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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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协议。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争论，先成立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计划却无法实现。4月1日，阎锡山通电全国，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开始军事反蒋。党务急需汪精卫出面主持，因而多次致电汪精卫请其北上。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香港商议行止，决定答应北上，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延宕时日。
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一直势不两立，虽因都同受蒋的压迫，在反蒋上走到一起来了，但对党统问题却都非常敏感。
陈公博认为，广州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应该以此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否则名不正言不顺。邹鲁则认为，他们是被二大开除党籍的人，改组派的主张实际上否认了西山会议派的合法性。只能以西山会议派的沪二届为党统。这样，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汪精卫则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早日组成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以便由党的名义产生政府、总司令部。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党统问题上反而争吵得越来越凶，双方开动宣传机器，互相攻击，其争论之烈，并不比战场上的厮杀逊色。这个反蒋联盟的龌龊内幕，无形中在新闻报道中泄露出来了。为了调解各方关系，阎、冯再次电促汪精卫尽快北上。后覃振煞费苦心，提出了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中央党部委员会，由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参加，这样抛开了粤二届与沪二届的矛盾。5月初，在天津召开的讨论党务的会议取得了较圆满的结果。阎又派人持函南下，催汪速北上。
汪精卫为何在香港迟迟不肯北上？原来汪认为，北方各派争吵不休，过早北上，陷入争论之中，有碍取得党魁的地位。再就是汪精卫原希望桂、张能在两广取胜，开府广州，对他更有利。7月，桂、张军失败，他才把希望转到北平。
此时，北方各派已经妥协，遂于7月15日偕陈璧君、曾仲鸣等绕道日本赴天津。22日，汪精卫一行乘日轮“加贺丸”到达塘沽口外。天津各界予以隆重欢迎，北平派专车到天津迎接。
1930年8月7日，各反蒋派的军阀、政客、党棍云集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开幕。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会后，又推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
阎锡山非常迷信，他要选择黄道吉日就职。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阎锡山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汪精卫居右，谢持居左，阎居中，颇有一番左右丞相簇拥新皇帝登基的景象。阎锡山之所以选择此日，谐音九九，有长治久安之意。
9月13日，汪精卫主持扩大会议临时会议，并与阎、冯联名提出训政规约，省审查委员会条例，县审查决算委员会条例，地方保安条例四案。会议通过了训政规约及地方保安条例案。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南京政府若不容纳下述四项条件绝难实行停战。（一）集国民会议。（二）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实行扩大会议提出之七项基础条件。
（四）共同防剿赣湘鄂三省之共军。“
当北方阎、冯联军与蒋军鏖战于河南、山东，北平“扩大会议”热闹非凡的时候，拥兵几十万，徘徊在关外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却在观望着。南京、北平代表都到沈阳“各逞苏、张之舌，一劝其合纵，一劝其连横”，都想争取到张学良，以战胜对方。据说，阎锡山将一国宝周代铜镜送给张学良，以拉张入伙；南京政府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而且送以巨款，使张的势力能伸向关内，要他助蒋一臂之力。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倒向了南京方面。20日晨，东北军入关，阎、冯联军腹背受敌。第二天，北平国民政府扩大会议的首脑，都避入太原，北平政府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0年9月9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阎锡山等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前排左二起：赵戴文、谢持、阎锡山、汪精卫、王法勤。
张学良出兵华北的通电，成了“扩大会议”的催命符。扩大会议的成员都纷纷自找门路，各行其是。阎锡山以“蒋军使用毒瓦斯，愿退避三舍”，将部队全部从前线撤下来。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蒋军“银弹”、“肉弹”的进攻下，迅速瓦解。山西本来地狭财蹙，又来了一群扩大会议的显贵、阔佬，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真是雪上加霜。山西人民为了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军阀、党棍们的憎恶，在演唱山西梆子时，编进了扩大会议的先生们喝光山西醋的情节。
原想抱阎锡山、汪精卫的粗腿青云直上的政客们，万万没想到会被困在黄土高坡上。这里既没有香港、上海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北平那么多百游不厌的风景名胜，他们人人情绪颓废，穷极无聊。有的写情诗，有的涂艳画。陈公博等人居然拿个山西梆子女艺人打趣开心，甚至陈璧君、覃振也参加起哄，一时闹得太原满城风雨。有人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国事真是丢那吗！近日心事乱如麻，从来不食山西醋，来看佳人郭艳霞。”这下把这群政客的丑恶灵魂都暴露无遗了。
阎锡山拿出一百万山西票子，资助扩大会议的人员遣散，这些政客们眼看着山西醋也不能喝了，遂各奔东西了。10月30日，汪精卫偕冯玉祥返太原，与阎锡山相晤，决定阎、冯下野，汪离晋。下午七时汪与阎锡山、冯玉祥在阎之总司令部晚膳，至晚九时辞去。11月1日晨，汪精卫偕夫人及同行者二人，乘汽车出城，先至晋祠，略做流连。午餐后直赴大同，于阳明堡雁门关小憩，游览了长城古迹，赋七绝一首：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剩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精卫面对残峰废垒、塞草凄黄的景色，为扩大会议唱了一道挽歌。汪精卫、陈璧君在天津住了几天，3日晨，两人由平绥铁道经张家口行抵北平。6日晨，由北平抵天津。11月中旬，汪精卫与陈璧君离津东渡，经日本转赴香港。21日，汪精卫致书改组同志会各党部各同志，宣布取消改组派。谓：“扩大会议各派之联合，各有不得不然之故，绝非一时利害的结合，也绝非苟且迁就。当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之后，就有人提议将从前各种派别一律消灭，我个人则认为时机未到。我如今提议所有各派应将原有组织一律取消，共同站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下一致奋斗。”
9蒋、汪、胡三驾马车
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踌躇满志，大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也？！”傲视天下的架势，他更加独断专横，很快就与胡汉民交恶，使国民党内政潮又起。也使汪精卫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胡汉民与汪精卫势不两立，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胡汉民已在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使汪精卫不能参加南京政权。后来汪精卫“改组派”反蒋，胡汉民就坚决助蒋。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进南京去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竞争着做蒋的政治工具是极其明显的。接着胡汉民就到上海、南京，倡议试行五院制。10月，把蒋介石捧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时人讥胡为叔孙通。因为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建国大纲，那时就行五院制，是颇为牵强的。
