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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学会飞翔 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_2-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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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谁也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有人会这样购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完全被出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什么糟糕得见不得人的事。但接下来让我们担心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可能会信口胡诌,捏造一些事情来回报他所获得的巨额酬金。
    律师们说,阻止此事的惟一希望是把他告上法庭。而我们没有他签过名的保密协议,因此事情变得更为艰难。
    真是天赐良机。大约一周后,露易丝到马克曾经住过的车库上面那套公寓去,在橱柜中原来装《自学法语》磁带的一个空盒子里,她看到一张空白的保密协议。起先她以为那只是马克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以备他在某些场合为我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时使用,比如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后来她注意到上面有一个传真日期,1999年11月3 日,那正是我们解雇第二个保镖的时候。当时我们让他们两个都签了保密协议。尽管上面没有任何内容,也看不到任何字迹,但是她碰巧注意到一个缩进的签名。谁的?是马克的。律师们说立刻送给他们,接着就交给了法院。
    律师并不十分乐观,但我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我太生气了,非常生气。想想那个人,我给他假期让他去曼彻斯特看他父亲,而他却一直在为莫顿的书收集资料,回忆他能记得的为我们工作期间的每一件事情。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描述我对他的感觉。
    6 月23日,他在华林顿被捕。《每日镜报》把他描写成“一个私人保镖,他们夫妇的心腹”。
    原来,警方为了死亡恐吓的事一直在调查他。他以“涉嫌怂恿死亡恐吓”罪被捕。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告诉我马克·尼波里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他们当时都没想到要告诉我。这在当时也许没什么作用。那时,我们都相信没有马克·尼波里特的保护,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过,他觉得马克有点儿不对劲。而我什么也没做。
    那件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克里斯琴把他的新女朋友露西带回家。克里斯琴说马克一直坐在大厅里看电视,他的“那个玩意儿”露在短裤外面。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没有理会。我的意思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本不想注意,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肉和两样蔬菜挂在外面了,马克,你把它们放回去好吗?”
    这样的事从9 月份我们去法国南部的埃尔顿家度假时就开始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穿短裤。但回到英国以后,这事并没完。尽管已是寒冷的秋天,他上身仍然只穿一件羊绒衣。但我害怕让他不高兴,不敢冒险失去这位斗士,他会给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的,我真的害怕他会离开。那时我也许不喜欢他的着装方式,但他工作非常出色,不是吗?难道那不是最重要的吗?
    他也许让我相信了他很擅长这份工作,但事实是他并不擅长。我现在知道了,真正的职业保镖所接受的教育是不要把他们与雇主的关系私人化。我还了解到如果警方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他们会悄悄地给他一支枪,但他们没有给马克发枪。最后一点,我发现任何一个自称是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人都是假的。而且,如果他有那么好,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出卖给安德鲁·莫顿呢?因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不能再干保镖这一行了。他之所以出卖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完了。严格来说,作为一名保镖,你得擅于奔跑。我们爬贝弗利山时,他几乎赶不上我和大卫。说到那副眼镜——没有了它们,他比我更像个瞎子。我没有必要一直戴着眼镜——他却有必要。
    马克·尼波里特被捕的消息是在一个下午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巴恩斯,在“奥林匹克”工作室的综合楼里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一起制作我的个人专辑。我正在娱乐室喝着咖啡,这时我碰到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即人称“绝对”的那两位制作人。
    我并没有与他们接触谈论合作的事。因为洁芮离开演唱组、想自己出专辑时,许多原来与“辣妹”合作的人觉得他们应该做出选择,可以这么说吧。而“绝对”选择了洁芮。
    因此这免不了有些尴尬。
    “噢,你在这儿做什么?”
    “噢,我在做我的专辑,你们呢?”
    “噢,我们在做洁芮的下一张专辑。”
    “噢,是吗?怎么样?”
    “噢,很好。事实上洁芮一会儿就到。”
    我感觉到他们正指望我说,哦,老天,可别让我看见她。
    可我没这么说。
    “噢,能见到她真让人高兴。专辑制作得怎样了?”
    “噢,很好。没什么特别棒的情歌。但你知道洁芮,你不会发现洁芮唱出什么一流的情歌来,是吗?”
