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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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写的商榷文章，紧接着；又在该杂志第三期登载两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继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时发表了我对丁文的答复。论争就这样开始了。但发起讨论的《文学评论》，并没有继续发表讨论文章，只在1981年第六期摘编了一篇“来稿综述”。与此同时，《红楼梦学刊》却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编”的《文学评论》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辑上选刊了两篇，作者分别是张春树和周笑添。这一下，使论争激烈起来，反而不容易继续讨论下去，除《红楼梦学刊》在1983年第一辑又刊载一篇傅继馥的反批评文章，不同观点之间事实上已经休战。至于双方的具体红学观点，以及论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在《文学评论》和《红楼梦学刊》都是不难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读者可以复按。　　　　
　　　　笔者注意到，林亦乐先生曾在香港《明报》撰文，对这次论争连续加以报道参见香港《明报》1982年2月16、17日及8月1日所发林亦乐先生撰写的“特稿”。，同时做了有倾向性的评述。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次论争有何看法，我会说压根儿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何必由我来回顾什么“红学三十年”呢！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1）

　　　　红学论争中竟然有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如何理解该学科的对象、范围和特性问题，红学也不例外。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学科特点注意最多，多年来一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致使不少研究者都对这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另外在给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以及《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和《红学辨义》等文章中周汝昌：《献芹集》第187页、第217页和第225页至2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汝昌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正面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应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要范围，毫无疑问，他是把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等而同之、合而为一了，其结果自然局限了红学的范围，引起争论在所难免。　　　　
　　　　最先起来与周汝昌论辩的是应必诚，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刊出《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对周汝昌的主张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还说：“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而排除了《红楼梦》本身研究的‘红学’内部的分工，又搞得愈来愈细，专学林立，这样一种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会取得怎样的成效！”但周汝昌很快就以《“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为题，写了反批评文章，刊载于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　　　　
　　　　周汝昌认为应必诚批评的要“开除”别种研究，搞“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完全不是事实”。他说他的目的是想使红学不一般化，所以提出“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如果不做这种区分，把红学一般化，就是“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他进一步解释了红学的定义：“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性质全然一样的。”　　　　
　　　　《文艺报》在刊载周汝昌的文章的同时，加了一段编者按语，写道：“本刊今年第3期发表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也谈什么是“红学”》，对周汝昌同志有关‘红学’这一概念的解释以及当前《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周汝昌同志寄来了答辩文章，现发表于后，供读者参考。围绕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等问题的争论，已持续了很久；在新情况下，又产生了新问题。我们希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红楼梦》研究推进到更加健康的科学道路上去，从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参见《文艺报》1984年第6期，第62页。按语的观点和倾向呼之欲出。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2）

　　　　接着，《文艺报》在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赵齐平的文章，题目是《我看红学》，对周汝昌的观点进一步加以驳难。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红学，顺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学、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与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被认定与甲骨学、敦煌学鼎立为‘三大显学’的红学，偏偏存在着‘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的问题，人为地划分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各自领域。”赵齐平说，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不存在这个可以进红学“殿堂”，那个就不可以进的问题。不赞成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红楼梦》，以为那样做就会使红学一般化，是没有必要的杞忧。相反，他认为不以研究作品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文艺报》在发表了赵齐平的文章之后，无意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周汝昌也没有再写文章，因此这次论争也即随之结束，当然问题并没有解决，对什么是红学，周汝昌以及别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　　　　
　　　　第十五次论争：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红学论争带有普遍性，可以说，哪里有红学，哪里就有论争。1966年，潘重规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选修课，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于次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这在当时，算得上红学界的一件盛事，颇受港、台以及海外学术界人士瞩目。1971年，潘重规撰写《红楼梦的发端》一文，刊载于《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九辑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亚书院学术年刊》。文章通过辨析甲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观点，即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由“石头所记”，也就是“石头便是作者”，曹雪芹不过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改编人。　　　　
