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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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蠢碛桑俊薄 �
“那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认为不提为好，何况你用那种语气来谈另一个同志，不大适宜。”其实我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已经许久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又何必再引起新的麻烦呢。所以才删一点过分的小节。我本已想到，会引起江青的怒火，但在广州时已经历过了，怕也无用。她对我已恨在心头。
江青发火了：“有什么不适宜？”
“和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和身份都不适宜。”
江青在室内踱着步，右手拿着支铅笔敲打自己的左手，喃喃自语：“唔唔，我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自己这么说是有点不大好。”然后冲着我说：“这些内容是不能没有的，我和主席结婚是光明正大的。我不能是第三者。”她来回走动，恶狠地突然对我说：
“小张，这段话改为你的语气由你说，我想是可以的。”我真没想到，江青会想出这样的绝招，一时有点呆住了。
第九部分第118节：周总理与《谈话记录》（3）
那座大钟滴答滴答地声音，显得特别响，一下一下像击打着我的心。“我不同意，这又不是我说的话，怎么可以变成我说的呢？”我平静而坚定地说。
江青：“反正要这样的内容，谁说都一样。这对你也无害嘛。”
“我在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呀。还是删掉算了。”
江青顿时狂怒，拍桌子大骂起来：
“好呀，张颖，你就是不听我的，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这是站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你不和我站到一边，就是站到相反的一边，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我看到江青发火，也不止一次了，虽然都是横不讲理，但不像这次狂怒，而且扯到革命反革命的高度。我想这股火也不是单冲我来。我瞪着眼，无话可说。室内空气十分紧张。
“老张同志，你是首长的学生，这些事情嘛是可以说的。难道在延安的时候，你没有听说过吗？何必让首长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位局长想缓和一下僵持的局面，慢声细气这么说。我一闪念，可有了救星，立刻接着说：
“对了，局长同志，你来说这段话比我合适得多，就写在你的名下吧。我是学生，不好谈论这些，而你是江青同志的战友，分量就大不一样了。”张局长一听发了呆。
第二天，我觉得筋疲力尽，请假在家休息。傍晚时分，忽然听到敲门声，一开门，好熟的面孔，一时竟认不出是谁了。
“你不认识我？”客人说。
“是你呀，阿晨。”我走向前紧紧抱着她。阿晨的泪水簌簌下流，直至痛哭。
阿晨是郑君里的妻子，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分住在北京和上海，还是常常见面的。但“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全都成了牛鬼蛇神，彼此也不能通什么消息，只能从各种传言或那时特有的小报上，知道一点彼此的消息。我看着阿晨，这几年她变得如此衰老，消瘦，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不禁悲从中来：
“上海的同志们都怎么样？君里呢？”
阿晨好容易镇定下来：“在劫难逃啊，一个也饶不过。唉，君里君里……他……”又悲痛起来。我倒来一杯水，劝她安静休息一下。
“死了的，也许你已听说了。活着的都在受罪。君里真冤枉，五年前就被抓走了。开始时被隔离在厂子里。有一天深夜，也弄不清是谁，既不像公安又不像红卫兵，闯进了我们家，到处乱翻，什么都折腾了，最后把所有照片，所有写过字的纸条统统拿走，把能砸的都通通砸碎，留下一间小屋子让我睡，其余的房子通通上了封条。1969年初小儿子去探望过，才知道已经被关进监狱。
“关在哪里？”
“哪里去问，哪里去找呵。整整三年没有消息。前两个月，忽然叫我去探视，那就是监狱医院吧。唉！白单子把全身盖着，简直像死人了，只剩下一丝游气，他告诉我，是为了那张结婚照片……”
阿晨饮泣。
“那就是君里、阿丹我们四对，在杭州时一起照的相片。几十年了，谁还留着这些东西啊，而江青就为这些，要把君里他们都置于死地……我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看看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给君里治治病，不然太惨了……”我们两人互相拉着手，默默相对，各自流泪。
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第十部分第119节： 旁听审判江青（1）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这里已经远离那令人窒息的北京城，但心里总装着祖国，时时关心着那里发生了什么。年底，北京在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新的运动高潮，那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虽然国内的消息大都被封锁，但时常还会传来各种信息。江青一伙想要彻底摧毁我们国家的基础，她真想当女皇了。
岁末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次批孔批大儒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并且开了万人大会，炮轰大儒，国内又乱起来了。但江青的做法不得人心，对她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
我被这位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弄得糊里糊涂的。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华人写的，吹捧江青的。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但现在国内也正在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国内的气氛还真有点不一般。全国追查谣言的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得上呢？
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特别去找了小徐，她知道得比较清楚。她说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但与那本《红都女皇》没有直接联系。前些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大学中学都在传抄，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那么一传，就把《红楼梦》那段说成是谣言了。现在是完全否认江青有这么个讲话，连外交部也在追查，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有少数人是知道内情的。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在外交部存放的保密材料，谁敢取走呢？即使江青要取走也得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呀，小徐茫然不知。后来我听说是外交部副部长批准取走的，因为他也不敢违抗江青。随后我还听到，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对于这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周总理病情已渐重，江青还有什么顾虑呢？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职，这当然对江青十分不利，也许如此，江青感到了一点压力吧。
那年回国休假，我们去探望了叶剑英老帅。叶帅对我们一家都很关心的。
