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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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离开人世分别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备加称赞，留下深深怀念之情，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一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一起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屋内仅能放下四张小竹床，加上一张小桌子就挤得满满的了。那时还有刘昂、陈舜瑶与我们同住，我们4人都是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刘昂机要、龚澎外事、舜瑶宣传、我是文化。龚澎和我是对外活动的，都用《新华日报》记者名义。我们工作的性质有差异，但生活在一起很融洽很亲密。龚澎比我大8岁，我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待。她总是很谦虚地笑着说：我比你年龄大，但其他方面都一样。那时我们虽然都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却身在险境。我们一般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也在黄昏以后才出门。要是有哪一天，谁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会为她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呢？那时重庆不仅有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性哩。所以，不管多么晚，我们都要等对方回来了，才一起睡下。我们常常躺在各自的小竹床上，龚澎和我头顶着头，说悄悄话。虽说工作性质不同，但对在外边遇到的事可以互通消息或交换点看法。有时谈得高兴了，到半夜都不睡。刘昂更是大姐姐了，就会说我们几句：明天不工作啦，快天亮了还说个没完。重庆，那时候真使我们讨厌透了，夏天酷热，冬天阴雨绵绵，平时浓雾罩得人伸手不辨五指。我们住的曾家岩50号，在特务的层层包围之中。50号这座房子是三层小楼，是国民党“配给”恩来同志的住宅，所以当时也被称作周公馆。邻居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而这座三层小楼还不是全给我们使用。二层楼还住着国民党的所谓“政工队”，二层楼连到天井处，有一个小晒台，这也归政工队。所以他们的人可以站到小晒台处，往上看到我们三楼的办公室，往下可看到我们一楼的会客厅。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监视我们的好地方。更有甚者，那个政工队还有不少女青年，穿着背心短裤，在那个晒台上嘻哈玩耍，有意勾引我们的男青年。有些从农村刚参军不久就调到重庆当勤务兵或警卫员的青年，还没有见过这些哩，终于有一天一个警卫战士被她们勾引跑了。
当年重庆的曾家岩和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原本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许多小杂货铺、小饭馆、烟摊都被国民党特务把守着，只要是从50号出来的人，一出门口拐弯走到胡同口，他们就会盯梢、尾随。时间长了，互相都认得了。有时我们当面骂他们：你们是狗吗？老跟着我们干什么？他们挺不要脸的，还冲着点头，真把人给气死了。因此我们出门得想方设法，把这些狗尾巴甩掉，不然把尾巴带到和朋友约会的地点，会对朋友很不利。我们常常先到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会见第一个朋友，然后再从营业部到别的地方去。龚澎很机敏，适应那样复杂的工作环境；她很快总结经验，告诉我，不能常常都先去营业部，特务照样会发现的。她说最好先到公开机关，比如先到与国民党有关的地方去找个人，她常常先去国民党的国际新闻署或是美国新闻处，倘若一段时间这样做，会使得特务们麻痹一阵。我当然也跟她学习，先去公开机关，比如人多又杂的中苏文协之类的地方。这样特务要盯梢就困难多了。
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1983年后我到美国工作曾遇到这位老教授，提起龚澎他很有感情，他对龚澎很佩服，说那时候他们的观点与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并说龚澎那时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龚澎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宝贵的情况。她广交朋友，成为重庆涉外新闻界中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许多记者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她的好朋友。前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些新闻界的名记者、名报人，谈起龚澎他们都称赞不已。有一次在宴会上，我与苏尔兹伯里坐在一起，我们并不熟识，没有多少可谈的话题，我偶然提起龚澎，他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说龚澎是外交界少有的人才，那一晚上我们一直在怀念龚澎。可见她在国外新闻界的影响。
第一部分第2节：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
龚澎结交了许多外国新闻界的朋友，她不仅向他们宣传我们的观点，也向他们了解许多情况，每隔几天她都向恩来同志写简单的书面汇报，有关事和人的都写。恩来同志也不时地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也提出一些建议供恩来同志参考。恩来同志根据情况，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予以接见，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态度，一直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当时的工作极为繁忙，那时候我们能够经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字油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就会迅速发往世界各地。遇到有重要材料文件需要翻译打印时，她就忙得不可开交。开始时，她在我们那间小屋的小桌上放个打字机，在很暗弱的灯光下，日夜工作，嘀嘀嗒嗒的老式打字机声响个不停。以后在三楼有了办公室，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张办公桌，龚澎的打字机也搬上去了。三楼一共有四间小房，最里面一间，是叶剑英同志住的。一间较大的就成了公共办公室，室内放了八张三屉二屉办公桌。
