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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莸匮影玻嗾馐币惨丫搅搜影病Ｎ思湍羁拐揭恢苣辏馀司奂谝黄穑赏跽鹬戎幢市戳艘桓龆嗄换熬纭读骺芏映ぁ贰Ｖ餮莸挠写掎汀⑺镂馈⒔嗟取Ｎ夷鞘笔锹骋盏难谡獯窝莩鲋形夜芊凹媾芰住＞驮谀鞘焙颍胰鲜读私唷Ｒ簿驮谀鞘焙颍铱挤缥庞泄厮�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据江青自己介绍，她到延安之初，先是在党校学习，以后因为组织分配，才到了鲁艺，是女生学习辅导员，介乎学生与教师之间。我在鲁艺第一期学生中，年纪是最小的，江青到鲁艺后常常是和院长、老师们在一起，不常和学生们接近。在《流寇队长》中，她扮演的是农村的一个暗娼，绰号“大红鞋”，很风骚，勾引那个流寇大队长。据说是她自己特别挑演这个角色的。虽说她已到了延安，还是有点明星派头。记得首场演出时，幕间她要换一次服装。我在舞台一角管着服装，忽听江青大声叫唤：“我下一场的衣服呢？谁在管服装，快拿来。”我听她一声叫喊，立刻把她该换的一件大红棉袄送到她面前，并帮着她更换。这时她倒笑嘻嘻地说：“原来是你呀，真像个小东西。”这以后她见到我常常有说有笑，还说要帮助我念台词、教我表演什么的。
以后江青又觉得在延安演话剧没意思，因为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并不喜欢看话剧，而喜欢看京剧，她就想改行演京剧。本来她从未认真演过京戏，只会哼哼两句，这时她下了决心要演。她开玩笑说要拜阿甲为师，后来也真是阿甲他们教会她演京戏的。到了1938年春节前，阿甲他们几个会唱会演会拉琴的，预备演一场京戏《打渔杀家》，这出传统京剧剧目稍加修改还有点革命的意思。江青参加了这次演出，演桂英儿，阿甲为衬托她，扮演老肖恩。在延安这也算首次演出革命京戏。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这也是少有的事，可能他早与江青认识，看完以后便大加赞扬，并声称毛泽东主席特别喜欢看京戏，等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平常江青偶尔和我闲谈，她是很崇拜英雄人物的。她曾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她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生伴侣。也许她曾想过，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人物，也可以跟着英雄的丈夫伟大起来吧。
《打渔杀家》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主席一起来看戏。他们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
过后不久，江青就在鲁艺消失了，再也不见她到鲁艺来了。接着流传着各种新闻，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了。在鲁艺，这种传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因为在鲁艺，不少从上海来的同志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都知道一些，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第六部分第67节：旧事重提（4）
大概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延安的天湛蓝的，晴空万里，我觉得只有在延安才能看到这样美丽的蓝天。我洗完衣服，在窑洞前靠在两张木板凳上，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这是让人最舒畅的享受了。忽然听见山下喊我的声音，接着跑上来一位小战士，要我到杨家岭去一趟，说是到了那里就知道了，我只好跟着去了。杨家岭是当时中央领导住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来到一个窑洞门前，小战士喊了报告，就把我引进去了。原来是江青在里边，她坐在一张木桌前，让我也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显得满亲热地问这问那。说是几个月不到我们那儿了，大家对她有什么说法，其他几个学校又说她些什么。我告诉她，没听见什么特别的，只是老见不到她了，大家有些奇怪而已。
她突然地站起来说：今天你在这里吃午饭吧，请你吃炒土豆丝（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好菜了，学生是吃不到的），还让你见见主席。说完走出窑洞，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这时我才抬头张望。窑洞里像其他人家一样，仅有一张木桌和两条板凳。土炕上铺了较大的褥子，还有一条军被和军毯。地上有个没有生火的炭盘，还有个瓦罐和水壶。我觉得已经坐了好长时间，心里总不那么安稳，又不敢出声。
我轻轻走到窑洞外，这一片平坦坦的泥土地里也看不见个人影。心里好生奇怪，怎么连个警卫战士都没见到呢，江青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当时我心想：我听过毛主席作报告，但和他从不相识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么大的领导我还真有点怕。江青不回来可能有别的事去了。这么一想，我就按照原路下了山，过了河，回到我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打那以后，还见过一次江青。当时她有点生气，说我没出息，上不得台面。那不辞而别的事也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好些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39年我离开延安，分派到重庆工作。
1950年以后的13年中，我没有见过江青，只是在某时候听说她当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写了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调查报告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去苏联养病了……直到1963年底1964年初，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戏会演，她才突然出现。我还不清楚她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自从周扬领她看过《红灯记》排演后，关于她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了。
