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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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教练员们签名留念，谁也顾不上吃饭了。后来听说，那天晚上郎平、李宁、袁伟民等都签了上千个名字，回到住处连抬手都困难了。从这次奥运会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步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中国强大了，已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到了九霄云外。文晋非常高兴地说：“健儿们，你们是国家的骄傲！你们才是最好的大使！”
第五部分第61节：深切怀念章文晋先（1）
章文晋先生走了。他离去得那么匆忙，使我至今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他生前立有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他走得那么悄然。我只能写下几行字，以寄缕缕哀思。
1983年3月，章文晋先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当时我正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进修。虽然远在西海岸，却不时听到从东部传来的对章文晋大使的阵阵赞誉之词。美国人对中国这位老资格外交家由衷钦佩，安排他递交国书的时间与仪式都不同于常规；美国学者们称他“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谈吐儒雅，机智幽默”。美国华人社会更为祖国派来这么一位资深的老外交家感到亲切自豪。
1983年初夏，当我与其他在旧金山湾区留学和进修的中国学生、学者得知章文晋大使要来伯克利大学看望大家时，心情都非常激动。人们说，在国内很难一睹这位老外交家的风采，现在身处异国他乡，看到伟大祖国的代表，心情就更不平静当章大使在旧金山总领馆的同志陪同下稳步走入会议厅时，厅内顿时爆发出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当时的章大使已是近70岁高龄了，满头银丝，但说话时语言铿锵，平稳中透着一阵阵暖意。他向大家讲述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代表祖国亲切地问候海外游子们。我眼眶湿润了，我身边的一位平素有“中国硬汉”雅称的学者亦不断擦着眼角的激动泪水。我后来知道，那时章大使才到任不久，外交活动异常繁忙，但他坚持要抽出时间到大学来。章大使本人早年曾留学欧洲，懂得在异国留学的艰辛，而振兴中华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章大使的一番苦心都在不言之中了。
1983年冬天，我陪同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项子明同志访问华盛顿。章大使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安排我们住大使官邸。他与项子明同志彻夜长谈，我则在他的书房里休息。我对他的书架印象很深，上面放着不少英文原著，其中多是有关美国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书。我后来曾就这些藏书问过章大使。他说，搞了一辈子外
交，但没有认真学过外交学，只是在50年代，周总理让他看过一本有关外交的书，看后觉得外交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现在在工作中，实在觉得需要多看书，多了解具体甚至细微的情况。他后来决定在使馆专门收集一批有关美国政治外交的图书，曾叮嘱我参与开一些书单。他的助手杨洁同志到旧金山，我们还一起到书店挑了相当一批书。
1984年春天，我赴华盛顿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章大使专门在大使馆设招待会招待与会的华人学者。著名曲艺演员魏喜奎女士当时正好在美国访问演出。在招待会上，她一曲京韵大鼓唱罢，满座叫好。章大使亲切地对大家说：“送上一点儿乡音，是一点儿心意、一点儿精神上的礼物。”一位资深的华人学者说：“这个礼物真是无价，我们等了几十年了。”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收集研究资料，住在使馆。一个周末，使馆同志通知我，章大使约我星期天上午去大使官邸聊聊中美关系研究的情况，并在那里吃午餐。我如约前往。那天章大使还约了另一位原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同志。我们见章大使，都觉得机会难得，一吐为快。大约11点半时，原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彭迪走了进来，责备我们说：“你们只顾谈，大使夫人一个人在厨房呢。”我们这才想起这是周末，大使夫妇给工作人员放假，自己却不休息。细微之处自现风格与境界。多少年了，我每每想起，仍倍觉感动。
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老报人曾经兴奋地对我说：“章先生了不起啊！他是‘儒家外交’。”我顿有所悟：一种文化的代表能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展现魅力，所靠的不正是本身文化的特点与所长吗？我亲眼目睹了“儒家外交”的风采，同时也深思它的内涵及渊源。我至今尚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章大使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学生。他身体力行了周总理的外交风格，并不断地将这一外交风格展现于世界。
第五部分第62节：深切怀念章文晋先（2）
