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灵魂的城堡-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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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K的罪就越来越深。即便如此，K对于法本身也决不是没有感到，他是感到了的，所以他的态度一直在发生那种微妙的变化。在他身上，对法的感觉与出于情性的误解同时进展。法不断地威胁着要解除他的全部武装（身份、名誉、地位），到了最后终于解除了。他与神父的会面就是法的意志的全部披露，误解消除，法的旗帜插在放弃了生命的躯体之上。
乡下人当然是自由的，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于冥冥之中产生了要进法的大门的念头，于是抱定这个妄想寻到了法的大门口，从此就在那地方坐下来了。他是在等待和哀求的过程中，在痛苦的煎熬中，在看门人的冷酷中，逐渐体会到法的存在的。同样，K被捕的那天早上他就成了同一种自由的囚徒。既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自由地选择了法，法也就选择了他。于是他不得不逐步抛弃世俗的一切，这期间他差不多是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无论干了什么到头来全无所谓。他变得自由散漫，行为恶劣，卑鄙；简言之，他由一名堂堂的君子变成了鬼鬼祟祟的小人。他只需要对一样东西负责，这就是法。但法总是隐藏在深处，态度暧昧，他为此痛苦，为此焦虑，为此于无形中进一步抛弃世俗的价值。但是法仍然不现身，它要的是彻底的皈依。K和乡下人的区别只在于K是世俗中的人，而乡下人是寓言中的人。寓言中的乡下人对法无比虔诚，一心一意地等，世俗中的K对法的态度是一种抗拒的屈从，即主观上要抗拒，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屈从。他是三心二意、磕磕绊绊地走在通往法的小路上的。结局相同，过程很不相同。
按照守门人的理解，法是什么呢？守门人从未看见过法，他也是于冥冥之中受雇于法的，他守住大门不让乡下人进去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开始体验到法的那一天。乡下人受到的煎熬越厉害，哀求越凄苦，守门人对法的感受也就越真切。如果说他自己无法证实法的存在，那么乡下人那永不改变的狂热，那以死相求的决心，还有他自己坚守原则的冷酷拒绝，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实。所以法不容怀疑。守门人的工作就是折磨乡下人，同时又任凭他怀有小小的希望，以此来体验法，捍卫法，并让法的淫威通过乡下人而展示。也许对于他来说先有法后有乡下人，但那只是一种信念。同样可以说，有了乡下人，法才得以存在，守门人也才获得守卫的资格，法的过程也才展开。守门人在过程完毕时说他要去把门关上，那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职业。法的大门将随乡下人的死去自行消失。
在K的案件中，寓言中的守门人化身为一系列的人物——看守、打手、检查官、画家、律师，最后是神父。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法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与寓言中守门人那单调的过程相对照，这个过程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它是真理由模糊往清晰，由表面的偶然性往本质的必然性的崭露，每一阶段都伴随了K内心滴血的体验。这些个守门人，既生活在世俗中，同时又为法服务，K一见之下往往认不清他们的面貌。K从这些人身上看不见法（“法只存在于你们的头脑中”），但总感到他们有某种不同寻常之处。随着过程的深入，角色不断替换，隐蔽的方面才渐渐暴露；发展到神父出现的阶段，K的内心才完全认同了他作为守门人的身分。这位最后的守门人貌似严厉，实际上又给予K完全的自由。“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他的潜台词是：法从不强加于人，一切都要等待K自己的觉醒。神父完成任务之际，就是K觉醒之时，于是K觉醒了。这位最后的守门人是用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从根本上促使K觉醒的，他不仅仅像画家与律师那样向K描述了他那无望的前途，而且用一个寓言和对寓言的讨论向K呈现了他的生存处境的整体，以及各种可能性，他的话包含了赤裸裸的真理。K，尽管内心仍在像以往一样反抗（因为他还活着），终于默认了这个可怕的真理。这种认识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如同神父对审判过程的描述一样（“过程本身会逐渐变成判决”。），认识的过程也是逐渐凝固的，最后变成夹住K自己的一把铁钳。在从前，所有的人都在向K说着神父所说的同一件事，K也不是完全没听懂，但他就是要欺骗自己，不往那方面想（当然这种欺骗属下意识的）。在事件过程中，自我意识越来越频繁地从潜意识里冒出来，怀疑和动摇渐渐占上风，直到神父出场，世俗观念才全盘崩渍，自欺为自审所揭穿，K陷入了无法生活的致命的困境中。
