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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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恩来同志为什么还这样周到和客气呢？我到了纯阳洞宿舍，见到这位南乔。他听说我的来意，很礼貌地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并感谢恩来同志的关心。他给我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他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我坐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以后我还曾经给他送去过衬衫、袜子什么的，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也常见面，但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说完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在认识老乔之前，我曾读过不少他写的文章。我们虽住在重庆，香港的报纸还时能看到。自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他在香港以乔木的名字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而且很有文采。这种文章本来容易显得沉闷，但他的文章却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可读性，当时我们都很爱读。　　　　
　　　　1942年他调到《新华日报》以后，正值皖南事变，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争取国共继续合作，反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所以国际问题就不那么突出了，在这期间老乔写的国际评论文章不很多。1943年以后，他就以于怀为名，两周必有一篇国际述评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这些文章当时在读者中有很好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还出版了乔的文集。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大约1945年后，老乔才正式调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也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　。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如今胜利了，但却是民穷财尽，满目疮痍。人民多么希望有个和平环境，重建祖国和家园。中共派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情况都十分关注，国外新闻机构派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大大增加，国外使团人员也多了。我们在重庆原有南方局外事组的人员也增加了，而龚澎仍然是主力。她奔忙于记者群中，大力宣传我党主张和平的方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恩来同志与国外人士以及新闻界的接触也大为增加，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时候，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还是其他外国朋友，都是龚澎陪同作翻译，这就使得龚澎更加繁忙了，同时在外国人士和新闻界中，她更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了。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吧，龚澎的身份是记者或翻译，实际上已经是我党的“新闻司长”了。　　　　
　　　　


第一部分第5节：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

　　　　194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员也随后到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成立了办事处，并设有周公馆。为恩来同志工作方便，我党当时在上海也设立了周公馆，即上海马思南路107号。1946年，龚澎、乔冠华和部分外事组人员住在马思南路，那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都在上海筹备出版，所以我也到了上海。可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批准《新华日报》出版，我就在《群众周刊》任记者和编辑，同时也在上海文委从事文化工作，也住在周公馆内，和龚澎夫妇朝夕相见。那时龚澎和老乔领导几个青年同志，除了每日向国外和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出大量新华社电讯稿，还办了一个外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可能是我党最早发行的英文刊物。刊物主要对外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刊物在国外极受重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国内的和与战十分关注。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根本就没有真实的报道，有的只是谣言，国外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龚澎他们办的《新华周刊》，虽然坚持我党的立场，但有各种消息，报道也都比较客观真实，所以很受国外人士欢迎和重视。这样，有关我党和解放区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世界各国。这种情况使得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于是下令《新闻周刊》停刊，邮局更不予寄出。这样一来对外宣传的渠道被封死了。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区，一部分有掩护条件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则去香港开辟新的工作。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恩来同志离开南京以后，我们有十数人乘坐轮船从上海去香港。　　　　
　　　　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本来有一定的基础，但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的同志几乎全部撤回大陆。1946年再去香港开展工作，困难必然会多一些。记得初到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先是各自投亲靠友分散居住，一个多月以后在铜锣湾租了两层公寓楼。那时那一带还是很荒凉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得多了。龚澎一到香港即着手筹备出刊物，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乔在香港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对办刊物能起到很大作用，乔在香港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不少文章。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刊物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解放区的进步摇旗呐喊，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了，但条件仍是很艰苦的。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好在香港没有国民党特务捣乱和审查关卡来束缚，大家觉得天地开阔了，心情舒畅了。放开手脚干工作，也使得龚澎、老乔夫妇精神振奋，生气勃勃。有时我上一层楼去看望龚澎，她虽然很劳累却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乐观情绪。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至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第一部分第6节：1957龚澎下放北京房山县劳动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的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她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是对外宣传队伍中的先驱，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她广交天下朋友，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勤奋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吸引人的魅力，得到国外新闻界人士的尊敬，树立起了一个外交官的形象，也为新中国未来的外交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那时可说百废待兴，外交干部很缺，新闻司仅有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对外交工作都缺乏经验，工作伊始困难重重。龚澎自己有多年涉外工作经验，同时她又是一位有组织才能的领导干部。她首先考虑的是要有一批好的外交干部，这需要她在实践工作中培养，更需要正确思想指导。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报告。龚澎组织大家认真深入学习，理解体会周恩来总理报告的原则精神，认识清楚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点是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强权政治的影响。这与近百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坚定的原则立场是处处时时都不能忽视的。龚澎还特别强调外交干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时时都不能忘记外交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国家。她告诫大家，新闻司的干部，在对外活动中每个人都是发言人，即使说无可奉告也是一种表态，必须慎重。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都留下深刻印象。建国之初，乔冠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代司长，正司长由夏衍担任，但夏衍在上海市有更重要的工作，一直未到外交部赴任，为此老乔心里有些耿耿于怀。　　　　
　　　　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我听说龚澎下放北京郊区房山县劳动，而我在那段时间也很紧张，也在接受批斗，虽然我们在无量大人胡同住在楼上楼下，也很少时间交谈。1958年我们都搬到报房胡同新楼。龚澎已从农村劳动回来。而我却一直到1959年党内反右倾斗争时还一直过不了关。当时我心中非常苦闷，许多问题也解不开扣，有个星期日我走到龚澎家想和她谈谈心里话。那时外交部的反右斗争已基本告一段。党内反右倾和龚澎也没有多大瓜葛。所以她表现得很平静，倾听我诉说我挨斗的事。她劝解我说：我们对党内斗争都缺少经验；应该好好学习，还说你检讨了数十次过不了关，可能是仍得不到群众谅解，说不定也可能有人从中使绊。我告诉她，我也是这样想。我问起她和老乔的情况，她非常坦然地说，也不能说受到多大委屈吧，但我能下放农村劳动一段时间，对我是非常有益的，你知道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老百姓。她是真情流露，遇到什么逆境她都能正确面对，而且总是乐观的。说到老乔，她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的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老乔这毛病也不易改掉。　　　　
　　　　建国之初，与我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我们与国际上难以沟通，情况也了解较少。周总理给新闻司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给中央领导提供信息；二是要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喉舌。龚澎和大家一起想尽方法完成任务。那时新闻司出过两种材料，外交部外参和情况简讯。那时候还没有国外电讯稿，消息来源很困难。龚澎组织新闻司的同志24小时不间断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看为数极少的外国报刊。都是即时译出，半夜付排，清晨印刷。她要求这些材料要快、要及时，特别重要的事情绝不能遗漏。虽然每天只印出几页或十几页，但大家却要付出很艰苦的劳动。往往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这时的龚澎总是和大家共甘苦，因为这些材料付印之前，她必须要审阅一遍。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新闻司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因为有新华社，那是国家通讯社，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另外各大报纸都有对外宣传的充足人力物力；所以新闻司必须抓住自己特点。龚澎认为，外国记者自己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讯，在国外更有说服力。那时与我国建交国家不多，只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几国，北欧几国，所以驻京记者不多。她常常和年轻的同志一起约见外国记者并交谈，和记者交朋友。她常常说，与记者交谈要有针对性，首先要了解对方的情况，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或进步的西方记者，立场观点与我们较接近，就可以谈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给他们可以报道的材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分不同情况，要十分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绝不强加于人，同时态度要诚恳，要平等待人。时间稍长，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有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和新闻司的青年外交官交上朋友了。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第一部分第7节：龚澎在对外工作上是出色的活动家

