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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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被前辈学者“濬发”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谈何容易。　　　　
　　　　这不是我的悲观，学术的发展嬗变，常常如此。有盛就有衰，有热必有冷。盛而不衰，热而不冷，天下怎容得这样的物事。就拿《红楼梦学刊》来说，顾问中茅盾和王昆仑两先生已经仙逝，编委中自创刊以来已有顾颉刚、吴恩裕、吴世昌、戴不凡四位红学大家作古。1979年5月20日学刊在四川饭店举行首届编委扩大会议，在京的红学专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会，王昆仑当场赋诗，那种盛况，恐怕不会再有了。甚至红学史上那些迭出的公案，以抬学问杠为特色的红学论争，包括胡适说蔡元培“猜笨谜”，并声称“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吴世昌和周汝昌等辩论所谓“雪芹佚诗”，引来《晋书》里阮瞻不信鬼的故事，来客辩不赢阮瞻，就说“即仆便是鬼”；以及余英时和赵冈关于“面包”和“面粉”关系的讨论；徐复观和潘重规论红学，竟涉及请吃水饺问题，等等。这一类引人入胜、令人喷饭的篇章，今后的红学家难得谱写出来。另一方面，现在年龄轻些的健在于世的《红楼梦》研究者，泰半已不再致力于红学，而转为研究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也就是梁启超论述学术衰落期时说的，由于社会需要，学者“别转一方向”的特点。借用《红楼梦》里的话，说红学研究的现状“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可能与实际情形也大体上吻合。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3）

　　　　因此曹雪芹真是伟大，他不仅用各种方式为《红楼梦》的结局、荣宁二府的未来，做出许多暗示和谶语，不料他做的这些暗示和预设的谶语同样适合于红学的命运。当然我不是说《红楼梦》不再会有人研究。研究仍会继续，不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可以找出自己心目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红楼梦》作为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魅力将永存于世。小说批评派红学还会进一步发展。用新的小说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诠释《红楼梦》，还大有用武之地。只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由王、蔡、胡建立的以索隐和考证为两大支柱的那个闹闹嚷嚷已近百载的我们熟悉的红学，或者说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大约不容易再次复兴。因为梁任公说了，学术思潮的衰落期相当于佛所说的“灭相”。　　　　
　　　　我写了这许多文字，还是文章开始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红学的热冷兴衰与红学作为红学的学科特点有关。现在谈第二问题，显学与俗学问题。　　　　
　　　　红学是当代显学，自无异议。但一门学问一旦成为显学，也很容易变为俗学。钱锺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转引自《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编委笔谈”之郑朝宗先生文第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诚哉斯言，红学可以拿来作证。就红学的发展历史来说，走的是越来越通俗普及的道路。这原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一门学问人人都能谈，不顾场合，开口就谈，这门学问的普及度固然可观，其专学意义和学术价值必随之减弱。何况红学本来有其不确定性的一面，作品内容千头万绪，爱情纠葛、人际矛盾都可以往里面套，其结果很容易把《红楼梦》研究庸俗化。通俗化和庸俗化只有一纸之隔。按通常的看法，重视一门学问，刻意加以宣传，总归是这门学问的殊荣。可是宣传过分，殊荣也会招致殊辱，尊之适足以卑之。红学的命运就是这样，因为操持得太过分，反而害了红学。梁启超说当一个学派在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这“可厌”二字，足以说明一门显学实已变成俗学。红学是否已到了“可厌”的程度，聪明的红学家冷暖自知，无须我下断语。　　　　
　　　　还有敷演《红楼梦》的电视系列剧和多集电影的出现，对《红楼梦》的普及有重大作用，可以让无阅读能力的人也来欣赏《红楼梦》，说来真是功德无量之事。但站在学术立场上想想，似乎也不无负面影响。因为人类的艺术杰作选择何种表达形式来完成自己，不仅是艺术家本人的选择，同时是历史的选择，艺术生命力的选择。这些特定的形式有不可变易的一面。比如说离开诗歌这种特定的形式，能够有李白和杜甫吗？莎士比亚如果不选择戏剧的形式，其存在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曹雪芹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作《红楼梦》，这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形式的《红楼梦》出不了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就这一点而言，小说《红楼梦》有不可转译的特点。不用说转译成其他艺术形式，就是内容形式都保持不变，只是翻译成汉语以外的其他语种，也无法保持曹雪芹《红楼梦》的原味。更何况把《红楼梦》的文字形象转译为视觉形象，这中间不知有多少美学障碍需要克服。钱锺书先生在论翻译和原作的关系时说：“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者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我们电视系列剧和多集影片，作为一种译本，应不属于这种情况，但成败得失究竟如何，似值得探究。　　　　
