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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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从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沈从文:《“”和“点犀”——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载1961年8月6日《光明日报》。,对人文版《红楼梦》的注释提出商榷。他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士绅阶层中,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还要仿照古代铜玉器物,做成各种形态花纹。,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释中所说的“这个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沈从文说“正好相反”,这是就“务实”方面而言,至于“务虚”方面,他认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势利、虚假,因为俗语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说法。疑是“班包假”的谐音。至于点犀,沈从文说系宋明以来,官僚贵族为斗奢示阔,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间有白线直透到角顶。书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会意,与的谐声相映成趣。他认为《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虚假,因之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沈从文是文学大家,又是古器物专家,他出面从历史、文物、习俗和修辞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注释进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独为训诂,同时也是一篇卓见别具的赏析之作,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涉及对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谈“”和“点犀 ”》在《光明日报》刊出,表示赞同沈从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写这些古怪饮器名称,不限于字面意义。但他不同意说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红楼梦曲》中的《世难容》一支,充满了悲愤,没有丝毫讥嘲口吻;是续书把妙玉糟蹋了。他说:“我以为,特笔写出给钗、黛二人使用的这两只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还应该从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宝钗用,暗含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与书中“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描写正合。而“点犀”,周汝昌说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 ”,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不能采取会意的解法,这与书中描写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还提出,“”应该是古匏器,而不是沈从文所说的明清时代的葫芦器;“”字也没有“高足器”的意思,因为书中明言“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钵。
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沈从文的致周汝昌书,仍坚持是明清器物,与古代器不相干。他说古器和明清仿器他“过手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关于“点犀”还是“杏犀”,他对“杏犀”一名深表怀疑,写道:“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而“”字,如从实说,他认为肯定是高足器,根据有二:“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谈谈犀角杯品种还是不为白费。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这是一次学术性和知识性颇强的红学学术论争,后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与在两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识准备不足有关。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曹雪芹卒年会战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戌本出现,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卒于癸未(1763年),从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我们不妨看看文章的题目和作者阵容: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邓允建:《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
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铣:《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吴恩裕:《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吴世昌:《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
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年》;
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
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全部出马,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雪芹逝去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都处于守势。
尽管如此,围绕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的论争,特别是1962年的集中会战,在红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盛举,增加了人们对红学的无穷兴味。
第八次论争:吴世昌与伊藤漱平辩论“棠村序文”
《红楼梦》卷首“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文字,以及早期抄本有些回次正文之前的附加文字,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一向是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许多红学家都倾向认为,这些文字是脂砚斋或其他批书人所写的回前总评,胡适、俞平伯等都是这么看的。196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始提出这些通常被看做回前总评的文字,实际上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随后作者又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至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吴世昌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甲戌本第一回列举书名一段上面的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研究者一般都主张,“故仍因之,是指《红楼梦》书名演变过程中,曾有过《风月宝鉴》一名,现在为了纪念棠村,就把这一书名保下来了。吴世昌则认为,“睹新怀旧”的“新”,指的是“增删五次”之后的新稿,“旧”是指“旧有《风月宝鉴》之书”,所“因之”的是棠村为旧稿写的序。这一解释诚然与众不同,但支持者寥寥。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家伊藤漱平先生于1962年,在第八号《东京支那学报》上撰写《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头部分的作者的疑问》的专文,向吴世昌提出商榷,仍认定每回正文前的那些附加文字是脂砚斋所写的回前总评,而不赞成关于“棠村序文”的说法。对此,吴世昌先生在1964年第十号《东京支那学报》上发表《论石头记中的棠村序文——答伊藤漱平教授》的文章,一一加以辩驳,坚持己说甚力,且措词尖锐,态度不容置辩。伊藤在文章中采取逐回考察总评的方法,证明吴世昌的棠村序文说不能成立,吴世昌说这是“最无理的论点”,绝不能容忍。他写道:“我和伊藤素昧平生,彼此无恩无怨,真不知道他何以要这样和 我过不去。”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201至第217页。
