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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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汪精卫乃于1936年2月19日，偕曾仲鸣、汤良礼、诺尔医生等人悄悄乘德国格兰新年轮赴欧。陈璧君因病未来送行，留在国内充当汪精卫的耳目和谋士。陈璧君召集汪的亲信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人积极策划，暗中监视蒋介石的活动，并及时向汪精卫报告。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后，大家团拜。此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逃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11刺汪案与“江淮大侠”王亚樵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蒋介石也大为恼火，限期戴笠破案。在侦破过程中，戴笠等知道孙凤鸣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其次才是汪精卫，只因蒋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了汪精卫。同时，又发现晨光通讯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戴笠一方面派人追捕晨光通讯社的其他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手下的人。结果，在香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的人余立奄、胡大海、周世平被捕。
沈醉在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去干绑票、暗杀工作。”“戴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之患。”沈醉认为：六中全会的行刺案，是王亚樵组织的规模最大、部署最周密的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实际上戴笠和沈醉都搞错了，此案是华克之一手部署、策划的，王亚樵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那么，蒋的军统特务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亚樵，并于1936年11月将其置于死地呢？王究竟是何许人也？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是帝国主义插手我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又是流氓、青帮互相争斗、残杀的舞台，还是蒋介石等各种政派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地方。王亚樵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上海滩上拥有千人以上的号称“斧头党”的帮会暗杀集团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帮会人物。王亚樵就是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他曾组织党羽，先后暗杀过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参与谋杀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等，曾轰动一时，名噪上海滩。就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流氓杜月笙，对王亚樵也不无三分畏惧。
王亚樵以其一步十计、擅长诡辩的特点，由一个亡命徒逐渐挤入中上层社会中，为旅沪皖人所重视。后来，王在上海组织安徽劳工总会，纠集在沪做工皖人为会员，逐步形成了帮会小集团。不少人拜在王的名下为学生。亡命之徒也多出入其堂坳间，形成一种颇有势力的特殊组织。王成为众人推戴的惟一头目。
王亚樵向往荆轲刺嬴政，以侠义自诩。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为军阀齐燮元之鹰犬，民愤极大。更主要的是军阀卢永祥、齐燮元矛盾很大，争权夺利，不可调和。因此，卢拟寻找适当人选，设计杀徐，而找到了王，王同意承担暗杀任务。
1923年11月4日派其党羽，在英租界云南路转角处将徐击毙。卢永祥通过王亚樵轻而易举地除掉了政敌；而王由此得到二万元活动经费及拥有四百人枪的“浙江游击司令”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齐燮元决心报复，导致了苏、浙战争的爆发。
1930年7月，王亚樵受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的侄孙）的指使，派其党羽刺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所说刺赵的原因有二：一是王亚樵事成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巨款和一条大轮船所得的净利；二是为王乐平报仇。
王亚樵与失意军人常恒芳和王乐平等对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跋扈不满，于1929年在上海秘密组成了暗杀蒋介石的组织，地点设在王乐平家中。事情为赵铁桥侦悉，于是秘密前往南京报告给蒋介石。蒋立即派特务于1930年将王乐平杀害于家中。因此，王亚樵对赵恨之入骨，早存杀赵报仇之念。
