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椋挡荒馨阉橇粼谡饫铩Ｏ鲁档酱φ遗笥鸦骨Ｕ馐掠∠蠛苌睿乙恢蓖涣恕！ �
“在青岛，主要听闻一多的课，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那时杨振声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还有女讲师，叫方令儒，都是美国留学生。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当时老师称赞我，说我像谢冰心。还有个教员是男的。作家沈从文很欣赏我，要我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最主要的写了个剧本，可能是1931年的下半年，标题是《谁的罪》。母亲生病，儿子是革命者躲出去，警察来抓，折磨母亲，儿子又回来看母亲，被捕，母亲死了。我老师赵太侔兼这门课，叫我去。说你很爱写，你写的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说什么叫共产党、国民党？他看我是个大傻瓜，就不解释了。老师认为我的剧本还是不错的，说独幕剧太短了，最好发展成三幕。从此我想，什么叫国民党、共产党？开始观察了。他是国民党的组派，当时不知道。‘九一八’以后，我去请愿，他说我捣乱。他到树林，猜他一定是国民党。他是少数民族，他自己没读好多书，我以后不受他接济了，自己找事做。他说李小姐，你写的强盗太斯文了，他骂人的时候你用的是‘该死’，其实强盗是不会这样骂人的。从此我不去听他的课。
“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他给我改。我就不去。
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想让我给他织毛衣，给较高工资，我拒绝了。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学费很贵，每学期500大洋……”
我坐在旁边，真是越听越糊涂。她在青岛一会儿是县立女子小学，一会儿又是艺校，老师怎样都扯在一起了？开始听来是，但是过后再一琢磨，江青说家史也好，学历也好，都经过一番思考的。她描写一些具体细节虽并不动人，但可以让维特克从其中了解她的性格特点，她从小就培养出自己的革命性，至于拉到许多名人名作家，当然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从来就不是个无名小辈。江青自己编织的故事并不美妙，却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很难听得出头绪的。难怪老陈她们说没法儿记。
第八部分第95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1）
这一天谈话已换了地方。这里是一所较新的庞大建筑物，大院四周种满米兰树、白兰树，栏栅是茉莉花，这些花夏天开得特别茂盛，随手可以采摘。当我们走进大楼时，一看屋顶好高，四周是北方少见的落地大玻璃窗，除了门口放着四张椅子，供警卫人员休息外，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忽然从左侧走出来一个身穿西式服装的女服务员，她领着我们，走过长廊上到二层楼。又过了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大会客厅，大厅的一边摆放着沙发。这间大厅四窗紧闭，室外的热浪被完全隔绝了，使人有舒适感。
吃过晚饭，江青带着维特克及其他人，慢慢走着又转了几道廊子，来到另一间大房间。参谋已经带着维特克先进去，宾主在沙发那边坐下。
江青突然一声叫：“小张，你今天给北京打长途电话了？谁让你打的？”
“这是规矩，我们随外宾去外地，是要每天向北京汇报情况的。”我回答。
“我的事不用汇报，向北京打长途是我的事，不用你管。以后不要再打了。”
转过身，江青走近维特克，立刻换了声调；微笑对着维特克：“这里空气新鲜，又凉快。我要生活在20℃至22℃的恒温中，这才不感冒，我不喜欢空调的冷气，所以需要常常换房子。我未来之前，这间客厅的空气和温度已经调换好了。”
江青像是对着维特克说的，又像自言自语。小沈正在左顾右盼，像是没有听见江青的话，也不翻译。她心里对江青这种卖弄享受很是反感。江青瞪了小沈一眼，也没好说她什么。
宾主相对坐下，江青又讲开了：
“现在说上海。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在一个剧社，可能与苏联有关，上演《怒吼罢，中国！》，是进步的，苏联刚与我们建交。朋友请我去先施公司吃夜宵，有两件事印象很深。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的，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头天晚上在先施公司吃夜宵，听下边吵吵嚷嚷，往下看好像有人打架，朋友说别看了，是野鸡拉客人。第二件是他们要我参加演出《怒吼罢，中国！》，演一个角色，我不能不答应。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春秋剧社。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来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来了，这是很不好的人，但他带我去见了田汉。