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也是在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后发生的。被称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是山东省京剧院准备来京参加会演的剧目。剧本刚送上来时，曾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公式化，脸谱化，没有戏；有人则认为虽然有这些点，但可以改好，这是反映当代军事题材的剧目，应该尽量帮助改好。于是大家建议把这个戏从山东调到北京来演出。看演出当然要比看剧本形象多了，看过之后再定是否修改。山东京剧团到北京试演《奇袭白虎团》时，江青又突然出现在剧场，但看完演出后她没有在台上露面就走了。
过了没几天，我忽然接到通知，江青要在她的住处（中南海内）讨论《奇袭白虎团》。我是稀里糊涂跟着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去的。同去的有周扬、林默涵、周巍峙等人，其他人我记不清楚了。我们被带进一处三明大客厅，客厅的隔扇都是红木雕刻的，十分讲究，但陈设的却是舒适的现代沙发。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有一种威严、压抑、透不出气来的感觉。大家等了好一会儿，江青才飘然而至。她高昂着头，好像谁也没瞧见，俨然是女皇驾到的派头。我感觉大家也都是屏息着呼吸的。她走到一张特别为她准备的高背沙发上落座，随即扫视众人，开腔讲话：“这是很好的戏嘛，我看很有基础，完全可以改好，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已经为山东京剧团准备好材料，给他们本钱。抗美援朝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戏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呵，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唔，那个小武生叫什么？好得很！唱、念、做、打都不错，是个可造之才。……”散会后我们默默退出来，我心想她说的不全是废话吗？谁改？如何能改得更好？她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点肯定了，山东京剧团可以来京参加会演。往后《奇袭白虎团》没作多少改动，就那么一直演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
京剧会演结束了，文艺界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欣慰，也受了教育。大家都认为京剧这个古老传统的剧种是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有决心要亲自参与这场京剧革命，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六部分第68节：旧事重提（5）
记得在闭幕式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召集京剧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开了会，总结了这次会演的经验，给大家很大鼓舞。到会的有数百人，大家非常兴奋。按大会的安排，周恩来总理将会见大家并讲话。时间刚过两点周恩来总理就迈着轻快矫健的步子走了进来，大家自然使劲鼓掌，而随后跟着进来的却是江青，周扬等人隔一段距离走在后边。多数人并未见过江青，认识她的也难免吃惊：她怎么来？周恩来总理先讲话，大意是，这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对戏曲界的大检阅，说明戏剧工作者决心改革，使戏曲能更好地更具体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赞扬、肯定了老艺术家们的热情，给文艺工作者鼓气，希望大家都能以饱满的精神，开阔的思路进行创作，不要因为受到一点批评，就无所适从，失掉信心和勇气。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给了每个与会的同志以鼓舞和力量。
接着，江青讲了话，人们都报以掌声。她一站上台，脸无表情，开头就来了一句：“今天我是来给你们泼冷水的。去年冬天毛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你们一定都没有忘记吧。文艺界已经改了吗？……”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江青为何如此讲话？其他同志也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住了，谁也不理解她怎么一出场就如此杀气腾腾。
江青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她到底讲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也许就没听明白，反正她在破口大骂。使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解放这么些年，你们都在干什么？人民养活着你们，你们是在白白浪费人民给的粮食……”看起来文艺界又要祸从天降了。
1964年底，也就是全国京剧会演之后，我调到了外交部。
1965年，全国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中央各个部门也分批派干部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夏末，我首批到了苏北盐城地区的南通市。那时外交部在这里有一个“四清”工作队。我们这些队员，根据上级规定要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倒是和解放前夕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差不多。我住在如皋一户姓林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时的南通市在当地算是较富裕的，有两条像样的街道，好像还有一两家卖百货的大店铺。我们一两个月轮流回到县城买些吃的用的。那时的苏北还是个很贫穷的地区，但这个小城真像天堂一般了。
