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灵魂的城堡-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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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辩白发生在K与房东太太之间。K莫名其妙地被捕了，他要在房东太太面前否决这件事。他开始调子很高，满怀说服别人的期望，后来却因为房东太太的反应而完全泄了气。房东太太其实是从心里要维护K的，她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她为K的处境而难过。K却被她这种同情所激怒了。是谁蒙在鼓里呢？当然是K。K又为什么这么容易地泄了气呢？大概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怀疑吧。谁也不会站在K的立场上来看待发生的事，只除了他自己。
最精彩的辩白是K在法庭上的辩白，在那些老谋深算的法官们眼里，K是个令人厌恶的跳梁小丑，这个小丑是如此的不甘寂寞，还要将世俗陈腐的老生常谈搬到法庭上来宣讲；而且居然还不知天高地厚，公开指责起法的机构来，这不是发了昏又是什么？对于至高无上的法来说，油漆匠和银行禁理又有什么区别？还有比K这番话更荒谬的吗？所以法庭因为这番话闹开了锅，每个人都笑得弯下腰去，浑身乱额。笑过之后便只剩下对于他的无比蔑视。由看不见的导演执导的这场残酷的闹剧在不动声色中收了场。我们不由得感叹：这真是自我幽默的极致！这种幽默已达到了自虐的地步。
就是这样一个K，居然瞧不起老被告布洛克，无端地认为自己拥有某种超出于布洛克的优越性，而实际上，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布洛克心里很清楚K的处境，也许他将K的态度看作某种矫情，因而无比厌恶与鄙视。他恶狠狠地教训K，告诉他真情，K竟没有听懂！这真是天大的玩笑！K拿自己的性命在开玩笑，他无知到这种地步，真让人伤心。接下去他又在神父面前辩护，还攻击法庭，弄得神父于气愤之中忘记了自己的责职，大喊大叫起来。神父的惊叫既是愤怒又是怜悯。眼睛上蒙着布的正一点都看不到即将发生的事，非要将滑稽剧演到底。可是他看不到的事马上就要经历到了。
自娱——一种高级的生存方式
在法的高压之下，在大局已定，前途明了的情况之下，人还能干些什么呢？大律师，商人布洛克，以及最后出现的神秘的监狱神父，他们都在干叙同一桩事——自娱的游戏。这种游戏是他们精神生存的方式。为了无牵无挂地游戏，商人布洛克抛弃了财产和地位，沦为法的可怜的附庸；大律师不顾高龄和严重的心脏病，全力以赴来接手K的案子；而谜一般的监狱神父，他是多么津津有味于黑暗中的那番分析啊。这三个人都对自己所干所说的事怀有浓厚的兴趣，那种对于内心困惑的分析，那种原地踏步似的努力，那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大律师对K的那些长篇大论似的劝告，从表面看近似夸夸其谈，其实他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是他多年职业的经验之谈。他的话自相矛盾，推论的结果相互抵消；与其说他是在提出劝告，还不如说他也是为了自己而谈论，而谈论的动力是他对过程本身的着迷，或者说他需要借K的案子来对自己作心理治疗。他年事已高，内心的负担使他只能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思考，K的案件使他又一次找到了精神的出路，使他的才干和推理的能力又一次得到出色的发挥。他这一生可以做的，也就是这些推理了。推理使他获得了短时的满足，之后又是更为黑暗的、虚无的压迫，促使他重新躺回床上去休息他那衰弱的心脏。如果说他全是为了自己才接手K的案子也不公正，他也是为了K，他与K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面对的困难也是同样的，所以才需要齐心协力。在这方面K真是一点都不理解他，也听不懂他的话；K对精神上的事兴趣不大，只关心尘世中那点虚幻的利益。相对来说，律师差不多是承担了案件的全部重负，而K由于无知并不能感觉到真实的情况。
商人布洛克主要是用行动来进行自娱的游戏的。他不但时常守在大律师的家中等待他接见，还自己花钱又雇了五个业余律师，奔跑于这些人之间，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说，他为自己的案子而活，时刻都在打探关于案子进展的消息，并渴望与人谈论分析，以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当然所谓下一步的行动也不过是进一步的打探与谈论。他从未像K一样想过要摆脱自己的官司，相反他走火火魔，每时每刻都纠缠在官司里头，虽然害怕却又其乐无穷。当K问他雇用五个律师有什么用时，他回答说自有用处。他所说的用处是指律师能给他带来打赢官司的希望。但是他并不急于要打赢官司，似乎是，也不很关心短时间内的效果，他关心的是另外的事。那么他请这么多律师只能看作他的一种特殊的兴趣和需要。他需要时刻与法发生关系，他需要与和法有关系的人探讨他的案子。他的这种畸形的生活方式成了他终生的追求。
出现在最后的监狱神父似乎是带给K答案的人，奇怪的是他说出来的答案根本不能算一个答案，反而是对任何确定答案的否定。他在黑暗中牵着K的手，将他引向矛盾的顶峰，并对K言传身教，让他与他一道来体验这个世界构成的基础。面对着K，这位老哲人十分兴奋，思维就如温偏流水般活跃，K受到了感染，明白了一切，却不能像神父那样超脱，只因为两人的立足点不同。神父的兴趣在于揭示世界的根源，K的焦虑是世俗的焦虑。在黑暗中的烛光下，在教堂庄严而恐怖的氛围里，人的精神伸出了触角，两极终于相通了。
与自我相逢的奇遇