1997年12月，英才园
两种意志的较量（之一）
读完《审判》这部书，我们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之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最大的疑问：法的意志究竟是什么？法到底是要K死，还是要K活呢？故事的结局已经表明了这种意志，也就是说，法要K死，如同K一直理解的那样。然而在漫长的过程中，K遇到了那样多的引诱，那样多的希望，那样多的突围的缺口，它们都在反驳着上述单一的结论；它们不断地用暧昧的语气告诉K，法要K活，活着来体验罪，而不单纯是为了最后的惩罚，如同K一直在下意识里隐约感到的那样。法的意志的矛盾一崭露出来，永恒的较量就由此开端了；又正因为它是一个矛盾，底蕴才显得深不可测；人可以追索、叩问，但不能从单方面下结论，它是一股能动的力，由两股相反的力合成，并通过这两股力的扭斗和撞击向前运动。在形式上，K最后死了，似乎死更能体现法的意志，但留给读者的思索却是关于活的思索。不然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呢？
法的矛盾意志就是K的矛盾意志之体现，这种双重的意志使他在追求尘世享乐的同时不断地向往着那种纯粹的境界，他总是站在两界之间，很难断然地说他到底更爱哪一边。严厉的理性将他往死路上逼，邪恶的欲望让他抓紧时间生活，就这样向往着、向往着，在堕落中耗尽了生命，一步步临近那真正的纯粹。诗人要描述的，并不是真正的纯粹（那是无法描述的），而是对于纯粹的想象，这种想象又只有在最不纯粹的生命活动中才可以实现。这样，每一种生的冲动都成了向死亡的靠近，绝对的区分成了不可能的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事件整体中，从K的身上区分出两种相反的法的意志。
仔细地体会K的精神历程，我们不由得会感到，总是有两个K在对同一件事作出判断。一个是遵循逻辑的、理性的K，这个K要弄清事物的原委，要改善自己的处境，要对自己的生活加以证实和规定；另一个则是隐藏的、非理性的K，这个K挑起事端，让欲望泛滥，从而自己践踏了自己的那些规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搞得罪孽深重。因为有了这种分裂，内审才启动，表面的沙D部的审判实际上是内审的投影。这场内耗的持久战中，究竟谁胜谁负是没有结论的。从结局来看似乎是最后矛盾激化，对生命的认识战胜了生命本身。但结局只是叙述故事的需要。
有了内审的需要之后，受审就成了一件真正严肃的事。在法的范围之内，人无处可逃，连自杀也不可能，人唯一可做的就是活着反省；任何脱离宗旨、分散注意力的行为都是法所不允许的。法无处不在，但法又是抽象之物，空洞之物；它必须由犯罪人来实现它，充实它；它用优待的方式促使人犯罪，而它对罪犯的要求只有一点，那就是绝对的罪孽感。法既高高在上，统一而严密；法又深入人。乙，用缺口吻合着人的欲望。这种二重性也是人的本质的二重性。两个K在漫长的纠缠与斗争的历程中，不断批判地实现看法——人的本质的象征。
第一章
一、看守和监督官等人
K在一天早上醒来被困在自己的房间里。法派来了几个对他进行启蒙的使者。这几个人以冷酷的面貌出现，捍卫着法的尊严；他们傲慢已极，绝不通融，逼着K接受目前的处境。但这只是K最初的感觉。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就会发现，从事情的初始，就有很多暧昧之处。也就是说，法并不是像他的使者宣称的那样铁板一块，而是十分暧昧的，这种暧昧里深藏着法的最终意图。
看守起先说得十分吓人：他被捕了，只能呆在自己的房里不动，早餐也要由他们给他送；任何身份证件对他的案子都无济于事，他除了老老实实地集中注意力考虑自己的案于外，什么也不能做。假如K相信了看守的话，后面的戏就没有了。K理所当然地不相信看守的话，他一意孤行破坏原则，只因为原则太荒谬。不过他又不是绝对不相信看守的话，在他内心深处还是害怕惩罚的，所以他的行为总是留有充分的余地；他不敢把路堵死，他的潜意识里已隐约地感到了这种特殊的法律的存在。同样，看守也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坚持原则，他们并不要盯住K不放，而是采取比较宽松优待的看守方式。他们这样做或许也是为了给K留有余地？为了不把他的路堵死？或许竟是为了看K的好戏？既然法是那样可怕，为什么他们在看守K时又如此随随便便呢？
看守们的奇怪态度就是法的态度，铁面无私的表情暗示的是挑逗，挑逗暗示的是铁面无私。K当然立刻感到了这种暧昧性，于是自己也立刻变得暧昧起来，既害怕法，服从法，又时时不忘违反法，向法挑战。外部和内部的两个审判过程就同时开始向前演进了。