当时，李国杰托其叔祖李鸿章的余荫，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他大肆攫取钱财为己有，招商局被弄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赵铁桥因有功于蒋，又走了CC系二陈兄弟的门路，被委为招商局总办。他上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都严重地触犯了李国杰的利益。“到了1929年，赵发觉李不但把持产业，更有利用局产营私的企图”，于是便不再犹豫，断然下令将公司接收过来，改由总管理处管辖，另设产业科管理。至此，赵、李的矛盾愈加尖锐。李国杰密叫其弟李少川转请王亚樵杀赵。王早有此心，一拍即合。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乘车至招商局下车，被早已埋伏那里的王亚樵党羽连击十枪，血流如注，当场死去。
1931年，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被迫下台。孙科气愤异常，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予刺杀宋子文，并给巨资以供各项布置暗杀费用。这是杀宋原因其一。其二，胡汉民被蒋介石骗到南京囚禁，被释后，报复之心甚切。闻上海王亚樵能杀人，乃以重金结纳。晤谈之下，胡汉民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第一炮就是上海北站刺宋子文案。
王亚樵承诺孙、胡二人之后，在京、沪各设一个刺宋小组。住南京小组不断与国民党财政部进行暗线联系，侦察宋的行动，新婚不久的唐腴胪被误刺身亡。
但始终无下手的机会。1931年7月23日，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即电告王亚樵：“康叔（暗号）
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急命党羽八人立即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做监视和抵抗路警围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专车到站，在随员卫士等簇拥下下车。宋的秘书唐腴胪走在前面，因唐的身材、衣着与宋相似，刺客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宋子文乘势躲在石柱后面幸免。这时刺客认为目的达到，掷出两颗劣质炸弹，顿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和在外把守的十余人均混入乱窜的旅客中安全退走。
刺宋案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令戴笠侦破，一时风声很紧，王闭门不出。戴笠虽对王尤加注意，却难获得实据，也就不了了之。
1932年，王由香港重返上海。但因军统特务对王及党羽侦缉毫不松懈，必欲捕获而杀之。不久，王和他的重要党羽又一次避往香港。1935年春，王等商量今后行动计划。王提出：“今后必须暗杀蒋贼。请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如何才能接近蒋的身边，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之后，接受了华克之的建议，也就是上面谈到的“搏浪计划”。王答应给予支持，提供经费。
案发后蒋介石更欲杀王，王之不除，不能安枕。王乃率亲信党徒，再次避往香港。蒋介石派特务前往香港，多方侦察，终发现王的踪迹，最后在广西梧州将王击毙于旅馆之中。
1936年10月，国民党《南京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暗杀党头子王亚樵被刺。”报道说：“王亚樵平常不守正道，专门聚集亡命之徒，暗中谋杀异己，企图危害国家要人，现为争夺女色，被人暗杀；刺客将其面皮削去以泄恨”云云。
如何评价王亚樵的暗杀活动？在此引用华克之在“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讲到的话：“我们不是王亚樵的徒弟，也不是任何人的徒弟，我们有绝对独立的人格。关于这一点，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如以王亚樵抗日爱国反蒋的精神而论，王亚樵是个好人，我们确曾和他结成过爱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自信无愧于良心。”
12几个好“妹妹”
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妻子是陈璧君，而汪精卫的两位红颜知己却不为人所知，一位是方君瑛，汪精卫对这段恋情终生难以忘怀；另一位是与方君瑛相貌酷似的施旦。1907年初，汪精卫、胡汉民赴南洋宣传革命、筹募经费，当汪精卫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到，不久也到了日本参加了革命，并尽量找机会和汪精卫接近，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情。
然而，陈璧君加强对汪精卫的进攻，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相处，就是读书。她还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做诗填词。相处时间一多，汪精卫渐渐与陈璧君不拘行迹了。后来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不久，汪精卫为做刺杀行动准备离开日本前往香港，摆脱了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香港先去找方声洞，方热情招待他，并介绍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与他相识。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使汪对她起了怜爱之情。方君瑛见汪精卫才华横溢，对汪产生了爱慕之情。汪精卫因在香港等待制造炸弹，只好暂留方家。在这段时间，汪精卫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还常请汪精卫教她做诗词。一天晚宴中，汪精卫乘着酒兴，怂恿方君瑛唱出方声洞感咏时事的新作：天风吹过西海头，万丈波涛总不休；大汉男儿应有责，拼将热血洗神州。