　　　　提出《红楼梦》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红学史上算不得新说，对潘重规而言，也只是旧话重提。但由于潘文对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关的脂批，做了新的解释，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复观的批评。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题目是《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署名王世禄。徐文不仅不同意潘文提出的观点，而且对潘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怀疑，因此写道：“关于《红楼梦》，尚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发挥特异的见解。结论尽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态度及导向结论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观而严谨。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诚实不诚实，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解释，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着一个诚实的态度，这是保证研究工作在学术的轨道上，正常进行的起码的要求。我读完潘先生的大文以后，最先引起我这样的感想。”接着，便批评潘重规引用材料断章取义，抹煞与自己相反的材料，以建立自己立说的基础，措词相当尖锐。如说：“对材料的断章取义，如果是偶一为之，这可能是一时的疏忽，或关系于对材料的了解程度，不能遽然认定这是由于态度的不诚实。但若大量的断章取义，大量的曲解文意，这便是态度的不诚实。假使更进一步，抹煞重要的与自己的预定意见相反的材料，而只在并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预定意见，却用附会歪曲的方法强为自己的预定结论作证明，这便是欺瞒，便是不诚实。”文章末尾更揶揄说：“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中，应当是一位佼佼者。但居然以红楼梦研究小组领导者的地位，写出这样的文章，难怪有人发出‘丧乱流离之中，人怀苟且之志，在大学里千万不可轻言学术’的叹息。”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3）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后，很快便成为香港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且不久也就知道王世禄是徐复观的化名。对此，潘重规没有直接作答，而是由《红楼梦》研究小组的成员汪立颖，写出了《谁“停留在猜谜的阶段？”》的文章，副题为《答〈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一文的作者》，发表在《明报月刊》1972年第七十四期。文章一开始即申明：　　“读完《明报月刊》第七十二期王世禄君的大文以后，我们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的同学都深觉讶异，因为作者既力言研究态度之重要，可是他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导师潘重规先生，却偏偏不根据事实，同时也诬蔑了《红楼梦》研究小组，笔者作为小组一分子，自然有责任来作一解答。”针对是否“停留在猜谜的阶段”的说法，汪文列举了《红楼梦》研究小组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公布了1951年胡适写给臧启芳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对潘重规的红学观点的看法，以证明并不如徐复观所说，《红楼梦新解》出来后，“潘先生挨了胡适的一顿骂”。当然也就甲戌本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辩说。徐复观同意吴世昌、赵冈的观点，认为甲戌本在时间上反而靠后，汪文则持潘说，坚持甲戌本最早，前面的《凡例》出自曹雪芹、脂砚以前的石头或隐名人士之手。汪文在措词上也是颇带情绪色彩的，如说徐文充满了“自欺欺人的瞽说”、“观念不清”等等。　　　　
　　　　徐复观立即对汪立颖的反批评做出回答，以《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女士》为题，在《明报月刊》1972年第七十六期上著文，逐条批驳汪文的指控，情绪愈益激烈。而且还牵及文字以外的活动，包括约潘重规饮咖啡，请《红楼梦》研究小组成员汪立颖和蒋凤吃水饺等，论争已超出学术之外。因此蒋凤又起来作答，写《吾师与真理》一文，刊于《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致使赵冈、周策纵不得不出来规劝，对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态度给予正面说明。　　　　
　　　　赵冈在《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中写道：“最近几个月似乎来了一股讨论《红楼梦》的小热潮。我个人认为这是可喜的现象，真理是愈辩愈明。不过我也觉得在讨论时有几点应该注意之处。”于是提出了四点：一是千万避免使用侮骂的词句；二是学术讨论没有必要化名；三是一些属于程度性的问题，如《红楼梦》的性质怎样，不宜定出硬性的是非判断标准；四是不要只限于讨论现有材料，应设法发掘新材料。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则追溯《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对许多红学家不喜欢反面证据委婉地加以批评，提倡“自讼”式的辩难，要求“以当下之我攻当下之我”，认为“这样的笔墨官司才不会退化成官司，这样的辩难才算做抬学术杠”。　　　　
　　　　赵冈和周策纵的文章都发表在《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是在《明报月刊》上进行的，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规始终没有直接出面，直到1974年回答陈炳良的批评时陈炳良的《近年的红学述评》一文，载香港《中华月报》1974年1月号。，才又旧案重提，说徐复观的文章“并未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并说：“‘王文’教训我研究态度要诚实，引用材料要正确，他却沾沾自喜地告诉我说：‘据吴恩裕的《考稗小记》，敦诚死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月十六日丑时，程伟元刊行《红楼梦》时，敦诚已经死掉约十个月了。’我查吴著，敦诚是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十六日丑时，不知王文根据何种秘本。像这种‘信口开河’的写作，辩论实在是一种浪费。”潘重规：《近年的红学述评商榷》，载《中华月报》1974年3月号。毋宁说，这也是一种回答吧。何况，当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9月出版潘先生的《红学六十年》一书时，他把徐复观的两篇文章以及汪立颖、蒋凤和赵冈、周策纵的文章都附录在书后潘重规：《红学六十年》第158页至228页，台北文吏哲出版社1974年9月初版。，自然也是一种论争的办法。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赵冈与余英时讨论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六十年代下半期和七十年代上半期，香港的红学气氛非常浓厚，因此红学论争迭有发生。1973年秋天，以治中国思想史闻名的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题作了讲演，然后撰写成《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两篇论文，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明报月刊》和《幼狮月刊》曾分别予以转载香港《明报月刊》于1976年6月号转载《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台北的《幼狮月刊》于1976年出版的第四十二卷第四期转载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余英时的文章刊出之后，赵冈在《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