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的地方，只是长江下游几省，不过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仍处在军政时期，硬说是训政，又来一套宪政的制度，这是胡别有用心的作法。
胡汉民之一定要去捧蒋，是为了抵制他的政敌汪精卫，同时也抱着一种政治上的幻想。胡当时几乎见人就称赞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的作风，因为凯末尔在带兵打败了希腊以后，经常住在风景地区，醇酒妇人，把国家大政交给一只眼的伊斯默。胡很想蒋也学凯末尔榜样，带新妻宋美龄到各地闲游。胡则以伊斯默自居。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蒋的流氓根性，认定胡入宁将来必无好结果。在胡过香港时，邓以竹笼内装小黄雀相赠，象征日后胡的下场也会如此。胡对邓的话，概不入耳。
胡在南京做立法院长时期，真是帮了蒋的大忙，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蒋、胡二人因“训政时期”约法发生冲突，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解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蒋的卑鄙行径，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党羽以广州为大本营，掀起反蒋浪潮。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指斥蒋违法乱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胡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医官广东人邓某替胡看病（血压突高）。邓奉孙命秘密询胡应怎样办，胡拜托孙科及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蒋发觉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蒋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请孙去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搛菜，并说：“我们是自己人（以亲戚口吻），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孙科字）多多帮忙，不可见外。”孙不为所动。不久，孙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立即同意，并以孙亲来广州为条件。
汪精卫见有机可乘，出来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文章，责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要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密切合作，联合反蒋，并会晤了孙科、许崇智等。汪精卫的同党也大肆活动。4月，刘叔模因替华佛带信给汪精卫告之陈铭枢在上海的言行，到广州会见汪精卫。对会面情况，刘叔模回忆说：“谈完话之后，汪精卫把曾仲鸣叫出来到客厅里陪我，自己上楼写信去了。这次谈话经过的时间很长，大约在两小时以上。在两小时多的谈话时间内，汪精卫起坐不定。一会起身将这个窗户打开，一会又起身将那个窗户关上。或者倒一杯茶送到客人面前，或者将花盆从窗台移到桌子上。有时从沙发上移坐在椅子上，有时将椅子从这个方向移到那个方向。总之，每隔一个时间，甚至每隔几分钟，他总要起身一下，做一个动作。在他似乎是对客人表示殷勤，而在我则感觉到他并没有专心同客人谈话。以后见面次数较多，证明这简直是他的常例。”
汪精卫还在5月1日发表《致海内外各党部各同志东电》谓：“今者广东方面，见党国垂危，奋起挽救，此诚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互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
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须集合一切革命同志，共济艰难，只求精神团结，区区形式，不可置重。“9日，汪精卫还接见《南华星期报》记者谓：”本人对蒋介石曾忍耐过，也曾希望过。但1929年以后，知道这种忍耐与希望，是不能救党救国的，所以才决心将蒋打倒。蒋身为独夫，土崩瓦解之形已成，所以我对于此次倒蒋前途颇为乐观。我对于粤方此次倒蒋运动，决定在外从旁积极援助，无参加政府之意。“
在国民党各派系间昔日为敌，今日为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是司空见惯的事。什么汪派、胡派、西山会议派、冯派、桂派、粤派，这次三教九流人物凑到了一起。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抵香港，偕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等人，同去汪精卫宅与汪氏夫妇会谈合作事宜。汪表示：“过去我与胡先生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抱在一起去跳。”第二天，汪精卫等联名发出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之内，即行隐退。27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以汪精卫、孙科、邓泽如、李文范、邹鲁五人为常委。同时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许崇智等人为常委，汪为首任主席。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派联合反蒋，实际上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胡派分子对汪却有戒心。被囚的胡汉民也认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胡派对汪派采取了一个“去皮存骨”的方针，即只接受汪精卫个人，而不要汪派其他人物，如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都不准参加。胡汉民的话使汪精卫大为不满，认为是“去皮存骨”，想拂袖而去。因而在非常会议内部也矛盾重重，非常会议的主持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态度还好，对陈公博、顾孟余持一种排斥态度，如果不是孙科、李宗仁等极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精卫和陈璧君已有两次发脾气要回到香港。这时正好陈公博由欧洲归来，汪对陈公博说：“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崇智当众向我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的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陈公博劝汪应真诚与胡汉民合作，陈璧君立即气呼呼地说：“你劝汪先生与胡汉民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要去皮存骨，连你他们都不想要。”汪精卫和陈璧君商议，想派陈公博去上海与宋子文接洽，试探蒋、汪合作的可能性，陈公博没有接受此任务。这时蒋介石也派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汪听后非常动心。汪反蒋，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和地位，与蒋争天下，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现在蒋主动来联汪，汪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是欣然同意了。
正当宁、粤间争闹不休，蒋介石在南方指挥内战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强大的革命洪流，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既迫使南京蒋介石不能不对广东让步，又迫使广东方面不能不对蒋议和。
汪精卫的广州政府主张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宁、粤分裂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的，在陈铭枢代表蒋介石南下议和中，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10月12日，陈铭枢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议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