张颖夫人曾对我说过：“总理对我们章家有四代人的情谊。”章大使每每提及总理，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深情。这种深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般的怀念，而是一种要将事业继续下去的决心。1986年10月，我们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当时章文晋先生已回国任对外友协会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工作十分繁忙。可是他不仅亲自主持了开幕式，还出席了几乎所有的会议讨论和活动，并几次在会议上发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马歇尔使华”，章文晋先生在发言中生动地介绍了他在那一段时期跟随周恩来同志与马歇尔谈判的情景。在会议结束时，章文晋先生动情地回忆道：“1947年初，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周恩来同志当时指示说，一定要保存好全部材料，并说：‘总有一天，我们要重新研究这一段历史。’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一项工作了，可以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了。”在章文晋先生去世的前两天，我在他家看到他的一篇文章，那是他准备赴日本参加《周恩来与日本》一书首发式的发言稿。
文中叙述了他60年前在德国柏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以及后来跟随周恩来工作的许情况。那天在交谈中，他又一次告诉我周总理曾经对他的批评。那是因为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工作难做。听章大使讲总理对他的批评在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每次回忆跟随周总理工作，除了怀着敬仰之情讲述总理的为人处事之外，总离不开讲总理对他的批评。这一自省几乎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自责，而在追求一种精神的延续、一种人格的完美。中国人是相信精神的力量的。文天祥的《正气歌》被传颂了几百年。这种中华正气被20世纪的许多中国志士仁人所继承。章文晋先生经常谈周总理，他想发扬的是
一种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
章文晋先生非常关心与注意培养年轻人。他在兼任北大教授期间，曾经多次参加各种北大的活动。1988年5月，他到北大来给学生们讲自己从事外交工作的体会时，题目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他告诉北大的青年们说，他很喜欢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知道我知道得很少（I know that I know very little。）。”他认为这种认识是很唯物的。每当友协请一些国外著名的学者来访，他总要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去参加一些活动，接触第一手情况。他和我共同指导一位研究生写硕士论文，他亲自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周文中先生写信，请他提供与论文有关的原始资料。周先生马上就回了信。
章文晋先生生前绚烂的外交活动使他结识了无数朋友。他是替中国在交朋友。许多外国友人正是通过他才认识中国的。他懂英、德、法、俄等语言，尤其谙熟英语和德语。我曾多次听他直接用英语和德语与外国朋友交谈，谈笑风生，使人感到自然亲切。1990年10月，北大举办“东北亚经济学术讨论会”。他不仅参加会议讨论，而且在会议结束后亲自陪外宾到上海和江苏参观。在苏州一家乡镇企业缂丝厂，他以丰富的知识向外宾们介绍了这一相传2000多年的中国民间手工艺。
外宾们看着精美实物，听着介绍，赞叹不已，并马上表示要帮助开发国外市场。
我当时在一边不禁想，章文晋先生既能与外国政界的头面人物打交道，又能与国外学者们交朋友；既能严正地代表国家谈判，又能热心地帮助一家普通的乡镇企业开发海外市场，做什么都得心应手。中国的现代化实在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
章文晋先生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正刮着大风，北京出奇的寒冷，然而，遥望夜空，隐约还能看到依稀闪烁的寒星。记得他1988年在北大谈外交工作时，曾以“星群”来形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一批领袖人物。如今，他自己也乘风归去，融进天河中了。但是，那一个光点将是永恒的。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袁 明
第五部分第63节：难得的纪念品（1）
1985年春，文晋正全力忙于准备迎接中国国家主席到美国访问。这将是继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后的又一高潮，也检验了自文晋出任驻美国大使后两国关系的发展。
然而，许多人都难以料想到，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文晋却决定离任返国了。我也曾向他建议：国内还没有召回，为什么这么匆忙离任呢？是否可以等到这次接待任务完了以后再走？但他还是决定了，并且很快发电报回国，说如同意，他将立即开始辞行。以后我才了解，原来是国内已定了继任人，而这位继任者写信给文晋，说他希望能早日上任，而且希望能在这气氛比较好的时候来。文晋为人一直是这样，即处处为别人着想，而从来不想到自己，甚至有时忽略了对工作的影响。当然，对于这一说法，他是不承认的。他总认为自己能做得好、做得到的事，别人也能。其实，这是一种“天真”。
我们辞行是极匆忙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天天拜会，告别宴会和送行宴会一天两三场。许多朋友都表示了深深的惋惜，甚至有朋友说要政府表示挽留，大使总是笑笑。而在这段匆匆的时日里，给我们留下深深难忘印象的是在纽约几位老朋友的送别。这几位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与文晋相识的。他们联络在纽约的许多朋友，举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送别宴请。那天到的有一二百人，凡是与文晋相识相交的知名人士、艺术家、大老板几乎都来了。我记得有基辛格夫妇、《纽约时报》总编辑托平夫妇、洛德夫妇，还有歌唱家、文学家……那晚，最引人注目的是请来了当时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女节目主持人黛安娜·苏约小姐为宴会主持人。她比在电视上更加美丽、更加迷人。在送别会上，他们已初步做好一盘录像带，有万斯先生及基辛格博士等人的讲话，还有最负盛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一曲极为动人的演奏。在我们离开美国前，他们就把制作完好的两盒（一盒能在中国放的制式）录像带送给文晋留作纪念。下面我把其中几位朋友的讲话译成中，作为我们那一段在美国工作与生活的结束语。
