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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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美中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和我的夫人贝蒂对章大使夫妇的离任感到遗憾。但我知道，他们回到北京后，将继续促进良好的美中关系。最后，我想说，我们同中国一起刚刚开始的这一历程将是一次长征。当我们回首这一段时，我们将会说，章大使是这一充满希望开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美中关系得益于章大使的职业才华。我和夫人贝蒂则得益于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
霍尔布罗克：我第一次到中国时，还没有见过章文晋。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提及他的名字。他过去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被“四人帮”排挤了。当他作为负责美中关系的中国人重新出现时，那是个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年代，他既尽一切可能发展美中关系，又坚持忠实于他的政府。他对外交技巧运用自如，确实非同凡响。他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如果有一天他能写回忆录，一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文献。我认为，他确实是我所见到的最高明的外交实践家。如果说能通过观察你的谈判对手学到些东西，那么，我从外交家章文晋身上学到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他从来不让外交僵局影响个人的关系。
他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方面也极富才华。
基辛格：我想，我大概是近段时期内见到章大使的第一个美国人。我是在伊斯兰堡的飞机上见到他的。他奉命护送我秘密访华。我的保安人员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他们看到飞机上坐着中国人，吃惊不小。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任何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很少见到其他的中国人。因此，他是我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所遇到的第一个人。他极巧妙而又不失尊严地消除了我的顾虑，使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飞往北京的途中，他尽量了解我的想法，但却只字不提他们的看法。
当然，他有一个优势，他的英语比较好，词汇量比我大。之后，他参加了每次谈判。在一个令人难堪的夜晚，由于我们的同事有不同意见，我不得不要求对一个已达成的协议进行修改，我们不得不就这一文件重开谈判。我们删改了许多句子，而不改变原来的意思。章大使以出众的精明细致帮助我们，使我们没有放弃必要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对美中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绝对是重要的。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美大使，他受权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两个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但因为一些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相互打交道，但对合作的限度不存幻想，同时决心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进行这种合作。尤其是，他在做工作的同时展示了他的优雅风度，他的幽默、沉着和忘我的精神。
他的这些品质将使他永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常常见面。
斯特恩：很抱歉，今晚不能和你在一起。作为一种记忆，你在美国的任期是卓有成效和十分重要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你的任期是使我们两国间友谊不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一种希望和基本的信念，即我们两个民族间的接近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希望你能把这种感情带回去。
我之所以在中国有那种不寻常的经历——见到并且了解它的人民，是因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族，我们有必要在一起，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在一起，而不是分开。对于这一点，我和许多美国同胞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兴趣。
第六部分第64节：旧事重提（1）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访友。虽然我们在美国任职的时间不长，但与各方面的朋友相处得很不错。我丈夫去世以后，我又已完全离开了工作岗位，能有机会再去美国，既是旧地重游，也能与不少亲朋好友相聚，感谢他们对我的一贯关怀。我住在纽约长岛期间，在纪念中美《上海公报》签订20周年的酒会上，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多年未见面的维特克女士及其丈夫，我们点点头就过去了。我们之间说不上有什么友谊，仅仅认识而已。但见到她，也难免会引起我许多不愉快的记忆。
因为时过境迁，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不久，我到了华盛顿。离开这个城市已整整7年了，对它既感到陌生，又非常熟悉。那是初夏时节，华盛顿乍寒乍热，我在曾经住过的楼前的那条幽静的小路上散步，两旁绿树成阴，住宅前一簇簇鲜花已绽开。这不是巴基斯坦大使住宅吗？那不是法国大使官邸吗？这些住宅是常常更换主人的。主人任期一满就离去了，房屋又换上新的主人。我还去过那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那希腊式的林肯纪念堂。那一大片空地仍是一望无际，绿草青青。小河畔那一株株大玉兰树上鲜花已经盛开，白紫相间依然艳丽……凝望这里的一切，物是人非，惆怅之情难以自已。
我住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虽仍有不少当年同驻使馆或外交部的同事，却没有时间一起话旧聊天。他们忙，我也忙着去看望友谊深厚和年事已高的老朋友，与他们借着午餐晚饭的机会相聚畅谈；另外还到图书馆寻找一些必需的资料。几天时间匆匆过去了，直到我离开华盛顿前夕，在使馆工作的小贺夫妇来看我，她谈起我刚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邓颖超同志的文章，说是非常及时。还说起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见面的事，因为美国某杂志不久又刚发表了文章。
从美国回来后，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一事件，至今还被人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
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文字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事情已过去20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编造谎言，真是荒唐至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20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篡改的。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在北京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
