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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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第一七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蒋拉拢胡汉民，导致汪、蒋关系的破裂，种下了汪派公开反蒋的根苗。蒋以纵横捭阖的手段攫取了中央大权，也成了各派军阀、政客共同反对的目标。
汪精卫虽身在国外，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
对蒋介石的得势，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写文章。从1928年4月开始，他先后抛出了《复驻法总支部函》、《一个根本观念》、《致陈树人书》、《复林伯生书》等文章书信，说国民党改组精神“此时实已岌岌摇动”，如果“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打出“改组国民党”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他给在国内的汪派人物去电，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招牌，把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
陈公博没有追随汪精卫亡命海外，他决定去上海，陈公博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一所民宅内。
一连几个月深居简出，日日埋头于著书立说，日夕所思索的是怎样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使革命复兴”。5月7日，他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在《革命评论》上，陈公博还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大开笔战，在国民党内部闹得天翻地覆。8月，传来胡汉民即将回国的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大为紧张。一天，他跑到陈公博家，说：“胡汉民回来一定要动兵的，我们应该要准备。”谁知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于是蒋、胡合作迅速形成，蒋介石为了拉住胡，对汪派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南京，蒋介石制定了“政治倒汪”的计划，蒋派陈立夫在南京、上海，重提“三。二”事件，做汪精卫企图谋害蒋介石的宣传。陈公博忍不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谅解经过，并对“三。二”事件做了解释。在信的末尾，陈公博对蒋介石说：“汪、蒋能合作固佳，就是合而不作也有利。”蒋介石接信后，曾到上海和陈公博谈话。陈公博向蒋献议：“我赞成汪、蒋合作，不是希望汪先生做国民政府主席，你做总司令，或汪先生做党的领袖，你做政府领袖这样简单。我以为今日汪先生是代表革命青年，你还可以代表革命军人，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军人合作，中国才有办法。”蒋介石虽当面表示：“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将责罚他。”但实际上却因陈立夫反汪有功而不断奖励他，不久陈改组派的实际领导人陈公博。
立夫即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冬，与汪精卫相呼应，自称“猛野”（粤语，意即勇敢之士）、说“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的汪派骨干陈公博，伙同顾孟余、甘乃光、王法勤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它的总部设在法租界，各省市及海外设有分部。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蒋情绪，打着恢复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的旗号，“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会议没有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以“粤方委员”组成临时领导机关机构，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但汪精卫并不承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因为有人向他献议，他应该做全党的领袖，而不仅仅是“改组派”的领袖。“改组派”的实际领导责任落到了陈公博的肩上。
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建立改组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设总部；各省市机构外各地设支部；支部设书记1人，委员若干人；支部下设分部，分部设书记1人；分部下设小组，小组设组长1人，组员3人以上至10余人不等。这个组织成分复杂，基本队伍是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及其他出身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成为反蒋派中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至192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相继建立了支部，并在香港、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建立了海外支部。
“改组派”的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几次大规模的反蒋风潮，都没有离开过改组派的魔影。
蒋介石为包办国民党三大，用圈定与指派的方式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等十四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蒋介石指定“代表”。宣言指出：“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巩固党及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当此本党陷于危亡，革命濒于失败之今日，绝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乘船抵达法国马赛，前往迎接他的是汪精卫的亲信秘书曾仲鸣。次日早上转赴巴黎，下午他去拜访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报告国内“改组派”的活动情况。
陈公博在巴黎的生活自在悠闲，他住在城里，汪精卫夫妇住在乡间，一星期见一两次面。4月，他去伦敦住了两个星期。返回巴黎后，陈公博在郊外的云山门租赁了一层楼房，很想在法国做上一两年寓公。蒋介石继编遣会议之后，又急于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好似连续点燃了两只火药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蒋、桂又起战端，桂系倒鲁（涤早）立何（键），“湘案”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桂系战败，第四集团军瓦解。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效法张仪的远交近攻之法，拉阎攻冯。冯面对蒋军的强大压力，通电下野，西北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一场厮杀转为纵横捭阖的政治阴谋，演出了一场曲曲折折的蒋、阎、冯离合剧，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几乎都卷入了内战漩涡。军事倒蒋浪潮迅猛发展，使汪精卫与陈璧君看到国内形势大有可为，汪精卫夫妇对陈公博的悠闲态度感到不满，决定由陈璧君去劝说陈公博，立即回国领导反蒋运动，汪夫妇也准备随后回国。陈公博回忆陈璧君劝说他的情况：那时我已赁了一层楼在巴黎郊外的云山门，打算做比较长住之计，一天汪夫人忍不住便找我去谈话了。
“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常居国外，怎么以你这样的年轻人也打算常住外国？”汪夫人的脾气一向谈话都用责备和质问的神气。“不常住怎么办？”我实在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样的心事。“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夫人提出了意见。