饱受内心折磨之苦、眼看就要被恐惧所压倒、但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的K，在那个阴沉沉的雨天来到了大教堂。他到底是被骗而来，还是遵从神秘的召唤而来，这之间毫无本质区别，他个人的看法是毫不要紧的，因为他是自愿的。身穿黑袍的杂役成了领K走向最后审判台的领路人。这位奇怪的引路人，并不向K明确地指路，只是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让K自己似乎是无意中走到了小讲坛的那一边。那小讲坛就是审判官的位置，神父一会儿就上来了。在这个低矮、连腰都伸不直的、折磨人的小讲坛上，神父开始了对K的审判。K开始只想逃走，后来却又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只是看起来像偶然的）而留了下来，在那死一般寂静的地方，独自一人面对神父接受了对自己的审判。这是怎样一场审判呢？我们看到，整个过程既没有具体定罪，也没有任何盘问，神父与K之间那场关于法的讨论也像是在夸夸其谈。但这只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才是这样。一旦我们真正进入神父的思路（就像K强迫自己所做的那样），立刻就会感到，这正是一场最后的、生死攸关的审判。在这场审判中，神父为K描绘了K自身那凄凉的、毫无出路的生存蓝图，所有的谜底都在那里头得到了揭示，只是将结论作为最大的谜留给了K自己。神父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如此明白底细？又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现身？为什么K与他的全面既像是预先决定，又像是不期而遇？为什么K在如此暧昧的情况下见到他，却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当我们读完这一段，就会发现这位神父多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要回避的那个影子，多么像只有当我们灵魂出窍时才会见到的那个人！是的，神父就是K一直将他抑制在黑暗深处的那个自我，他在命运的最后关头于黑暗中出现，来向K讨还债务了。只是这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这是K自己向自己讨债，神父不过是以他清醒的分析促成了这一事件。审判结束时，K心中残存的那一丝侥幸心理被神父当面击碎，真实呈现于眼前。
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就会发现，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中，K的自我并不是在神父之前一直缺席的，它曾经由多个人物担任，这些人物随案情发展而轮流出现。只不过在案件的初期阶段，由于K认识上的模糊，也由于对世俗的迷恋，这些自我的替身在他的眼中才显得分外陌生，特别不能接受而已。逐步认出这些人的过程就是审判的过程。核心的人物是看守，打手，检查官，画家与律师；其他的一些人物则是他们存在的补充。这就是说，K周围的这些人才是K的本质，本质是相对不变的，K自身倒是不断演变的。K只有通过不断演变（不断向法靠近），才会认出自己的本质，而本质又是通过K的演变来得以体现，否则无法确定其存在。K演变的结果使得每一阶段的自我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从单纯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然而不论面貌多么不同，他们都是执法人。变化的只是K，K没有确定的罪名，因而罪犯的身分也是不确定的，由于身分的悬置，他必须要不懈地努力，以消除（或确定）自己的犯罪嫌疑，改变自身不确定的局面。这样，K就成了自我存在的形式，一种永不安宁、不断向上（或向下）、向着完善（或毁灭）而演变的形式。这些体现自我的角色尽管有着相同的本质，在发展中呈现的面貌还是各不相同的。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越是处在认识低级阶段的角色，生活气息越浓（如看守、打手的俗气），越到了高级阶段，角色越变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偶象（如神父）。所以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抽空生活的过程，这种抽空发展到顶峰，K就根本不能生活了。K的身上有一种十分危险的走极端的倾向（或称为自杀倾向），他凡事要弄个水落石出，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在那间令他呼吸困难的阁楼上，画家向他指出了两种出路，这就是“表面宣判无罪”和“无限延期”这两种活法。画家苦口婆心地解释，内心暴烈的K根本不想听，也坚决不能接受。就是他这种走极端的倾向导致了过早的结束吧。但是怎能不走极端呢？他也知道画家和律师向他指出的活法有可能拖延得更久，但以他的性格，他没法那样活。不断地抽空、抛弃，向着纯净的虚无义无反顾地进发，这是K的方式。他是不自觉的，又是自觉的。在进程中，浓郁的氛围不断地将他引向越来越深奥的自我。
生存模式结构
A．乡下人——看rlN——法
B．IH神父——法