我住的那个村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林姓人家：他们家是贫农，一家四口人，住两间破小草房，房屋非常低矮，没有窗户，潮湿异常。家里的母亲有五十来岁，但已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在家里负担一切家务，还照顾四岁的孙儿。我和这位老大娘住在一室，白天随着年轻夫妇去下田。她家种着几分稻田，那时自留地只有门前屋后一点点。她家养不起猪，只养了几只鸡，下的蛋可给孙儿增点食。平日他们都是两稀一干，糠菜各半，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几块烂咸鱼或一碟咸菜。
那时，我们同农民三同的目的是扎根串连调查情况，要抓出在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住在这户农民家中两月有余，他们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对于搞什么“四清”确实毫无所知，也毫无兴趣。说实在的，在下乡之前我们也都学习了有关文件，实际上是不甚了了。农村里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走资派？以后我又调到一户村干部家里扎根，他家的生活比那户贫农稍好一点，但仍然是每日两稀一干，离资本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这使我们回想起1947年在晋西北搞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情景。说实在的，那时的所谓地主，其实也是穷人一个，只不过有床铺盖，有半缸粮食而已。比起那些赤贫算好点，把他当地主斗了，可以分他的地，分他的粮。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认为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数十年来各种运动各种斗争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在那段时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倒是来自北京的各种新闻，我们大致隔三五天能看到北京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等。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形势表面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而稍有敏感嗅觉的人，也会在“前十条”、“后十条”、“桃园经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的下面感觉到一点什么，所以大家一有机会就会跑到南通市，看看报纸，听听消息。
终于慢慢流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各大报并没有转载，但却印发了小册子，使即使是远在农村的人也不得不引起注意。
不久以后，又听说戚本禹还写了一篇文章《要害是罢官》，《文汇报》又发表了许多篇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众说纷纭。《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戏，如何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我们虽然很少议论，但都在猜测：在北京，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1966年5月1日刚过去，我们在南通市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五一”社论。这时已经非常明显了，矛头是针对着北京市的领导甚至党中央的。对我们这一群普通干部来说，真像是发生了强烈地震。大家心中都是惶惶不可终日。还好，没过几天，接到命令，全体“四清”工作队员立刻返回北京。
1966年6月的北京已经乱哄哄了，满大街人流汹涌，各式各样不成形的大字报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不过在外交部内还比较平静，照常办公。
第六部分第69节：旧事重提（6）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上台了，扶摇直上成了国家领导人。
有着数千年自我封闭历史的泱泱大国，到20世纪60年代又一次关着门自己斗自己。在那场自我大动乱中，我们不知丧失了多少宝贵的时间、精力和人才。这种损失不管怎样计算，都是无法估量的。
1968年以后，发动这场运动的最高决策者，也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各国的变化，并不因为我们闭眼不看而停止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想深处，不会忘记这些。尤其是周恩来一直掌管着外交事务，就是在他被逼到最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也不曾忘记。
1968年以后，周恩来花费了许多精力来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其时我国和7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烧事件，也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处理的，并谈及与英国关系升为大使级的问题。
毛泽东也很重视对外关系。在这段时间中，外交上还曾发生了被人称为戏剧性变化的事情。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那个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年代，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诚然斯诺是中国的老朋友，而且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来说，这不是件小事。
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也由于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尤其是所谓“美苏和解”的逆转，他们也考虑到了东方大国——中国的分量。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晤，已经达134次，虽然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少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也在考虑在有利时机打开中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