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则在会议期间的各种会外活动中进行。在这次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中，龚澎一直活跃在各国新闻记者之间，这些记者中有她的旧友，更多的是新知。在记者群中，她成为被“追逐”的红人，因为她往往适时地向大家透露重要而准确的消息。以后她还多次随领导人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她的名字更加广泛地流传。
1949年后，因工作各异，与龚澎夫妇接触少些，但我们还很有缘分。1954年章文晋调来北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现为红星胡同）到以后，我们都是近邻。平常往来虽不太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对方倾诉。
1965年我调到外交部不久，即随外交部四清工作队到江苏南通搞四清。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吹了起来，6月我们回到北京时已是狂风骤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早已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立即要去赴任。当时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文化部门开始，而我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原单位作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
我已经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要留下来，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量这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来了，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同时安慰他，因为我那时身体不好，她说她会照顾我，要他放心。岂料文晋走后不到10天，北京就乱了起来，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我们都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造反派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外交部那时还比较平稳，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看，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想，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肺腑啊！
第一部分第8节：龚澎不幸患上脑溢血病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开始是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字报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人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受教育”。我一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我看到了老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让她放心。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7年初，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他们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蹿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她认为首恶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说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龚澎在掌着舵。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乔冠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她也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
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即去医院探望。那时的龚澎已完全靠各种器械维持着生命。我隔天都到医院探望，老乔常常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出门时看见了我，轻轻摇摇头走了。熟悉的人都知道，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品德修养都很赞赏。对她们一家也十分关切，看到龚澎一病不起是十分难过的。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乔冠华和她共同生活、共同战斗近30年，感情十分深厚。她走了，老乔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向南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所以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望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
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什么。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第一部分第9节：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的插曲
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在解放前夕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也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里。朱启钤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章含之了。她那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作，慢慢彼此才比较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1972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对我亲切地说：听说你还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适应，所以每周有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老师，保证你学得快。当时我以为听差了，只好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师的学生呢？别开玩笑了。
她倒是挺认真的，那段时间她曾来过我家好几次，还给我带来《英语900句》的书和录音带，有些还是她亲自录音当教学用的。那些书当时是很难得到的，我心里很感谢她那样热情指教。但她来我家时真正教书很少，倒是常常闲谈。她到外交部不久，情况不熟，常常问到一些情况，特别有兴趣问乔冠华。后来有人点拨我说，她的本意是想让我给乔冠华牵线哩。也许是吧，但我不愿去揣度别人。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出现了插曲。老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他们，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当即答应了，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听声音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想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周恩来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我们都了解，礼节性接见即无须多长时间，也无须谈许多内容。当时乔冠华副部长指定我作为外交部工作人员去陪见。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和姚文元一起会见了维特克。外交部也派出了礼宾司官员、翻译、速记员等去工作，还有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和陪同等等，将近10人。本以为礼节性会见不过是寒暄几句、互相认识、谈谈一般性问题。岂料江青有备而来，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这种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最后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自己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周恩来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以后该怎办？老乔皱了一下眉头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当然，江青的事谁也管不了。7月间，她本人去了广州，随后把维特克也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在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内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曾数次打长途电话向老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只回答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特别向他们汇报，江青还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老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第一部分第10节：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十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1973年8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让他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时间非常紧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在外交部也是少有的。我们在9月份离开北京到达渥太华，准时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周恩来总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朝夕想要打倒周总理而达到夺权目的大好时机，江青等趁机批判周总理是右倾、是修正主义。周总理虽严厉责令外交部多次自我检查，但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到了1973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