带到母亲的家，什么路记不得。田汉叫我哪儿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我说了这个人的名字，他们就信任我了。过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他们说青岛现在中央知道了，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这样他们同意，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陶行知在大场办‘山海工学团’，他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重庆时他的地位与闻一多一样。大场很大，‘晨更’与陶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他对我很好，陶也是留美学生，学杜威的。他原叫陶知行后改行知。他在南京办晓庄师范是很有名气，他提倡思想自由。在他那里学习的有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被捕时排队唱着《国际歌》被杀头，是很壮烈的。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田汉有个名字叫老大，这不完全因他是第一个孩子，而是上海流氓。龙头老大，码头二哥，插花三爷……直到老九，当时不知道。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他把弟弟调走吧，否则我不能工作了。他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了。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也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晚上我在街上走，很危险。碰上廖沫沙，他的妻子是我们一个老同志的女儿，他们住在小亭子间，有个小桌子，叫我睡在小桌子上。他诉苦，说风声紧了，有人要逮捕田汉，田汉已经搬家了，但他没有钱搬不了。我第二天清早就到大夏大学去。我到上海前一年那里曾经是我党堡垒，但王明路线左得那样厉害，举着红旗去示威，大批学生被捕，并不都是党员，但党员都给搞掉了。1933年夏秋之交，夏天去的，后来据说国民党特务那里有几十，都有手枪。我去找一个同乡女同学，她对我很好。我问她：我想向你借一点钱。她问：多少？我说20元。她说刚交了学费。但看我很为难，说还有饭费、零用费，借给20元。我回到廖沫沙那里，给他要他赶快搬家，但钱一定要还我，因为我是借的。结果从此以后，既未见他们，一个钱也未见，我怎么还钱呢？到中学兼课，教国语。一个钟头多少钱记不清了，除了车费都攒下来，我还了，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社会主义文学会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
第八部分第96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2）
“红军北上抗日，募捐。1932年十九路军打了一仗，群众知道要抗日，不知道红军。五一、五四、五七、五九、五卅都要上街示威，飞行集会，飞脑袋去。1934年什么节日，可能纪念‘九一八’，这时我有党的关系了，党找了我，去示威，要我担任沪西区的指挥，临时交给我一队不认识的女工，尽管她们有的衣服比我穿得还好，但我这样子一看就不是女工。我在这儿演《婴儿杀害》，还有《锁着的箱子》，演完从后门走了。去看示威路线，空着肚子，想到左翼的人平常去的白俄餐馆吃罗宋汤，想碰见熟人或向老头赊账。一进饭馆，他们没有走，叫女主角的名字，把我抛起来，高兴地说你没被捕呀，告诉我前台要拉幕抓人了。陶行知请了二十几个教授去看戏，出来讲了话，他是名人。那天吃得最好了，谁都给我吃。
“第二天示威到泥城桥，带着的女工都跑了，后碰到公开关系，说是改到爱文义路去了，我赶快跑去，还是没有。我绕圈子最后在一个角上找到几十人。有个小孩，那是我学校的，包了个包袱里面是传单和红旗，警察打散了，我装着看时装不走，等他跑了才走。有个刚从牢里出来的同志老王，同我一起从泥城桥到爱文义路。他说他被盯梢了，他让我先走，敌人认识他。我在上海不公开，是下层干部，既不是中央的又不是江苏省委的，先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叫辆黄包车兜个圈回学校。回去后大家正在争吵，党是‘左’的很厉害，共青团比党还‘左’，后来才知道特务掌握了团的领导，他们提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左勿右。
对我说你很勇敢，没有逃跑，我们再去搞飞行集会。我说不去了。议论议论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好几天。我们那地区很大，很好掩护。教联的党团，坚决要我走，共青团只同意学校搬家，学校怎么搬呢？我认为教联意见正确，就走了，到北京。
北京的白色恐怖很严重，很难开展工作。我在北大旁听不要钱。李达讲政治经济学，满堂的听众。那里一个月花7元钱。北京图书馆是全国著名的，我从朋友那里搞了借书证，带烧饼进去，一整天不出来。有几个月学会了脚踏车，尽闯祸。有一天我和赵丹、崔嵬一起骑车，赵丹在前，崔嵬在后，来了个流氓把我逼下车来，崔嵬、赵丹把他揍了一顿。后来教联党团调我，又回到上海。
