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 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_2-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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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白天排练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在顶楼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录像,这时,“扑费”和“史努比”在厨房里开始大声吼叫起来。“扑费”和“史努比”(是“扑费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缩写)是两条罗特维尔小狗(一种德国种黑色短毛高大猛犬),那年圣诞节大卫为我买的。其实我更想要那种毛茸茸的狗,但是大卫一直受到一些跟踪者的纠缠,所以他说我们真的更应该买护卫犬。
不知怎么的,那两条狗正在做着它们的护卫工作,不知是什么让它们生气了。大卫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后花园里看,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攀越篱笆。
我不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同样的事情。
那两只狗也是像发了疯一样。“扑费”和“史努比”在花园里,正对着后门叫。大卫说在门后他刚好能够看见一个人站着,正仰头往窗子看。所以他打开窗子,对着那个人大喊让他滚开。但是,那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盯着他,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大卫才意识到他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那些吵闹声开始的时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转身上楼,报了警。不出5 分钟,房子上空来了一架直升机,3 辆警车停在外面,到处都是摩托车。那个人不见了踪影。
很明显,所有这些大卫都告诉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两只狗呆在屋里的原因。虽然它们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实它们还只是小狗,我不想它们发生任何事。
这一次,我们没有麻烦警察。赖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离之外,因此大卫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有另一个朋友住在离这儿大约4 分钟的路程。
“那支彩色弹丸枪在哪儿,大卫?”我说。
他最近刚刚和队友们玩过这种作战游戏,游戏中你用彩色弹丸相互射击。大卫是那种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装备齐全的人。因此,他带着一支枪去参加他们的彩弹游戏了,但是这支枪的威力太大,他们不肯让他用。
“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但是不用麻烦找它了,”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没有弹丸。”
“为什么没有?”
“我向隔壁房顶上开火,全用光了。”
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这话很有趣,但是那时我没有笑。
现在,赖安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赖安手拿棒球棒,另外一个家伙拿着高尔夫球杆。大卫从大厅的包里抓起另一支高尔夫球杆。但是太迟了,无论是谁,他已经跑了。
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再也不想在那间房子里多呆一分钟了,我想这个疯子还会再回来的,任何事都会发生。我们甚至都懒得把衣服穿好。我只是在睡衣上套了一件田径服,上了车,开到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旅馆,其他姑娘正待在那里。
我们刚刚上床,突然我开始想,如果这个疯子回去把狗杀了怎么办?幸好凡尔纳和JP还在,他们主动要求回去把两条狗带过来。因为“扑费”和“史努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就把它们放在旅馆的洗澡间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很大的响声——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卫早起训练的时候,他都像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一样蹑手蹑脚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混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开始大喊起来。洗澡间里到处是,猜猜是什么:毛巾上、浴盆里、地板上、墙上。这真叫人恶心。
对我们俩来说,沃斯利结束了。我们不能继续在那间房子里生活下去了。它一点也不安全,而且你没办法让它安全。无论如何,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不想再住在那儿,即使你在房子周围挖个壕沟,里面放满鳄鱼。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一个我们一结婚就买得起的地方。
第十五章 失去一位朋友
我们需要在靠近球场和机场的地方买一幢房子。当我外出旅行时,大卫不得不独自做这一切,因此每天训练结束,他就得开车四下寻找合适的房屋。
在一次这样的寻觅过程中,他来到了曼彻斯特南部靠近威尔姆斯洛的奥尔德里—埃吉。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了一些正在这一地区兴建的房屋的详细资料,可是他都不满意。
但在他返回的途中,他注意到一些正在修建的维多利亚式公寓,因此他开车去看这里是否有要出售的。就这样他找到了这座公寓,在小道的尽头,周围栽满了树。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框架,但购房者可以乘电梯上去。那是顶楼,完全与外部隔绝,绝对安静,房间大而明亮,光线充足,空气新鲜。
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想过要购买房屋,那是因为我们所见过的房屋没有一个是让人感觉安全可靠的,即便买下那些房屋,我们也得建造围墙,安装昂贵的安全系统和其他设施。
还有,我们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想把钱花在一栋大房子上,因为,总有一天,大卫会结束在曼彻斯特的足球生涯。我们都是伦敦人,伦敦才是我们永久的家。即便大卫的足球生涯都要在曼联度过(如今很少有球员会这样),那也只考虑他一个人的情况。而且,当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抚养我们孩子长大的家的时候,那个家应该在伦敦。
幸运的是,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我有几天假期,我去看了这座公寓。因为楼层较高,光线比较充足,而且能看到周围乡村可爱的风景,总之感觉不错,而且我知道我能让它变成真正舒适的家。
正如戈夫橡树,奥尔德里—埃吉曾经是一个村庄,但铁路建成之后,任何在那儿建造价值超过100 英镑的房屋的人都可以免费乘火车去曼彻斯特——当时100 英镑可是一大笔钱。现在奥尔德里—埃吉还有许多旧式的房屋和庄园。尽管距离老特拉福德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周围都是乡村。
奥尔德里—埃吉这个名字取自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归“国民托管组织”(创立于1948年,重在保护和管理古建筑)所有,山上树木茂盛,满眼绿色,是散步游玩的好地方。村庄里设施齐全,你需要的它都有;肉铺、面包店、熟食店、药店、干洗店、餐厅,还有两个规模不大的跑车陈列室:“青莲”和TVR ,这是大卫喜欢的。
如果我在采访中说到这些奥尔德里—埃吉的跑车陈列室,我就会在新闻头条中读到:“高贵”为了那些跑车搬到了奥尔德里… 埃吉。对于玩笑都无法理解的传媒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们仍然在不停地问——好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大卫是不是真的穿我的内裤?
这件事是由我参加一个电视聊天节目引发的。那个节目叫做“流行风”,当你出了唱片或者要宣传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参加这样的节目。这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电视采访节目之前做的(一些人甚至认为那是相当严肃的节目)。
“流行风”的制作人是佐伊·鲍尔和詹西·希克斯顿,那是一个你不得不表现得幽默风趣甚至滑稽可笑的节目,从介绍姓名开始,节目的内容都是在调侃讽刺(对于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人,“流行风”是明星们恢复名誉的诊所)。
并且,他们会为观众安排一个骗局,让一个还不到9 岁的小女孩来问你问题。她会问是不是我让大卫穿了莎笼裙,以至于让法国南部的所有人都感到愤慨和厌烦。请记住我总是喜欢笑在最后——因此,我首先说“我喜欢穿裙子的男人”。观众们都笑了,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很有趣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他里面穿了什么——(停了一会儿)——我的内衣。”那完全是即兴的,只是个玩笑。
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采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 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
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
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
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
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复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
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道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道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道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庄稼成片倒伏现象,成因不明。现在多用来指难以解释的现象)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
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戴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凶险的原因——军情5 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戴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
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和彩排,她仍然觉得很难跟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出的步伐。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