方君瑛大大方方地用粤语唱出，汪精卫和她再同声合唱。由于教作诗词，汪精卫和方君瑛日渐亲密。一天，方声洞向她打趣说：“君瑛，你将成为女诗人了，可别忘了老师的循循善诱啊。”方君瑛说：“只怕四哥忘记我，我才不会忘记他呢！”汪精卫说：“有这样好的妹妹，就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忘记不了啊。”此后，汪精卫准备北上，他悄悄地向方声洞夫妇告别。饯别宴前，方君瑛献出向“四哥”送别的小诗两首：其一：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其二：此去须珍重，无忘此日欢；殷勤为汝祝，努力更加餐。
汪精卫朗诵她的诗句，领悟到她心扉中透出一股柔情！汪精卫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1905年，汪精卫因刺摄政王被捕，被判为永远监禁。他被关进刑部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陈璧君用金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汪深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遂于长夜寂寞之时，赋《怀故人》一诗，托狱卒转交陈璧君。
陈璧君读到汪精卫的情诗，特地绣了一对枕头，送给狱中受难的意中人，并附上情书向汪精卫表达爱意，有“虽不能生前同衾，也望能死后同穴”等语，并提出希望汪精卫答应和她先订婚妹妹成众的汪精卫。
约，要求汪精卫立即答复。身处铁窗的汪精卫对于陈璧君的一往情深，不得不报以“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
的承诺，并且填了一首《金缕曲》赠她。不久，武昌起义发生，东南各省相继独立。汪精卫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陈璧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1912年民国成立，陈璧君向汪精卫提出正式结婚的要求。汪精卫回到广州征得兄长兆镛的同意，为举行婚礼，汪精卫、陈璧君两人前往香港购办衣物，顺便探望亲朋好友。当他们到方声洞家中时，才得知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之役中牺牲了。两人在灵前上香行礼，怀念当年情同手足之情不禁泪下。最伤心的是在一旁的方君瑛。在汪精卫出事被捕的消息传来时，方君瑛每日一面垂泪，一面朗诵汪教她的诗句以寄托情思。如今，她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汪精卫得知方君瑛自方声洞牺牲后，由于哀伤过度，近来常常生病，他唏嘘不已，只得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而去。汪、陈两人从香港回到广州，在汪精卫家中举行了婚礼。
1913年革命党人讨袁失败，在法国巴黎，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方君瑛也来到巴黎，他们住一处面对海水、北倚山云，名叫“鸦尔加松”的小村，汪精卫夫妇常去聚会，或游泳，或垂钓，往往尽兴而返。但是，如果是陈璧君同去，方君瑛大都推托身体不适或准备餐点，留在家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前来时，她才兴高采烈地陪伴。她不多说话，常常面对浩瀚的大海，默默出神，令汪精卫莫测高深。
一天，汪精卫与方君瑛独处在海边绿阴之下，他对她表达了爱意：“我是爱你的，知道你也爱我。可是却被现实环境所限制，我常常很痛苦。我想，你虽然参悟了佛法，内心又何尝不痛苦呢？”方君瑛很受感动，也对汪精卫表达心声：“爱情寄托，最宝贵能天长地久相知相维，又岂在朝朝暮暮共枕厮守。”他俩经过互诉衷肠，从此相处，反而觉得身心泰然。回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广州创办一所“执信中学”，一切经济事务等，均由陈璧君负责，并请曾醒、方君瑛来执教。不久，陈璧君赴美筹款，汪精卫为与方君瑛相处，从家中搬到学校居住，课余之暇，他必然造访，饮茶闲话，其乐融融。有一次汪精卫率全校师生前往黄花岗公祭先烈。当晚，汪精卫又携带瓜果之类的吃食，再去访晤方君瑛姑嫂，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本来感情丰富的方君瑛，经不住汪精卫热情如火，信口吟出王次回的一首艳诗：
意密形疏自幼闻，情深更厌雁离群，人间多少双飞侣，未必如侬切念君。
汪精卫听后，不觉百感交集，他准备隐姓埋名，和她同到深山密林，过隐居生活。倒是方君瑛现实得多，她说：
“你是隐不了姓，埋不了名的，何况国事如此，你还有责任，于公于私，都不能够退隐！”汪精卫不禁凄然流泪说：
“我的自误，只有怨天；你由我误，却不怒我。我粉身碎骨，也不能报你于万一了。”
方君瑛无可奈何地说：“叹天下有情人，都难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已错过姻缘。”汪精卫激动地说出他最后的心声：“天可荒，地可老，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即是死了，也是永远不已的。”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地到处游玩，不拘形迹。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就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随后跑到学校对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入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
方君瑛分辩道：“四哥一向以亲妹待我，没有和你结婚以前，就是如此，和他公开一起走动，有什么不对？何况我们是清白的，问心无愧。”陈璧君一面冷笑，一面说：“哼！清白的，谁能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