万斯：我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又高兴又惋惜。高兴的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对大使为我们两国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为改善两国关系做了如此多的事情，也没有人在谈判中给我们更多的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他明智的判断和建议使我们得以绕开暗礁，克服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是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并且幽默。我十分视他的友情以及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每个机会。
洛德：很高兴在章大使即将离开这个国家之前，向这位老朋友说几句告别的话。
我想，在过去15年间很少有人像章大使那样对改善美中关系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恰当的。我想提到他曾发挥过特殊作用的三个时期。第一是开始我们发展美中关系的历程，以便了解我们是否有共同的兴趣来探索进行这一历程可能性的时期；第二是在我们试图为未来前进方向描绘蓝图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在这一历程的行进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是跌宕和崎岖的。我和章大使第一次见面是在1971年7月。当时，我随基辛格博士进行美中两国互相孤立20年后对中国首次富有戏剧性的访问。章大使在那时就显示出外交上的沉着与冷静，他秘密来到巴基斯坦陪同我们到中国。当我们在飞机上见面时，我敢肯定他接着会就基辛格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谈论的两国在20年后重新建立关系问题进行探讨。但是，基辛格当时的心思却在他把衬衣放巴基斯坦忘带了这件事上。基辛格去中国没有带一件衬衣！理所当然的是，所有基辛格的陪同人员都说他还没有坐下来和任何中国人进行谈判，就已经丢了衬衣。后来，他从一个同事那里借了一件，不料那件衬衣的商标上却写有“台湾制造”的字样。这是一段有趣的插曲。我得说，如果大使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他的脸上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来。当然，他们还是在飞机上进行了严肃认真讨论。在北京富有戏剧性的48个小时中，当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华时，章大使就是在场的主要谈判人员之一。这就是开始我们共同历程之初。我们就类似于未来我们关系的航行图——《上海公报》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大使是公报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语言上的功底。在谈判接近结束时，我们依然在显然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在公报中提及台湾的措词上碰到了困难。我们承诺将在台湾撤出我们的军队，但我们想把这一条与中国人承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挂钩。中国方面则认为，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无论今后是以和平还是武力解决，我们都必须撤军。我们争取写入的措词是：“在中国承诺或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美国将撤军。”中国方面则说：“你们无论如何是要走的，我们最多能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为希望，美国将撤出其军队。”这样中方提出的是“希望”，我们则要求“承诺”。是谁用英语解决了这一难题呢？是章文晋。他提出了“PROSPECT”（前景），“在和平方式解决的前景下，美国将撤军”。这一措词妙不可言，既捍卫了中方的立场，也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这是公报谈判的一次大突破，显示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和语言（而且这次是外语）的正确、缜密。
第五部分第63节：难得的纪念品（2）
最后，我们已多年致力于在两个具有巨大差异的、虽然也有误解的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正常的关系。我想，公平地说，章大使几年前来华盛顿赴任时，两国的关系有些紧张。我坚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当然不取决于个人。但我认为，章大使与他十分能干的夫人一起，在过去的两年里证明，个人的才能和品质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就像他所做的那样，他可以坚定地捍卫其国家的利益，但他采用的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方式。他到美国人民中去，与美国的精英、国会和政府接触，有力地阐述中国的立场，并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转达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美中关系的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