女青年会办了很多女工夜校，当时都在我们手上。男青年会最反动。叫我到沪西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做教员，接上了党的关系。我能与学生同吃、同住，但不能同劳动，因为有一个任务，即做工人家庭访问。这时参观过一些中小工厂，大厂进不去，因警戒森严。我的学生多数是内外棉的，纱厂、袜厂的，少数是烟厂的女工，过地狱般的生活。纱厂女工最高的每月收入十七八元，一般的十二三元，童工没有什么钱。资本家怕工人偷懒，卫生间搞大马桶，进去就恶心。早上6点上工，4点就得起床，走很远的路。她们住后楼，前楼是课堂，我住亭子间，因我睡觉不好，改卷子。袜厂的女工更惨，最高工资12元，断一根针罚1元。我有一个最喜欢的学生叫季月娥，一个月断8根针，大家就帮她。包身工更惨。工头到农村骗农民，烟厂有一排凳子，谁占了位子，就有可能当工人。有个黄包车夫的女儿去得最早，占了个位子，但工头介绍一个女孩来，把黄包车夫女儿的头发揪起来，一脚把那个女孩踢到楼下，小孩就死了。这些工人很容易接受革命。”
那时我坐在旁边，全神贯注想听听江青的“革命斗争史”到底是怎样的，但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云遮雾罩、东拉西扯，怎么也听不明白。后来江青要整理记录，我又曾经再三阅读，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天知道维特克有多大本事能写出一本江青传来。
江青：“有一天我到上海兆丰公园给一个人送信。这是横的关系，不应该再联系了。他送我一本左翼刊物叫《世界知识》，他约我去愚园路吃饭，我没有去。回来时走的越界中路。外国人治外法权，兆丰公园附近都是别墅区，我赶快走着。
黄昏了，听到后面有人骂，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后面的人骂他，这时我被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了这条路。到一个派出所，没女看守，不搜身，只把《世界知识》拿走。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当时我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褂子，穿毛背心，秘密表格在衣角上。被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警察回来了，那时国民党抓人抓疯了。赶快弄到野地里走，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出来说好话，一装红脸，一装白脸。前面有水田，我装着跌倒，把衣角的东西吃进去，这就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到区的警察局，关进栏栅里，两个特务打电话，听他们说抓到嫌疑犯，要黑牌汽车。当时明白不是因直接关系，而是因那朋友而被捕，于是准备口供了。王明已是叛徒，我们有证据。我大哭大闹，把我关到市局。我说我是到兆丰公园看小孩玩的。那时特务捉一人得多少钱，监狱里人满之患，他们说我的朋友是共产党。我学一个同志的经验，装不认识字，也装傻，什么都不知道，装落后，什么都不懂，政治犯唱革命歌曲，我唱京戏。他们去女青年会调查，没有证据。本来一周就要放我，但有一个女叛徒，说我是装傻。当时有个著名的叛徒叫黑大汉，江苏省委的，两小时就叛变了，假装去欺骗这个女同志，暗号什么都是对的，叫她把秘密文件弄走。这里是租界，她的车突然离租界，到了南市，她就被捉到局里，原先还坚决，后来上了酷刑就叛变了。黑大汉还出卖了自己的妻子，后来叛变写了自首书。
第八部分第97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3）
“有一天几个学生来给我送东西，我以为是因为我的原因把他们抓到这里的。我就大闹，说他们捉不到真正的共产党，只能抓我们这样的女孩子，给我送东西的也被抓，我坐班房不名誉了，要失业了，你们索性枪毙我吧。这时一个大巴掌打过来，是黑大汉。他骂道，你这个小妮子喊什么，我认得你……
“后来女青年会来帮忙，陶行知组织了一大批教授来保我出狱……
“哎呀，总之那斗争是残酷剧烈，以后我又到了北京……
“1935年春夏之交，教联又去信要我到上海。因为剧联点名要人演《娜拉》。我不喜欢剧联，但可以找党。剧联的人瞧不起我。我夜里不睡觉下功夫读剧本。我住的亭子间下面住的是裁缝，他夜里干活，我就读剧本。我一举成名之后，他们都对我巴结起来了。
“鲁迅在《申报》“自由谈”里称赞我，我没有见过他。他是看了我的戏。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但四条汉子，就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搞分裂，想搞死我。你知道，中国有个女明星叫阮玲玉，和美国的嘉宝一样。但阮玲玉被迫自杀了，他们想逼我当阮玲玉第二。”
维特克打断了江青的话：“江青夫人，你和鲁迅先生有联系的，是否可以多讲点，这是外国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事。”
江青：“‘四条汉子’提出国防文学，这是典型的汉奸文学。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于是他们围剿鲁迅。在上海，我也是当事人，被围剿的……
“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