记得当时住在曾家岩50号的同志，除了恩来同志与邓大姐，董老、叶帅、徐冰和张晓梅夫妇这几位各有一间小房，是办公兼卧室外，其他工作人员，有党派的、军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紧张。龚澎考虑到打字机的响声会影响别的同志办公，总是等着人最少的时候才在办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动，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译打字，晚上出外活动，半夜再继续工作。那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按照恩来同志的习惯来安排，恩来同志的办公时间一般都在午夜12时到凌晨4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这段时间都不能睡，要在办公室里等着，因为恩来同志不定在办哪一件事时要问到哪个人，就会把谁叫到他那里，或修改文件，补充情况或接受指示。这时我们有的继续白天没完的工作，有的看看书报，偶然有个别同志实在磕睡了，就会聊聊天或打一会儿扑克牌。龚澎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干她的工作，但这样的时间也不多啊。更多地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又继续工作。我记忆较深的一段时间是在1940年至1941年间，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发表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等，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候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她的打字机，饭是我给端到三楼她的桌旁，她匆匆扒上几口。有一天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头看看我，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小张，谢谢你们还给我煮鸡蛋。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后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她的打字机旁了。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么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那时候，我们都多么年轻呵，那是多么值得永远思念的日子！……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龚家是安徽的一个大家族。父亲龚镇洲，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母亲是广东人。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那时候龚澎是燕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
第一部分第3节：龚澎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龚澎到重庆时，我们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是她以后告诉我，我才知道一些情况的。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随后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随即她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当时各种条件实在很差，而我们又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的感觉，要是生了病就更艰难了。1941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都只得临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我们许多工作则仍然在城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因怕传染给大家，于是我住到红岩半山腰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得了病，她连发了三天高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医生说是感冒。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未退烧反而烧得更厉害了，最后昏迷不醒。同时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因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在臀部开了一刀后，挤出脓血一大盆。烧倒是退了，可伤口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红岩办事处也没有合适地方住，只得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里来。她虽是外伤，可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只得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痛，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所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小草房时，她见到有我和超俊做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么事都干不了，她逐渐地不耐烦，发牢骚，甚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也只能劝劝。我给她读读报上重要新闻，我爱看说，又给她讲讲小说里的事。过了些时，她伤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庆的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所住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发响。龚澎很怕霹雳声，我也睡不着，就想起床和她说说话。突然轰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炸起，接房顶连泥带草往下掉，龚澎忽然下地跑到我床边来。我摸着火柴点上小油灯，这时超俊也从侧门进来。眼看小草房摇摇欲坠，这时旁边住着的工人也过来了，说两边的小房都没有房梁，会倒塌。他两人正想抬龚澎往中间那草屋去，龚澎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了，刚过侧门，我们住的那间小草房，啪啪几声就塌了下来，我们都吓得瞪大了眼。超俊说，老天真是有眼，没有把我们砸在土下。我做出轻松的样子：日本人的炸弹都没敢把我们炸了，老天爷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一看，龚澎还站在那里呢，赶紧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龚澎却大笑起来说：其实我能站起来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该死……龚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朗又率直的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哗啦啦地响。
没有过多久，曾家岩50号的房子修好了，小晒台也给堵死了，二楼那些政工队员也不再出现了。龚澎和我搬回曾家岩又忙碌起来。
第一部分第4节：乔冠华与龚澎相识相爱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时，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了，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接着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让我转告南乔他这几天很忙，过些天会尽快找南乔谈话的。我答应着正要转身，他又把我叫回说：你带点水果和吃的东西去吧。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橘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因为我在文化组工作，让我去探望一位文化名人，是分内的事，但心里还是有点纳闷：既然已调来工作了，恩来同志为什么还这样周到和客气呢？我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