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主流,作者所执著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在主人公贾宝王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压迫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说《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点也不为过。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2)
《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多样性。从文学语言的运用和创造来说,作品中叙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抒情的语言,包括对话、插话、独白、旁白、议论、回忆、插叙、倒叙、补叙,以及古语、成语、俗语、谚语、暗语,隐语、双关语、歇后语等等,应有尽有。《红楼梦》中隐语、暗语之多,有时令人难以索解。第一回叙宝、黛故事缘起,说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另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脂砚斋在句旁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又说“赤瑕”点红字、玉字。这些地方,作者用的就是隐语。还有多得不胜枚举的人名和地名的谐音,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谐“原应叹息”,贾府的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谐沾光、善骗人、不顾羞;大荒山、无稽崖谐荒唐、无稽,十里街谐势利,仁清巷谐人情等等,脂评及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指出。这些地方无疑增加了读者的求索兴味。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更富特色,不仅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且有声音,有色彩,有音乐美,仿佛能够从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独立出来,单独构成欣赏对象。凤姐之为人,劣迹甚多,但她的语言,没有不称道的,连平素惧怕她的丫环们也喜欢听她说笑话。同是运用俗悟、歇后语,黛玉和凤姐迥然有别:一个细,一个粗;一个文,一个野;一个雅,一个俗。“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这类语言,黛玉断说不出,宝钗也说不出。第四十三回宝钗评论凤姐和黛玉:“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颦儿这促狭嘴,她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井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曹雪芹提炼文学语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凤姐的语言也是经过提炼的。至于刻画人物,则对比、烘托、铺垫、渲染、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反面描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样样俱全。
论者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动态描写和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经常表现为薄弱环节。可是细详《红楼梦》,我们发现这部作品的心理刻画颇为独到。宝、黛爱情从前世宿因写起,至第三回一见如故,然后因宝钗的到来顿生不虞之隙,口角不断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两人的爱情渐趋成熟。这时,对黛玉的爱情心理有一段细致入微的描写: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鸯鸳,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这样细腻、连贯、深切的心理描写,作者要求读者同他一起停下来,共同探求人物的潜在意向,这种写法,我们在《红楼梦》以外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还不曾看到过。甚至说这种写法已带有心理分析性质,便是熟悉现代小说观念的西方读者也不会感到愕然。
下面再举一例。第二十九回宝玉和黛玉发生口角,两个人闹情绪,没有去薛姨妈家看戏。贾母为此很着急,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这等于把宝、黛的特珠关系由贾母公之于众。紧接着第三十回,王熙凤亲自去劝解,没想到宝、黛互赔不是,她拉了黛玉就走,当着众人说:“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又一次公布了宝、黛的特殊关系,使得满屋里都笑起来。此情此景,宝、黛二人极为尴尬。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则没话找话,和宝钗搭讪,结果又失口说宝钗像杨贵妃,一下子惹恼了宝钗,自己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3)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字,但在写法上与前引例证不同,如果说前者带有心理分析性质,叙述者和人物合而为一,采取同时观察的方法,这里则是通过语言、举动、情态,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作品叙述者和作品人物的关系,是叙述学重点阐述的问题。法国的兹韦坦·托多罗夫认为有三种叙事形态,即从后面观察、同时观察、从外部观察。参阅法国兹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一文,载《外国文学报导》1984年第四期,朱毅译。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风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痛贬才子佳人小说,曾使在场的宝玉、黛玉颇感尴尬,但这里所写是《红楼梦》中宝、黛最为难堪的一幕。不是说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完全没有心理描写,而是与《红楼梦》相比,总是略逊一筹或者几筹。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轻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分,即便用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美国康乃尔大学K.Wong博士著有《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一书,黎登鑫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可参阅。。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和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产生怀疑,迄无定论。前八十回的待补之处也很多,如庚辰本的第十七、十八两回未分开,第十七至十九回只有一个回目;第二十二回结尾处缺诗谜,畸笏叟注明:“此回未成而芹逝矣。”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七两回缺佚。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叟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而且在《红楼梦》之前,曹雪芹写过一部《风月宝鉴》,不排除《红楼梦》中掺有《风月宝鉴》的文字,就像后四十回续书中可能杂有雪芹原稿一样。成书过程的种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与《红楼梦》成书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
《红楼梦》不过是一部作品,就对象来说,是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但由于内容无限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能够以一书名学,归根结底还是由作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就是说,书里面必须有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资料和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舍此则其他理由便无以立足。
其次,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考据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发源甚早,汉代就有了,唐、宋也没有中断,明代渐具规模,只不过成熟、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形成各种学术流派,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匙。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4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门汉学直接承继明末清初的实学而来,但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的实学有很大不同。实学是与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汉学则主要是考据学,重实证,不空谈义理,是其主要特征。当时专门汉学有吴派和皖派,前者以吴县惠栋为代表,后者以安徽戴震为代表。惠、戴之外,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余萧客、任大椿、卢文招、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考据大师,竞相著书立说,蔚为风气。钱大昕总结戴震的为学特点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集》第7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揅经室集自序》,中华书局校点本《揅经室集》卷首,1993年版,上册。直接标出实事求是四字,可反映清儒的一般旨趣。戴震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经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戴震集》第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汤志钧校点。,如若获得十分正确的见解,必须做到“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④《与姚孝廉姬传书》(乙亥),《戴震集》第185页。,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④。要求是很严格的,难怪清儒在古书辨伪、名物训诂方面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甚至在某些点上也将后无来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4)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通过设博学鸿词、开四库馆牢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有关,学者们沉潜古义,以处为出,既有益于学术,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说:“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据为其特征的清代汉学,又是直承宋明理学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学末流而来,虽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却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万年间,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风,提出“本证”、“旁证”的原则。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之前,杨慎著《丹铅总录》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证事物见长,随后又有陈耀文的《正杨》、《翼杨》等书,继续加以辨证,开了考证学的先河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顾炎武则进一步发挥之,所谓“亭林之学,成于责实”(包世臣语),终于为专门汉学的兴起准备下坚实的地基。只是到了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完全丢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把考据和义理对立起来,这已是汉学的末流了。同时代人章学诚已发为抗议,批评当时的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单纯的汉学已不能满足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回过头来看,还是戴震和章学诚的态度和方法比较允当,既纠正了宋明儒末流的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证就是一切的极端,将义理、考据、词章结合起来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披露,戴震开始认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这一转变,说明戴氏学术思想是义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义理的地位。见《戴震集》附录三,第4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顾并用,实为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今天仍值得弘扬。
章炳麟把清儒治学原则归纳为六点: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情感;六、汰华辞。《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六点既是考据的原则,又是考据的方法,对学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广义地说,文史各学科均离不开考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