    长话短说,我正在安德鲁的工作室里演唱一首自己的歌,大卫和布鲁克林也在那儿,还有另一个美国来的作者史帝夫·基朴纳。这时洁芮冲进了工作室,里面的正式录音间装有推拉门,她把门往后一推,走了进来,一下抱住了我。
    说了一些“那么,你最近怎么样”之类的话以后,她说:“那么,你的第一张专辑,嗯?你终于开始了,这真太好了。别人说你不行你千万不要听。我知道我这么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毕业我已经拿了三个第一了,那确实让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别让任何人小瞧了你。”
    然后她又冲过去,想抱布鲁克林,孩子当然根本不认识她。他一动不动。大卫直挺挺地站着,像一块木板。我也没有丝毫热情。我们一家人就像来自图索德夫人的蜡像陈列室。
    虽然我们都一言不发,她却还在滔滔不绝,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
    “上帝,托莉,你真瘦。当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瘦,可也够瘦的了。现在得注意你的体重了。”
    终于,她明白了什么。
    “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觉得我打搅你了。可不能再打搅你了。”
    然后,她挥手告别,走了。
    7 月8 日不仅是“公园晚会”的日子,也是我弟弟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克里斯琴不喜欢进入名人圈,所以当人们得知我还有个弟弟时,常常很吃惊。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总是很腼腆。
    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像胶水一样黏在一块儿。经常有人走上前对他说:“你好,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我和露易丝总是脱口而出“克里斯琴”。我们总是代替他说话,把他指使得团团转。在很多方面,他都有资格获得一枚奖章,因为容忍我们。
    即使是现在,克里斯琴还是很少与人交往。他一点也不像我和露易丝,他很有条理,爱整洁,是那种在圣诞节就为暑假出行预定票的人,他总能记得给浴室的小橱补充一些常备药。
    我加入“辣妹”时,他才15岁,只是一个孩子。甚至当我遇见大卫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大卫开的什么车。但当我“境外免税年”期满回国时,全家人的宝宝已长成小伙子了。
    他挣钱不多——没有什么野心,但也绝不懒惰。他从来跟我开口要过一个英镑,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他会成为某个人极好的丈夫。
    虽然有同样的父母,我们的差别却如此大,这依然让我吃惊。露易丝小的时候,长得像秀兰·邓波儿,一头红色鬈发,酒窝,微笑。她非常淘气,还喜欢指使人,在学校里总是惹麻烦,绝对是多动症,跑出去玩的总是她,而我所做的好像就是干活儿——维多利亚,不好动又懂事的那一个。
    有些时候,露易丝一定不喜欢看见我。因为我不是个感觉迟钝的人,我能想像这个情景:姐姐总是被人注意,而妹妹几乎总是被人忽视。而别人却是那么不敏感。就像几天前我遇见露易丝的一个朋友的妈妈,露易丝的这个朋友快要结婚了。这位女士问我,“你能来参加婚礼吗?”我说,“是的;露易丝也去。”但是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说,“是的;但你和大卫能来吗?”听到这话露易丝走了。发生那样的事,你简直感到糟糕透了。
    但至少从表面来看,我想露易丝很喜欢做“高贵辣妹”的妹妹。我对她的了解足以让我知道她不会喜欢做我这样的人。露易丝太喜欢玩,不可能成为工作狂。事实上她参加的名人聚会比我和大卫都多。因为当我工作时,我就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社交活动。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社交生活。但当我累极了,十一点钟疲惫不堪地进家门,我问,“露易丝呢?”我妈妈说,“出去了。”这时我就有些恼火了。我确实会想,老天,我忙得头都掉了,而其他人倒出去玩了。但事实是,那正是我喜欢的。
    我想我可能是三个人中变化最大的一个。不是因为钱或类似的东西,而是因为做一个“辣妹”给了我保持自我的信心。我总是明智而谨慎,但我不是天生的反复无常讨人厌的女人。现在我意识到这只是一种防御机制,它的产生是因为我脸上的粉刺以及我没有朋友。?公园晚会“的前四天是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真是绝妙的安排。没有像我计划的那样外出度个真正的长假(这意味着两周时间),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在”公园晚会“后休息一周。按计划”辣妹“要为双A 主打单曲《怨》和《让爱引路》拍摄影像。
    似乎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同一时刻。《心神迷乱》计划在8 月14日发行,大卫在这个时候又要回到曼彻斯特,但大部分艰辛的宣传工作会在发行之前做,其时大卫还和我在一起。
    首都电台和“亲吻”调频台播放这首歌比我们预期的要早,而且很快就热播起来——尽管它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也让我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因为这首歌六周以后才能进商店——电台不停地播,却没有人能买到。尽管问题是有的,但是这倒也是件好事,只是我们得想办法保持这个势头。首先,我们得把影像制作好。
    影像制作的导演杰克·内华说他想让我用长发造型。他想塑造一个“霹雳神探”般的未来派形象,用一台鼓风机把我的长发吹起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单曲的封面,还有其他一些宣传品,如杂志。“辣妹”巡演的时候我已经让詹妮给我剪了短发,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个发型,因此在宣传品里我只有短短的头发站在头上。