远在1937年深秋，那时正是抗战之初，我和广东中山大学的一群大学生，组织北上抗日宣传队，其实就是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我们途经武汉，叶帅当时正在武汉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接见了这一群从广州来的抗日学生。我是惟一的一个中学生，可能长得瘦小，正站在他身旁，他用手摸着我的短发，开玩笑地说：“你才这么丁点就要去抗日了？怕连枪都扛不动呵。”我噘着嘴说：“报告八路军首长，我去延安参加革命，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多少年都没有忘记这件小事。又碰巧1939年我从延安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叶帅他们也从桂林回到重庆。他的记性真好，居然没有忘记武汉那段。见面时他拍着我的头说：“长高了也长大了，像个革命军人了。”虽然我和叶帅没有工作联系，但都住在曾家岩50号，他是个很乐观很活跃的领导同志，常常和青年一起谈笑下棋，有好吃的也不忘记我们。以后又都先后回延安。1947年从延安撤到晋西北，我们都叫他参座。他管着西北战场的后勤任务，十分繁忙。而我在那最困难的年代，生下一个孩子。有天他还特地来看我们，笑着说：“你这个儿子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呵！”但他仍关怀备至，常送些剩余的救济物资如奶粉、白面、大米，甚至有时候叫小勤务兵送来一筐鸡蛋，我们心里都十分感动，对叶帅一直如对父辈一样尊敬并有深厚感情。
第十部分第120节： 旁听审判江青（2）
建国初期，叶帅不在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帅一家受到迫害，儿女或被关到监狱，或下放到远处，他被遣送湖南，只有王秘书跟随。回到北京后，仍很孤单。那时我们又时常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海后门不远，我们是步行去的。因为他也受到江青、林彪一伙的监视，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我们也只能对他说点小道消息或一些道听途说的事，给他解解闷。我们去时他总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期间去看望他，见到我们他很高兴，我们对他说起关于加拿大的一些见闻，也说到当时在国外很难开展工作等。他心情不好，特别是因为周总理的病情不见好转，他十分担忧。他忽然转变话题问我：“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我告诉他最后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才决定不把那些记录寄到美国去。这时我想何不把自己的心事向叶帅汇报一下。我告诉叶帅我去加拿大前，根据总理的指示把所有材料记录都封存在外交部了，但这次我回来，一面听说全国在追查谣言，说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事是谣言，另外呢，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这当中会有什么名堂呢？叶帅显然像在听新闻，他不知道江青烧毁了所有的材料。当时他只在默默地沉思，只轻轻自语：“这事有蹊跷。”
1976年我们再回国休假，正是1月9日，我们一下飞机就听到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呵。我的心在发抖，我们回到家放下行李，立刻奔去西花厅，欲陪伴邓大姐一会儿。只见赵炜秘书出来到门口，我们相抱痛哭。她说邓大姐已平静些了，不愿见人。在沉沉的黑夜里我们步行回家。
1月11日，我随着长长的人流，慢慢从长安街排队一直到北京医院后边的那间小屋，周总理就睡在那间小屋里，所有走进去的人都在失声痛哭……
那年休假我们在北京住了4个月。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从3月中旬，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先是一队队少先队员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哀悼。
过几天是一群群青年、学生。清明节快到了，人流像潮水般涌向天安门，朵朵白花点缀了整个广场，然后是花圈、大标语。人们的心都凝聚在这里呵……人民真是觉醒了。那些天我心情本来非常沉重：中国这一伟人去了，今后的国家将何去何从？那群坏人会霸占整个国家吗？前几年和江青一起的那些日子，就一幕幕地重演在脑际。看得出来，她对我恼恨至极，随时都可以采取任何报复手段。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有多少人都无辜地死去了啊。看到这人民悼念总理的滚滚洪流，个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回加拿大的日子近了，临行前我们去和邓大姐告别。却是相对无言，我不愿在她面前痛哭，互道一声珍重而别了。1976年10月，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渥太华收到外国人打来的电话
，询问江青一伙是否完蛋了。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种电话呢？无可奉告吧。我们在国外确是消息断了。
过了仅仅两天，国内仍无消息。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地对文晋说，看来江青一伙一定完蛋了，否则一定有辟谣的消息。同时我告诉他，我应该收拾行装，一个人先回国了。果不出所料，第三天接到国内电报，召我一人立即返回北京。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我感到四周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关住自家的门。突然在那一天，鞭炮声在北京城内外四周都响了起来，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四人帮”完蛋了，江青一伙完蛋了！
人群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狂喜般的欢呼，喊叫：解放了，再一次解放了！我走向街心挤在人群当中，脑子里闪出了1949年北京解放时的情景，许多镜头都如此相似，而自己的心情却迥然不同。那时我还那么年轻，满怀献身革命的豪情；而今呢？内心中沉重的包袱放下了，被人民解放了！内心有说不尽的激动，眼睛模糊了，滴滴泪水映着这群群欢乐的人们。
有一天，孩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某新闻单位有张大字报，揭发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事，说妈妈是同谋，还有一张照片哩。
我听后猛然一惊，立刻又平静了，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呵。
在一份上呈件上，有人用接待单位的名义，写了有关江青会见维特克谈话的报告，在最后一段中，把参加那次谈话会见的人员名单分列两排，而我的名字写在与江青合谋一边。我把这份报告看了又看，字迹分明，赫然纸上。我好像头上被猛中一击，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我努力使自己镇静，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江青对我的辱骂，可以坦然承受，那是来自敌人的投枪；那张大字报，也可以默然置之；而这份报告呢，写报告的这些同志对自己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对接待维特克的一切情况，以及当时我们的立场态度，她们都应该十分清楚，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会反给我刺上一刀呢？我颓然地想，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或者为了什么说不出的理由就去伤害别人，难道这十年来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真会把人们正直的灵魂都阉割了吗？多么可怕的后遗症！但我仍相信事实总归是事实。
第十部分第121节： 旁听审判江青（3）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叶帅秘书的电话，叫我到叶帅那里去，心中真是高兴。在困惑艰难的时候，叶帅居然会想起我。我赶快离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