　　　　《红楼梦学刊》五十辑，我却说了这样一番话，近乎红学呓语。如果读者把我这番话看做“异兆发悲音”，可是事前不曾想到的。如同《红楼梦学刊》一出十二年我当初不曾想到一样。国际红学会已经开过两次，这有点像“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如果开第三次，正合“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我想也一定是一次盛会。　　　　
　　　　下篇“这鸭头不是丫头”　　　　
　　　　《红学呓语》上篇写好之后，恰值海峡两岸红楼文化恳谈会在上海举行，我随喜着参加了此项活动。海峡那边来了三十多人，其中不乏研究《红楼梦》以及其他古典小说和中国文学的专家。他们是一支“红楼梦文化之旅”，上海的活动结束后，还将挥师北上，去杭州、过苏州、到南京、下扬州、走燕京，沿着曹雪芹的足迹寻踪探胜。上海的活动，也是以游览青浦大观园、参观红楼文物展览、观赏以《红楼梦》为内容的文艺演出、品尝红楼宴为主，学术研讨不是重心所在。台湾“红楼梦文化之旅”领队康来新教授问我，参加了这样的红楼文化活动，我坚持的学术立场是否有所改变。我说改变倒不一定，但对《红楼梦》的诠释，确可以有多种方式。“红楼梦文化之旅”活动，似乎也可以看做是诠释《红楼梦》的一种尝试，至少有助于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普及与传播。走这么一趟之后再来读《红楼梦》，感受会有所不同。　　　　
　　　　因此我感到有两个《红楼梦》，两种红学。一个《红楼梦》是作为清中叶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红楼梦》，它属于十八世纪；另一个是不同时期读者心中眼中的《红楼梦》，它属于今天和明天。后一个《红楼梦》随着读者的参与性阅读而常在常新。两种红学，一种是研究《红楼梦》本文和作者家世生平及版本流变有关问题，另一种是从《红楼梦》和作者的世界中走出来，把《红楼梦》描写的内容作为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特别着重从渊源和影响的角度加以研究。比如红楼建筑、红楼服饰、红楼茶艺、红楼宴饮，以及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戏剧、电影、绘画、书法、篆刻、雕塑、陶瓷、编织、刺绣等等，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应该怎样评价，如何看待。光是大观园，现在就有三处，即北京南菜园附近的大观园、河北正定的大观园和上海青浦大观园。正定我没去过，不知具体情形。北京和上海的大观园，建筑都颇见特色，开放以来，游人络绎不绝。《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原是曹雪芹的艺术创造，虽有江南园林和北方皇家林苑的蓝本，终是拼凑加工改造过的，绝不是把现实中的某一个真实的花园原封不动地搬入书中。因此研究者说是随园也好，恭王府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假设，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弊。可是如今竟然把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大观园，在生活中复制出来，而且是三处，群众也表示认可，不能不说是对《红楼梦》影响研究的一种补充和创造。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4）

　　　　《红楼梦》里成为贾府贵族生活组成部分的饮馔，与其说是物质享受，不如说是一种艺术，以此我曾提出：　　“想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准备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肴招徕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原因何在？盖由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每多于实用价值。”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四节“《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这话说于1986年，不久，“红楼宴”就在大江南北竞相摆起来了。这次上海红楼文化恳谈会，内容之一就是到上海扬州饭店品尝丰盛的红楼宴。刘姥姥摇头吐舌、口念佛祖，说得“十来只鸡来配”的“茄鲞”虽没进入席面，“姥姥鸽蛋”却使宴席平添气氛。只是熟读《红楼梦》的与会代表到底比刘姥姥聪明，很少有人夹不起鸽子蛋，至于“滑下来滚在地下”的事故，更没有发生。当然刘姥姥的闹剧，是凤姐和鸳鸯一手导演的，为的是“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鸽蛋滑落的事故，说不定是演员的“规定动作”，似乎也不便作为昔日书中人物和今天的读者孰愚孰明的依据。“红楼宴”中另一道菜是“老蚌怀珠”，显然出自前些年所传《废艺斋集稿》中所谓敦敏《瓶湖懋斋记盛》残文，《集稿》真伪固不可知，其中提到的“江南佳味”却再现于二百年后的宴席，信乎红楼文化影响之深也。此外“雪底芹荤”、“宁荣姣龙”、“南酒套鸭”、“粉黛眉酥”、“鸳鸯烧卖”之类，不一定样样都有出典，品其色香味，自是淮扬菜系无异。大观园有主南主北的分野，“红楼宴”则一色江南肴馔，说明《红楼梦》的读者，眼之于物、口之于味，各有取意焉。恰好证实属于今天的《红楼梦》，是随着读者的诠释意向来转移的，离开新的时代的读者参与，谈不上古典作品的新生。　　　　