    因此泰勒——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就遇到他了,当时他在给梅尔·B 做头发,现在他给我做——拿来一条一条数英尺长的头发。做法是这样的,他把我的头发分缝,把一条长发剪短几英寸,再把它黏到我的头皮上。花了几个小时。确实是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疼,只是有几秒钟我感到头皮有些冷,但实在是令人厌倦。
    只是在我们拍摄这部影像时,布鲁克林才第一次看到我留着长发。至少他看见了一个他不认识的长头发女人。他奇怪地看着我。戴恩甚至称我为“犹太辣妹”,“忧郁辣妹”又有了变化。但不容否认的是,长发很适合我的服装,当鼓风机吹起时,看上去真的不错。
    我们的造型师是个叫威尔·阿迪亚米的小伙子,是戴恩带来的,他为“超凡四帅”做事。而且我知道他曾经与米西·艾略特(美国说唱歌手)、普夫·戴迪(词曲创作者、混音师、制作人、“坏男孩”唱片公司总裁)一起工作。但威尔是个纯粹的伦敦南部人。我不是那种把什么都交给造型师的人。但威尔很不错,有很多非常好的主意,而且一点也不固执,总能接受他人意见。
    在影像拍摄的间隙,我们拍了一部采访宣传片。因此我们都穿着演出服,化好妆,而我,还有头发。所以人们看了宣传片之后,所有人都喜欢那个长发造型。这真是痛苦。“抓住安特和戴克”(安特和戴克是独立电视台极为成功的演唱新秀节目的主持人)每星期六早晨在独立电视台的SM:TV(后来变成了CD:UK)节目播出。为了在十点钟之前准备好,我和泰勒六点半就得赶到工作室,那就是说,我五点半就得从我妈妈家里出发。我的发型每次都得重新做。我本可以说,别做了,还是回到短发型吧,给我每天省下几个小时。但我知道长发更适合那首歌。
    与我共事肯定很糟糕,因为正像我爸爸一样,我确信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并不是说我是最好的,我还没那么自大,或者至少我希望不是。只是每件事我都要过问,所以要是出什么错的话,事后我除了自己谁也不能责备。不论是在电视录播室,还是在摄影间,我都要预先知道灯光怎样,摄像镜头如何,舞者穿什么,我穿什么。正是由于我在工作室和舞台上做过一些时候,所以我知道什么造型最适合我,我知道什么看上去不错,我知道什么面料在什么灯光下最出彩。我知道我想具有什么样的外表,我知道我想要怎样的声音效果,我知道我想怎样推销自己。所有这些事我都担心,假如这关系到我的名誉,我会总是为这些事担心,因为我相信这能够说明问题:服装、舞蹈、表演、音乐、以及绝对专业的安排。
    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因此我总是很忙。
    过去,唱片发行后,你只是等着它登上排行榜,它极少会直达榜首。而现在,唱片发行的第一周你经常能拿到第一。实际上,唱片公司通常在发行的第二天就知道它是否能在本周日拿到第一。
    我全力以赴去做的原因如下:洁芮已拿到了第一,梅兰妮·B 、梅兰妮·C 都已拿到了第一。爱玛是惟一没拿到第一的“辣妹”,因为她总是和洁芮撞车,而洁芮就是洁芮,她是铁了心要赢的。不满足于仅仅看到歌迷喜欢谁的歌,洁芮还很方便地在克里斯·伊文斯(英国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曾经是洁芮的男友)的臂弯里找到了爱情,或者至少是找到了宣传的工具。那一周到处都是洁芮,爱玛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屈居第二。
    其实我这么说有点荒唐。有时候,我们忘了在这个圈子里能进入前五名已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了。
    我、戴恩没有和洁芮撞车,但在制作影像时,我们发现将和一个叫斯皮勒的意大利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一较高下,他的那首歌已在俱乐部里演奏了若干个月,名叫《老一套的喷气式(如果这不是爱)》。它已经出现在了汇编专辑里,这些俱乐部舞曲经常这,样,但还没有作为单曲发行。直到现在,唱片公司才意识到他们埋没了一首冠军曲。
    正如《心神迷乱》,《斯皮勒》——我们一直这么指代它——是一张舞曲唱片。《斯皮勒》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歌手演唱的。它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知道这首歌,而且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歌与它在同一个星期推出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机会赢。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推后一周,因为下一周有梅尔·C 的歌,两家唱片公司之间有口头协议,我们不能和她撞车。若提前一周,我们将撞上麦当娜。(结果证明,第一周我们比麦当娜多卖出四万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付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
    至少,我们谁也没指望拿第一。
    数周的排练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害怕了。我们做了影像摄制的常规工作,也为“流行音乐排行榜”做了常规工作,但在数万名观众面前表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宣传——电台采访、报纸采访、电视采访——车进,车出,我却很兴奋,我真不知道大卫怎么能容忍我的。
    7 月4 日:去年今日是我们的婚礼;今年却一如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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