“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我禁不住发点牢骚。“你怎么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蒋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汪夫人大约用激将方法了。
“对于政治和党务，我真有些厌了。如果要我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我那时对于怎么干，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汪夫人似肯定地保证。这样汪先生是要我回国了。我和汪夫人谈话之后，再见汪先生商量以后的步骤，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启程，我遂于5月12日离马赛回国。
“改组派纠集了二十多个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陈公博回到香港后，立即与上海总部联系，决心发动武装反蒋。为了制造反蒋舆论，汪精卫在国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5月，他发表了《十八年的总决算与十九年的新局势》一文，称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是”段祺瑞式的善后会议“，”倒蒋运动“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公开与蒋介石决裂。6月，汪精卫又发表谈话，号召”一般有廉耻的文人，应该奉献此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9月，改组派总部也发表了《讨蒋宣言》。
看到国内这种混乱局面，陈公博感到自己“毛头小子”担不起此项重任。他一面进行军事发动，一面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大计。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
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在国内由改组派发动的武装反蒋运动掀起之后，汪精卫、陈璧君于10月上旬返抵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的名义，组织“护党救国军”，第一路总司令为冯玉祥、第二路总司令为阎锡山、第三路总司令为张发奎、第四路总司令为唐生智、第五路总司令为石友三、第八路总司令为李宗仁。1929年，没有一天停止过新军阀内战的炮声。接受汪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打着“护党救国”
旗号的就有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先后发动了反蒋战争。真可谓战云蔽日，硝烟弥天，“俨有气吞河岳之势”。12月2日，石友三部在浦口，宣布拥汪反蒋，用几十门大炮向南京城轰击，随即北撤，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3日，唐生智在郑州发出有75人中原大战期间反蒋的核心人物阎锡山。
列名的《反蒋通电》，又发表《拥汪联张通电》，5日，山东的韩复榘也通电声援唐生智、石友三。
由于改组派公开反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2月12日通过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党籍，由国民政府明令通缉。16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也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并发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判定书》，历数汪的罪状后，宣布：“汪兆铭背叛党国，罪无可逭，应予开除党籍，并请国府饬令各文武机关一律通缉。”汪精卫领导的反蒋斗争，开始时很有气势，改组派当时设想，蒋介石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四面楚歌的地步了，只要他们把“护党救国”的大旗在空中一挥，便有千军万马来响应。但实际上，真要发动起来却颇费周折。
陈公博首先策动张发奎起兵反蒋。在汪精卫的鼓动下，唐生智、石友三发起反蒋战争，与桂、张军呼应。但蒋介石利用他掌握的中央大权，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在阎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下，击败张、桂联军，石友三和唐生智，汪精卫的武装反蒋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改组派追求的只是用汪记的国民党取代蒋记的国民党，他们做出的几声反蒋呐喊，是抵挡不住蒋介石镇压的。
“护党救国”斗争失败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在香港蛰居，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汪精卫于1929年12月1日，回答南洋通讯社记者访问时，特别指出：“今日之倒蒋运动，就全体人民而言，则为推翻专制，保障革命民权；就全党而言，则为打破个人独裁，恢复民主集权制度。此为倒蒋运动之真正意义。”汪精卫则对来访的危道丰，畅谈其政治分
权制的主张，此外，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也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更详述彼等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会公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上述七项基础条件是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又从蒋介石、阎锡山的争吵开始。阎怕蒋介石打垮其他派系后收拾他，便在1月22日的演说中公开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反对蒋独揽大权，用武力消灭异己。双方展开“电报战”，2月10日，阎要求与蒋共同下野，公开向蒋提出挑战。2月15日，于1928年8月回国就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与谭延、王宠惠致电阎锡山，声称：“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批驳阎要求蒋下野的主张。16日，蒋介石发表昭告军人书，希望全国军人“明察叛变、讨伐之别，顺逆之分，公私之辨阎则与反蒋失败而被他控制在山西的冯玉祥达成一致的反蒋谅解。阎、冯与蒋介石的争斗愈演愈烈，阎、冯为能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也想举出汪精卫的招牌；而汪也想借阎、冯的军事力量打倒蒋介石，以恢复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双方一拍即合，携手反蒋。于是，平津、香港间信使往来，鱼雁不绝，汪精卫随时准备北上参加反蒋大合唱。汪的行动受到了改组派内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反对，他们认为阎、冯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劝汪不应做军事投机。但汪精卫不同意，他强调政治是现实的，不打倒蒋介石，一切无从谈起。
1月中下旬，汪精卫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先与各派接洽，察看虚实。3月27日，陈、王动身去太原，与阎锡山等集议，会商组织党部的事。这时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阎锡山电请他们到太原，讨论党务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然后组织政府。可是，这次会议由谁来召集呢？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为此争吵不休。他们大体达成了“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协议。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争论，先成立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计划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