接下去便是同监督官相遇。监督官比看守们更严肃。K在被叫去见他时甚至必须要穿一身庄严的黑衣服，在他面前也不能坐，只能站着说话。可是他在审问K时玩桌上的火柴盒，对K的申辩爱听不听的。当然他的行为并不影响法的严肃性，K也绝对不会因为监督官的这种态度有所侥幸。被他的态度所激怒的K又受到对面街上三个邻居的刺激，出于火爆的脾气就要同刚刚隐约意识到的法较量一下了，他想抹杀法的存在。这时看在眼里的监督官就说话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法是抹杀不了的。他的声明使得K体内隐蔽的那个自我抬头了，K碰在法的铁壁上，主动屈服了。当然屈服是暂时的。监督官降服了K之后，马上又给了K一种优待。原来法根本不是要真正逮捕他，把他关起来；原来早上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做做样子的。监督官告诉他可以自由行动了。他甚至早有准备，还派了三个银行职员陪K去银行工作，免得K因为迟到而引人注意。他这种别有用心的体贴又同他刚才的强硬形成对照。他并且告诉K：他的日常生活一切照旧。是啊，一切照旧，法离不开生活。但与此同时，一切又完全不同了，变化的只是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是人的眼光，人的感觉。这就是法的奥秘。监督官的审讯是为了教会K幽默的机密，这是人间最高的机密。遗憾的是，表演幽默者不能在同时意识到幽默，这大概是K作为表演者的先决条件。说到底还是这种幽默太严肃太认真了。人必须先在绝望中挣扎，然后才能在意识里（或潜意识里）嘲笑这种挣扎，否则幽默便失去根基了。由于法的这种安排，K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学会这种幽默。监督官与K的较量不就是K内心那两个自我之间的较量吗？谁会是赢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火已经点燃了。
二、房东太太
K必须向房东太太作个交待。为什么？有谁逼他了吗？K的动机不能往里面追究，硬要追究的话恐怕只能说他在默认中向法屈服，而他自己却认为此举是要抹去事件的痕迹，也就是抹杀法的存在。这又回到了他的老矛盾上。处在法的掌握中的K被这样的矛盾心情撕扯着，怎不似惊似乍，鬼使神差！房东太太当然没有使他的愿望落空（如果他从理性上知道自己的真实愿望是什么的话）。经过那样一场半是误解，半是下意识里的追求的谈话之后，K被她彻底拖下了水。这种事谁能断定呢？完全可能是K自己要下水！是他自己主动找房东太太讨论早上的事件。他憋不住了，一定要把他内心的矛盾对一位老年妇女倾诉。谁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谋求某种快感呢？尔后他又出于隐秘的嫉妒心带头挑起对毕斯特纳小姐的不满；而当房东太太果真大肆诽谤毕小姐时，他又装好人对房东太太大发脾气。他心里到底有什么鬼呢？他是来忏悔的，可是一边忏悔，一边又在犯罪，就好像仟侮是犯罪的借口一样。他卑鄙地将房东太太关在门外的举动，也许就是当初他找她诉说的初衷？要知道这一关门的罪行使法的存在又一次得到了确立。房东太太真不愧为幽默大师，幽默得K见了她就害怕，觉得她实在难缠。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缠？灵魂黑暗深处那个鬼精灵最难缠。K躲得了房东太太，躲不了自己的灵魂。况且，K究竟是要躲它还是要找它，也是难以断定的。一切都是似是而非，说不清道不明的。然而从房东太太一本正经的、甚至痛苦的表情来看，她又不像是在有意识地幽默。那么到底谁在幽默呢？房里只有两个人。应该说是不能出场的法在幽默。房东太太也是在表演幽默，或者说她在促使K意识到幽默。她和监督官承担着同一项任务。怪就怪在这种可怕的幽默不是为了消除K的反抗意志，倒是为了维持他的反抗活力。每幽默一次，反抗的情绪就愈加强烈。体内的怪物到底是要否定生存的意义，还是要肯定它呢？里面的戏和外部的戏是如何受制于同一个导演的呢？困惑的K又进入了第三幕，即同毕斯特纳小姐交手。他在第三幕里的表演令人啼笑皆非。
三、毕斯特纳小姐
仍然是鬼使神差。明明房东太太已经让他看过了毕小姐的房间，从当时看到的情况来看一切都回归到了原样，K根本用不着再向她道歉，但是心里有鬼的K还是顽固地要等她回来，他想同她谈谈。谈什么？显然是要谈他心里的鬼，而不是真的要道歉，道歉只是个幌子罢了。他在焦急中等来了姑娘，一个非同一般的、明白底细的姑娘，一个最能洞悉他的欲求和嗜好的姑娘。毕小姐的每一句话都似乎是种挑逗。她要让好斗的K毫无保留地袒露出矛盾，她要让他纠缠不清，陷入不不可收拾的境地。而看起来，她又的确是无辜的。她当然不能对K的沦陷负责，明白底细并不是她的错。一个自己要往泥潭里跳的人，旁人对他当然没有责任。原来K是自己一味下意识地要沉沦，而且他的举动给他带来那么些隐秘的快感！他迫不及待，一心要重温早上的事件。他在毕小姐这个灵敏的旁观者面前再现了早上的情景，从否定法的初衷出发，进一步地证实了法的存在。又因为这违反初衷的证实，因为表演过程中犯罪感的加强，他变得玩世不恭，变得破罐子破摔，因而一不做二不休，痛快淋漓地亵渎起法来。来自下意识的动力让他犯下弥天大罪，从而实现了法的意志。可以说，从头至尾K的举动都是暧昧的，异想天开的，自相矛盾的。每次他产生一个愿望，其行动就同那个愿望相修，行动的结果就同那个愿望相反。而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很难理解的，就连自己也搞不清。一开始似乎是要道歉，当道歉的理由成立时却又没有道歉；相反念念不忘的是要在毕小姐面前演戏，演完了戏又胡缠蛮搅，还趁机要流氓占毕小姐的便宜。罪行就同滚雪球似地增加着。我们不由得要感叹：这样的幽默可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人心深处的黑匣子谁个又有胆量去打开它！为什么说K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