1964年第十号《东京支那学报》在发表吴世昌的答辩文章的同时,也刊载了伊藤氏的答吴世昌的反驳的文章,题目是《关于红楼梦第十回开头部分的作者的疑问订补——兼答吴世昌氏的反驳》。两位不同国度的红学家辩难析疑,争论得不可开交,中外学术界都为之瞩目。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废艺斋集稿》的真伪
《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一部佚著,1973年,吴恩裕在《文物》杂志第二期上以《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为题,发表长篇介绍文章,曾在红学界引起轰动。据吴先生说,这部佚著共分八册:第一册是关于金石的;第二册题目是《南鹞北鸢考工志》,专讲扎、糊、绘、放风筝;第三册讲编织工艺;第四册讲脱胎工艺;第五册讲织补;第六册讲印染;第七册讲雕刻竹制器皿和扇股;第八册讲烹调。原稿系抗战时期一个日本商人金田氏从一清皇族手中所买,借给在北京北华美术学院任教的日籍教师高见嘉十。向吴先生提供材料的抄存者孔祥泽,是高氏的学生。现存留下来的部分,有《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摹本、扎绘风筝的歌诀、“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为“考工志”写的序言,和曹雪芹的一首《自题画石》诗,还有敦敏写的一篇《瓶湖懋斋记盛》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9至第27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雪芹在“自序”中称,他编写《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董序亦说:“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如是,则《红楼梦》作者的思想可见一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更记录了雪芹晚年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一些情形。如果这些材料真实可靠,对研究曹雪芹思想,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无疑有重大意义。
红学界很多人看了吴恩裕的介绍,都认为可信,希望《废艺斋集稿》未发现的部分能够重新找到。日本新闻媒介为此作了报道,以便在日本发现有关线索。但也有不少研究者持怀疑态度。1973年5月,陈毓罴和刘世德写出了质疑文章,对吴恩裕的发现提出种种疑点。他们说从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上看,“曹序”、“董序”、“敦记”三篇文字如出一人之手,因而不可能是曹雪芹、董邦达、敦敏的手笔。至于《自题画石》诗,他们从富竹泉的《考室诗草》中找到了该诗,而向吴恩裕提供《废艺斋集稿》线索的孔祥泽,就是富竹泉的外孙陈毓罴、刘世德:《曹雪芹佚著辨伪》,《红楼梦论丛》第64至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此《集稿》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当陈、刘质疑文章的油印稿在红学界传阅的时候,胡文彬和周雷即写了一篇《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载《文物》1974年第7期。,就陈、刘提出的守制问题、文字问题、物价问题、诗风问题、天气问题等疑点,详加剖解说明,倾向于新材料是可靠的,不赞成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予以否定。后来陈、刘以《曹雪芹佚著辨伪》为题,将质疑文章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不久,吴恩裕的回答文章在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题目是《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吴文除就陈、刘文中的疑点加以辨析和解释外,还在文末写了一节“最后不能不说的话”:
老实说,我得很努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才能读完陈、刘的文章。文中超乎辩论范围的用语是那样多,意气那样重,自信那样强!我本想心平气和地回答他们,但是做起来很困难。
今后,希望我自己和陈、刘两位,以及所有进行学术讨论的同志们,都应该以所讨论的问题为共同“攻克”的目标,把讨论的两方看成从左右两翼向难题进攻的力量。攻下了目标,解决了问题,才是胜利。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372至第3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吴恩裕的文章写于1979年6月,还未及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他就在同年12月2日遽然逝去。后来虽然又有几篇探讨《废艺斋集稿》真伪的文章见诸报刊,包括日本学者伊藤漱平写的长篇札记伊藤漱平:《论曹雪芹晚年的“佚著”——围绕“废艺斋集稿”等真伪问题的札记》,1981年第七辑《红楼梦研究集刊》译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但吴先生已不可能再做出回答了。
平心而论,无论证明《废艺斋集稿》是假,还是相信是真,都感到论据不甚充分。不过现在人们已不再提起这桩讼案了,也许是材料不足之故罢。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曹雪芹画像问题(1)
曹雪芹画像先后发现两幅,都有真伪问题。一为王冈绘《独坐幽篁图》手卷,像后有皇八子、钱大昕、倪承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等乾隆时闻人的题咏,除一人上款署“雪琴”,其余均署“雪芹”,以此被认为是曹雪芹的画像。收藏者为李祖韩,系1923年从上海一古董商手中购得,1928年叶恭绰曾为之题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有介绍。五十年代以后,此画像再无人见过,只有照片传出,系藏主之妹李秋君的摹本。现李祖韩及其妹秋君已于1964年和1971年先后故去,画像手卷不知谁属。
红学家中,吴恩裕、吴世昌、朱南铣认为王冈绘手卷像主确系曹雪芹,周汝昌始而肯定,后又存疑。1961年胡适撰有《所谓曹雪芹小像之谜》一文,刊于香港《海外论坛》第二卷第一期,也认为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浙江籍的一位翰林。他说这一看法,1929年在上海见到该画时就与藏主李祖韩谈过。胡适的文章遭到吴世昌、吴恩裕的反驳吴世昌:《论王冈绘曹雪芹小像》,载香港《大公报》1963年4月19至22日;吴恩裕:《结合文献和传说来看曹雪芹》,载《图书馆》1963年第3期。,双方争论得很激烈。 1980年,李氏家属从发还给他们的书画中发现三页题跋,系画像上剪下来的,有皇八子永璇、观保、谢墉,陈兆四人的题诗。陈兆的题诗有“进老学长兄”的上款,另三人不具上款,当然没有“雪琴”或“雪芹”字样。这句与以往传说的题款不同,像主是否为曹雪芹,遂更加可疑。但此四人的题诗为什么要剪下?谁剪下的?画像和其余题诗现在何处?像主如果不是曹雪芹究竟是谁?仍是未解之谜。
另一幅画像为陆厚信绘,河南省博物馆的范殿钧于1963年初自商丘县的郝心佛手中购得,定价5元人民币,现藏该馆。最早注意到这幅画像的是上海文化局的方行,他将画像照片寄给王士菁,转请周汝昌目验,时在1963年下半年。8月17日,《天津晚报》刊出周汝昌的介绍文章,题为《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充分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9月14日,刘世德在《天津晚报》发表否定性文章刘世德(署名时生蕤):《曹“雪芹”画像之谜》,载《天津晚报》1963年9月14日。,提出陆绘像主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根据是他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对验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题俞楚江照》。尹诗系两首绝句:“万里江天气寥,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