　　　　但红楼文化的研究是另外一个问题。《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典范，传统文化的结晶，对《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做深入探讨，自是红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实际上已有不少研究者做出过努力。只是包括上面提到的红楼园林建筑、红楼饮馔在内的红楼梦文化，现在人们注重的不是从学理上加以研究，而是用各种方法进行实施。曹雪芹把生活变成艺术，红楼文化活动又把艺术还原为生活。看来这种还原的努力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台湾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问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却大力传播《红楼梦》描写的十八世纪的文化生活，是否会有负面的作用。上海恳谈会后，我与另外几位朋友赴浙江省平湖县做《红楼梦》演讲，一名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红楼梦》里的文化能不能成为今天的生活准则。我说当然不能以《红楼梦》的文化内容作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准则，那样就未免可笑了；但《红楼梦》中描写的众多的文化现象，例如不识字的丫鬟却懂得接人待物的分寸感，以及贾宝玉选择恋爱对象不仅重视容貌，尤其重视思想追求上是否志同道合，这些即使到了今天也不无启发意义。第四十回凤姐和鸳鸯导演由刘姥姥演出的闹剧，黛玉笑岔了气，史湘云撑不住喷出一口茶，宝玉滚到贾母怀里，惜春拉着奶妈叫揉揉肠子，读到这里，读者恐怕也要笑倒，可能不会注意在这幅百笑图之后，作者还有重重的收梢之笔，那就是凤姐向刘姥姥解释：“你可别多心，才刚不过大家取乐儿。”鸳鸯更进来道歉，说：“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以凤姐之尊、鸳鸯之贵，竟然向一个乡野村妇致歉赔不是，可不是一件小事，甚至比刘姥姥演闹剧本身的分量还要重得多，实际上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补充性肯定。这件事情背后的文化内涵，足可以超越时空而传之久远。　　　　
　　　　台湾电视记者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因为这涉及对清王朝的文化举措和文化生活的总体看法，也涉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的认识。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入关以后，中经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十帝，有过稳定时期、极盛时期、衰落时期、灭亡时期。当极盛时期，版图、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是超一流大国。但在文化上，不论处于哪一时期，都表现出十足的小国心态。别的不说，在所谓“康乾盛世”，不也是文字狱最惨烈、思想统治最严酷的时期么？清代朴学固然前无古人，成就巨大，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不也是学者们被挤压得无路可走，才去匍匐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吗？学术的发展常依赖于学术以外的因素，倒也是学术史昭示的一个法则。只不过后世的研究者，有时难免看到了学术成果，却忽略了这些成果取得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四库全书》以及其他大型类书的编纂，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建设，其功德足可永世；另一方面未尝不是笼络和控制人才，强化思想统治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还不要说编纂《四库》过程中对古籍滥加删改，毁书二千四百余种的巧夺奇劫。经纪昀、陆锡熊等加工润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于目列清晰、介绍简明，为人们了解古代各类著作提供了方便，但馆臣们写的小序和案语，同时也是在古代著作和后世读者之间筑起的一道障壁。因此我总以为，清代文化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扭曲，既不如唐代文化的恢弘博大，也没有宋代文化那样深邃自由，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像明代市民文化生活那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就拿服饰和男女发式而言，清代和唐、宋、明的装束相比，美丑妍媸昭然可见。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唐宋时期传播的多。如果红楼文化仅仅指的是清代文化，我想台视记者的问题不难回答，也可以说不是有无负面影响的问题，而是应不应弘扬传播的问题。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5）

　　　　《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其实不那么简单，虽说描写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社会生活，却有长期积淀起来的具有恒定因素的文化成分渗透其中，这些成分不仅属于清朝一时一代，而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物而被作者和读者所感知。古代文字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有《红楼梦》这样丰盈的文化包容量。我们从《红楼梦》里几乎看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可以说尽在其中了。换言之，《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流露的文化精神，很多可以称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这方面的内容，今天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传播。何况曹雪芹的思想中残存有反满情绪，或者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具有“汉族认同感”余英时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和《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两文有专门论述，参见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83页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