　　　　那时候除了驻京记者外，还有一些短期采访的人士，龚澎对他们都给予热情接待，重视给予他们采访上的方便，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比如英国著名记者格林、美国记者李普曼，他们到中国采访时，感到工作上得到外交部的协助，心情舒畅，回去后写出很有影响的文章。格林先生成为中国的好朋友，直至他去世前还和新闻司的同志保持着深厚的情谊。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是龚澎在燕京时的老同学，数十年来与龚澎的关系很密切。她写作了大量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一直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龚澎的去世使她十分悲痛，以后曾作长文，无限深情地怀念她，称龚澎是她的良师益友。　　　　
　　　　作为记者，都希望能够最早得到最准确的消息，龚澎很了解这种心情。她觉得新华社发的通稿，驻京记者收到时，国外也能收到了，这样派驻京记者就没有多少优越性了，所以她想方设法为驻京记者创造较有利的工作条件。后来新闻司对重要消息以及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等都采取早于新华社发稿的时间向外国记者透露的方法，使他们的发稿时间与新华社同时，加上记者可以得一些现场的感受，这种做法使驻京记者十分满意。当然，龚澎一面注意到给予记者工作上方便和他们交朋友，但也绝不是没有原则。对一些始终抱着敌对态度立场、对新中国进行造谣污蔑的记者，她是绝不容情的，甚至也发生过驱逐外国记者的事情。　　　　
　　　　龚澎曾设想，要在北京建立新闻俱乐部，使中外新闻界人士能够增进相互了解和交流，还可活跃生活气氛。可惜五六十年代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她的设想未能实现。　　　　
　　　　龚澎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十多年，当了部长助理后还在主管新闻司，从建立新闻司初时的各项大计方针和具体做法，十几年来不断补充发展和改进，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一套工作制度，直到她去世后若干年还被沿用。她为外交部的工作立下了卓著的功绩。使曾经和她同时工作过的同志永志难忘。　　　　
　　　　龚澎在对外工作上，是出色的活动家，在她2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处处留下极好的口碑。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日内瓦，第一次正式参加国际会议，龚澎夫妇随团出席。龚澎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言人之一，但更多重要的事情，则在会议期间的各种会外活动中进行。在这次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中，龚澎一直活跃在各国新闻记者之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