从K的世俗辩解与神父的分析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K的思维是单向的、仅仅从生命出发的，神父则是将生活本身作为一种矛盾来看，即不仅仅考虑到生，而且考虑到死（法）。神父将矛盾的两方面都透彻地分析过了，而关于究竟要不要活这个问题，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只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困惑，最后是K用行动来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首先，神父责备K近视（“你难道不能看得更远一些吗？”），过于欺骗自己；接下去神父却又用寓言证实了乡下人自欺的合理性，并说：“对一件事的正确理解与错误理解并不相互排斥，”“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困惑”。可见神父并不反对K自欺，他只是要引导K达到有意自欺，即明知道是自欺还要自欺。在神父的精湛分析中，世界（精神世界）由三部分构成：乡下人，守门人，法。乡下人与法构成矛盾的对立面，而守门人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三者缺一不可。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大门专为乡下人而开，为什么乡下人永远不能真正进入法，为什么看门人既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法的纯洁性，又要维持矛盾的对立（给乡下人凳子坐，耐着性子听他哀求，收下他的贿赂，甚至对他做出小小的挑逗。）。只要乡下人活一天，这种三者鼎立的局面就会维持一天。所以看门人说出乡下人不能进入的第一句话之后，暗示的是第二句话：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专为某人而开的门是法的大门，是永远不能进去的n乡下人拥解成将来有一天可以进去，于是在门旁等了一辈子。乡下人的这种理解也是看门人暗中希望的。（当然也可能乡下人也是有意自欺）。两种愿望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促成了矛盾持续下去。所以说：“正确的理解与错误的理解并不相互排斥。”整个过程中，看门人所说的话就同神父一样模棱两可、自相矛盾，而他们都在这种矛盾的思维中表达出对生存的困惑。他们并不要消除矛盾（那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要说明、突出矛盾，当然他们用以说明的方法也是矛盾的。所以K听了神父的解释之后，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变得模糊和无比深奥起来，超出了他世俗的想象力，并且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关键就在于法和乡下人总是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的；而作为中介的看门人，则具有两者的特点，这就是他，也是神父那无限的困惑的根源。K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总忍不住要攻击、贬低着门人（要么说乡下人受了看门人的骗，要么说看门人也是愚蠢的受骗者），一方面是由于他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种需要中产生的单向的思维方式。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被神父说服，但已模糊地感到了那个不为自己完全了解的、极其丰富而深送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对立的两极，每一板都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而这两极又相互反映、互为本质。没有谁能比神父更丰富，更全面；同样，也没有谁比他更困惑、更矛盾。就这样，K从神父那里听到了那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并跟随他的思路不知不觉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一遍彻底的拷问。出路并不是神父关心的，他只是要揭示过程，他要让K在彻底自由的情境中领略过程的专制性——即法的先验性，不可选择性。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从K被捕的第一天起，周围的人就在向他重复同样的道理，只是说的方式不同而且。但没有千百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严厉的重复，人是战胜不了自己身上的惰性的；当然就是努力过了最终也还是战胜不了，最多打个平手，因为情性是生存的前提。也许可以说，神父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圈套，一旦被套住就别想再出来。不过神父又并不主张束手就擒，他只是向K展示了戴着镣铐跳舞的前景。因此同样可以说，K的自取灭亡与他无关，只是K个人的选择。如果K不是这样走极端，还会有别的奇迹出现，然而无论什么样的奇迹也仍然会演绎成这同一个模式。
生活在神父模式中的艺术家总是有两种冲动，两种标准。他既想揭去面具袒露在真实之中，又对于这戴着面具的人生无比迷恋。这两个方面不时发生冲突，但总的来说是平行发展，分不出高低的。K的自取灭亡也不过是暂时的放弃，否则远方那细瘦的身影也不会出现在灯光下了。彻底放弃必定是漆黑一片。
法是一个过程
法到底是什么呢？按照神父的见解，法是不能谈论的东西，它的尊严是不容怀疑的。看门人受雇于法，所以他的地位至高无上，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他。而作为普通人的K，只能用“人”的眼光去理解法，即将法与世俗的法庭联系起来，除此没有第二条路。但这种特殊的法是超出人的理解的、无限的东西，它只能被“感到”。在这场漫长的审判中，每当K用世俗之心去理解法，他就走向了法的反面，又因为只能有一颗世俗之心，K的罪就越来越深。即便如此，K对于法本身也决不是没有感到，他是感到了的，所以他的态度一直在发生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