当时的传说是，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但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书的写作水平及文字都拙劣得很，在内地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时间里，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以下简称维特克），她于1972年夏季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先后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于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第六部分第65节：旧事重提（2）
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另外还有6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陪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不那样寻常，直至如今还闹出些是是非非来。既然如此，我深感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把这段历史事实清理一番，记录下来，以便留给有兴趣的后人们查证或研究。
关于维特克女士，在她访华之前我与她素不相识。我在叙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只就当时的观察，客观地描述而已。
1984年间，《中国建设》杂志预备在美国刊行英文版，为此在纽约曼哈顿“一碟盐”餐馆举行招待会，出席的多是中美有关人士，那一天我遇到维特克，几乎认出她了。她却上前来与我打招呼，并把她新结婚的丈夫介绍给我。因为当时客人很多，我无法与她周旋。她一定要与我谈话，还提出说：采访江青的材料很宝，想要写一本传记小说。我回答她：你不是已经出了一本书吗？并诚恳告诉她
，江青的谈话大多不真实，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价值。她要了我的名片说是要到华盛顿来见我，并要我帮助她再写本书。她曾几次给大使馆打电话找我，但我认为没有必要与她再发生任何瓜葛所以回避她。我听说她为此还向使馆工作人员大发脾气。到底她所得到的有关江青的是什么材料，竟使她20年后还如此喋喋不休？我如今写下的文字将会使读者了解一切，这些文字能说明我为什么要在20年后旧事重提。
1964年秋，组织已决定将我调离文艺部门到外交部工作。那时国务院文化部正积极筹办举行一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这固然是由于建国后戏曲改革到一定阶段的必要，而更直接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又到了一个新起点：毛泽东主席批评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死人部，文艺界各个协会都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改正会变成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向整个文艺界敲响警钟。在前些年就已提出各种地方戏曲，包括京剧都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也必须紧密配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斗争。事实上，全国各地方戏曲剧种也都在不断涌现出当代现实题材的剧目，只有京剧的步子慢些。所以文化部在国务院的支持和督促下，决定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各省、市京剧院团也都在争排现代戏。我当时正在筹办京剧会演办公室工作，主要是了解督促各京剧团的排练情况和审查剧目质量。文艺部门把我留下，说是等到会演完毕以后再去外交部报到。
第一届全国京剧会演原决定在1963年秋末举行。准备工作很紧张，各地报来的剧目要审阅，已排练成熟的剧目要去看彩排，参加会演工作的人员都很忙碌。在北有两出戏是比较好的，一是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由院长张东川挂帅改编剧本，阿甲任总导演，李少春和杜近芳主演。这出戏是1958年大放卫星的时候，由哈尔滨京剧院首演的，名为《自有后来人》。中国京剧院根据这个剧目重新改编，整理重排。我们曾不止一次去看过排练，都认为很不错。另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由马长礼和赵燕侠改编排练，这原本是沪剧，后改名为《沙家浜》。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到了中国京剧院的排练场地人民剧场，看他们分段排和连排。大约10点钟，周扬带着一个穿灰色毛服，戴金丝眼镜，头上顶着没有帽徽的军帽的人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后边还有数名警卫员。正排着的戏立刻停止了。
很多人都站立起来，不知道来了何许人等。这时周扬向大家介绍：今晚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了，她非常关心京剧革命，也就是京剧现代戏，你们中不少人都认识的，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惊讶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江青已经有许多年不在文艺界公开露面了。不知道是谁，带头鼓掌欢迎，于是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江青先把头上的帽子脱了，露出一头乌黑锃亮的短发，然后扫视一遍在场人员，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说：“你们辛苦了，很好，很好，毛主席也很关心京剧改革。我也很关心，以后会常常来和大家一起搞改革……”她嘻嘻笑了一声，大家又稀稀拉拉地鼓了一次掌。
这是自1950年以后，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天晚上她用眼光扫视了全场，可能没有看到我，我当然更没有必要前去和她拉什么关系。我的直觉是，江青变了，变得雄赳赳气昂昂，没有平视她面前的任何人。
第六部分第66节：旧事重提（3）
时间推移到1950年9月30日晚上，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我记得是在北京饭店旧楼大厅，主要来宾是外国使节和一些外国友好人士。建国之初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主要是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所以中国主人比外国客人多。这次宴会毛泽东主席作主人，江青则作为毛泽东夫人正式露面。她穿了一件深蓝色丝绒长旗袍，在那个年代是很显眼的。而且她年轻漂亮，周旋于中外客人之间，颇有些悠闲风度。我那时是陪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夫妇来出席这次晚宴的。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参加。我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觉得做个旁观者看看人群还蛮有意思的。忽听得从不远处传来一叫声，我抬起眼睛一看，原来是江青向我伸过手来。我赶忙立起，很不好意思，连声答应。她带着笑责问：“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怎么就不过来打个招呼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看见你了，但你有那么多客人要应酬，我怎能过去打扰呢？真对不起，有两三年不见了，你身体显得更好了。”她说：“打仗的苦日子刚过，好个屁。”她无拘无束地笑着。这时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也笑着说：“原来你们还是老相识啊。”“不是你把她从延安带走的吗？那时她还是个小鬼，也是机灵鬼。”江青这么说。
那是1947年3月，国共和谈完全破裂，董必武同志率领南京和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所有人员，最后一批返回延安。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已处于被重重围困的极度困难的环境中，还请这批在国统区坚持到最后的同志吃了一顿饭，江青也在座，她穿着一身灰布军服，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看见我也在座，还来慰问了几句。
把时间再往前推移。1938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不久，原来在上海、武汉各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开始纷纷来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江青这时也已经到了延安。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这批人聚集在一起，由王震之等执笔写了一个多幕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