反映种族思想的书，作者是种族家，因而书中紧要人物无不与种族有关系。比如《红楼梦》卷首有“此开卷第一回也”字样，邓狂言便发挥说：“必曰第一回者，即所谓开宗明义，即所谓此是人间第一日，当言人间第一事者也。开宗明义第一事者何事？孝也，种族也。便是宣布全书发生之源头，而因以尽其尾者也。”站在封建宗法观念的角度，把孝当作人间第一事，应属可以理解，但说种族也是人间第一事，就牵强了。何况小说的分回，主要是出于艺术结构上的需要，与人间第几事无任何关系。如邓说可通，则第二回就是人间第二事了。《红楼梦释真》的开宗明义就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泥淖。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牵强附会在《释真》中比比皆是。且看对贾雨村三个字的解释，“贾者，伪也，伪朝也。贾语者，伪朝之史也。村者，村俗也，言野蛮也。”蔡元培认为贾府代表伪朝，邓狂言更进一步，连贾雨村的贾也是伪朝的象征；而且贾雨村的“村”，是村俗的意思，也就是野蛮，用以代表满清。书中提到的大荒山，是“野蛮森林部落之现象”，指吉林；无稽崖，“满洲之所自来，多不可考”的意思。甄士隐，则是“明亡而士隐”，但“隐而仍不失其为费”，所以甄士隐又名甄费。甄士隐膝下无儿，“便是灭国灭种，中原无男子之义”。绛珠草，是说“朱已失色”，比喻明朝已亡，汉人失节。甄士隐一梦醒来，“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邓狂言说：“烈日炎炎，朱明也，芭蕉冉冉，青清也。”几乎无一事不和明清之际的民族纠葛有关系。第四十九回的回目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邓狂言说这是象征“明代之江山已为长白山之种族所有”，并发挥道：“朔风凛冽，大雪霏霏，几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足以放其异彩，而著花以留天地来复之心者，其惟梅乎？梅而色之以红，朱明之义也。”甚至后四十回里提到散花菩萨，原是散花寺的尼姑胡诌的，邓氏也认为是“暗讥天女”，因为《东华录》记满清发祥地曾有天女的传说。
这比蔡元培和王、沈的想像力更丰富，因而在索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虽然他们的基本观点趋于相同。《红楼梦释真》里经常提到王、沈的索隐，大都表示赞许，只是感到王、沈发掘得还不够深，未得作者最深层的“隐而又隐”的作意；而蔡元培的索隐，则“仓卒为之”，同样使《释真》的作者不尽满意。邓狂言沉痛地宣告：“瞻仰先觉，沸泣无已，后死之责，余小子其何敢让焉。”
邓狂言所以敢于这样宣告，是由于他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做了下面的假没：原本《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系吴梅村所作，后四十回是朱竹垞所补，吴、朱都是顺治和康熙时期的明朝遗老，有故国之思，因此原本《红楼梦》的内容是“明清兴亡史”；曹雪芹是乾、嘉时人，担心原本《红楼梦》“事实太近”、“文字多放恣”，恐“不能久存”，于是“乃呕心挖血”，加以增删，把“明清兴亡史”扩而变成“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所以书中有“增删五次”字样。而所谓删者，是使书中的内容在表现上“隐而又隐”，种族思想并没有变；增者，则是“用双管齐下之法，书中所写之重要人物，必另取一人焉以配之”。同时为了避禁忌，又“不得不取朝臣之近似者以混之”。原本《红楼梦》，邓氏就认为有些描写已涉及明朝宫廷的事情，曹雪芹“后来居上，踵事增华”，使改作“有两套本钱”，充分体现了“隐而又隐之力”。就是说，在邓狂言看来，《红楼梦》“写一人而必化身为数人以写之”。正是依据这样一种假设，《红楼梦释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索隐扩大化。
《红楼梦释真》的作者认为，清兵南下时掠得大批汉族女子，既有南明福王宫中的宫女，又有江南一带的奇优名娼如董小宛、孔四贞、陈圆圆、刘素素等，《红楼梦》写的就是这些奇女子被掠入宫以后的情状，同时又以此来影射因各种原因降清的汉族名士。在此一层面上，所持观点略同于蔡元培，而与王梦阮、沈瓶庵完全相同。不同的是，邓狂言进一步加以扩大化，把书中人物安插在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历史中，为寻找“配之”、“混之”的人物，随意加以比附，常常一人三指、四指，甚至五指，变《红楼梦》为彻头彻尾的明清两朝的野史杂陈和宫闺秘事。比如贾宝玉，邓狂言认为原作者指顺治，曹雪芹在不改变指顺治的同时，又兼指乾隆。林黛玉原指秦淮名妓董小宛，王梦阮、沈瓶庵的索隐持此说最力，邓狂言则认为同时也指雍正朝的那拉后和乾隆元配孝贤皇后及朝臣方苞。薛宝钗既是顺治的继后，又是乾隆的那拉后，又是朝臣王鸿绪。史湘云指孔四贞，同时兼及苗女龙幺妹事。李纨原指康熙的母亲佟氏和朝臣李光地，曹雪芹又加上了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魏佳氏。晴雯和袭人所指更多。按原作，邓狂言认为晴雯指董小宛的妹妹董年，并及朝臣姜西溟，曹雪芹则进一步指乾隆时的三姑娘，乾隆下江南在济南所狎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