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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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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外事,更不应参加什么革命党,对陈璧君大加教训。其母卫月朗则表示支持,为了了解同盟会的情况,即偕陈璧君去新加坡会见了孙中山,经过孙中山的宣传,明白了反清革命的必要,卫月朗自己也毅然加入了同盟会。

  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后,得知同盟会领导人中,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特别是在《民报》上读到汪精卫的论战文章,洋洋洒洒,笔锋犀利,如投枪,似匕首,驳得保皇派告饶投降。又听说汪精卫风流倜傥,人才出众,在她心目中就有了汪精卫的影子,欲求一见。1907年3月,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孙中山离境,汪精卫即随孙中山去越南河内活动,帮助孙中山领导了国内潮州黄冈等地的武装起义。同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和邓子瑜去南洋各埠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汪精卫等人在新加坡和日里棉兰活动后,大约在11月初,来到了槟城。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到槟城,立即赶往同盟会长吴世荣家中,与汪相识,二人在吴家之兰园多次见面,畅谈革命。汪精卫当年24岁,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头上的辫子早已剪掉,精神的短发又黑又亮,陈璧君对他是—见钟情。从此,陈璧君就成了汪精卫演说的忠实听众,每讲必到。汪精卫口才更是出众,口似悬河,舌如利剑,正如有人所说,汪氏演说,“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他演说的主题,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特别是满清入关时的罪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是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明反清革命的必要性。演说时感情充沛,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陈璧君在下面深深为其吸引,“汪喜亦喜,汪忧亦忧”。同时,陈璧君又陪同汪精卫游览了该岛名胜———极乐寺,寺在鹤山半山腰,曲径纡徐,衬着碧树芳草,景色宜人,汪、陈二人玩得十分开心。

  汪精卫的到来,在陈璧君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悄悄地燃起了爱情的圣火,但又不好贸然开口,只是处处表示亲近而已。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轻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

  可惜好景不常,汪精卫在槟城活动数日后,即行离去,陈璧君的一颗心仿佛也被他勾走了。陈璧君是百万富翁之女,议婚之人早已应接不暇,后和表兄梁宇皋定了亲,二人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是亲上加亲,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关系甚好。但自见汪精卫之后,陈璧君就向父母表示坚决退婚,改适汪郎。为此遭到其父的严厉斥责,认为“千金女绝不可下嫁亡命徒”,汪精卫四处飘荡,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嫁给他只能一辈子受罪。母亲虽然同情女儿,但也无可奈何。

  1908年初,汪精卫再次来到新加坡,主要任务是为同盟会主办的《中兴日报》撰稿。以后,日本出版的《民报》被查封,革命派和保皇派论战的中心已转移到新加坡,汪精卫在该报上发表了《申论革命不致招瓜分之祸》等文章,孙中山也化名“南洋小学生”,亲自撰文参加论战。

  一日,有一浓妆艳抹之女郎,来到中兴报馆,自称从槟城来,必欲一见“精卫”,睹其风采。楼下赶快报告正在楼上写作的汪精卫,汪从楼梯口向下一看,见该女郎艳丽过甚,不敢下楼,面红耳赤,急忙躲开,该女郎只好怅怅而返。

  此事不知怎么竟被陈璧君知道了,一股无名的妒火,使这个少女坐卧不安。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她就一再鼓动母亲去新加坡。到后,孙中山对其母女表示热烈欢迎。8月18日,孙中山在晚晴园设宴招待陈璧君母女,命汪精卫代写请柬,邀林义顺夫人、陈楚楠和吴应培母亲出席作陪。在此期间,陈璧君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和汪精卫亲近,或谈论革命,或一起去观赏新加坡风光,一来二去,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中兴日报》正经费困难,孙中山提议改为股份公司。陈璧君慷慨解囊,当即认购了十股,收据如下:

  文字第三十四经代南洋中兴报社有限公司,收到陈璧君先生附入壹拾股,文到全期股本通用银,银壹百大圆整。理合给收单为据,候公司开办通知,请携此单向本公司换正股票可也。付此收执存据,所有本公司事宜,均照英国有限公司办理。

  戊申年(1908年)六月初五日经理人陈璧君回到槟城后,对汪精卫的热恋之心更加强烈,读书也不能安心了。回想在新加坡时,二人相聚甚欢,但始终未谈及婚事。陈璧君越想越怕失去机会,于是鼓足勇气,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求婚信,表示爱恋与敬仰之情。没想到,竟被汪精卫回信婉言谢绝了。

  原来汪精卫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父母去世之后,主要依靠长兄汪兆镛生活。兆镛长他30岁,曾中举人,几次赴京会试,皆名落孙山,遂改作幕,曾任广东都督岑春煊幕僚。汪精卫十几岁时,由兆镛做主为其订婚,女方是其同僚刘子蕃之妹,名叫刘文贞,生得亭亭玉立,知书达理,汪精卫虽未和她见过面,却也答应了下来,刘文贞则更是满意。汪精卫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又在《民报》著文,鼓吹反清革命,触怒了清政府,悬赏银十万买他的人头。1906年底,岑春煊命汪兆镛给他写信,要他回广东开办政治学堂。汪精卫回信一封,自称“家庭的罪人”,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与刘文贞解除婚约。兆镛即去县署备了案。谁知刘文贞竟是个痴情女子,坚决不允退婚,非汪郎不嫁。她伤心地说:“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刘家门第不够清白?难道他还嫌我丑陋?难道我做了什么不端之事,配不上他?他当初中了秀才,为什么还穿戴我家送去的衣帽,洋洋得意地到处拜客?”并请其兄转告汪精卫,“仍愿坚贞守候着他”。后汪精卫又给刘子蕃写信,谓:“婚姻以爱情与名分为元素,今者名分既绝,彼此又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但刘文贞仍不肯改适。这段姻缘一直未了。加之自己四处飘泊,尚无定所,陈璧君又无动人之处,因此不想议婚。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拒婚信后,仍不死心,但也不敢再议婚事。

  正当汪精卫在南洋各地积极活动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组织的六次起义相继失败,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进入最困难时期。同盟会上层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分歧:章太炎、陶成章另立山头,组织“光复会”;黄兴、胡汉民对前途也悲观失望;汪精卫对孙中山“边陲起事”的战略也产生了怀疑。但他还是大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力辟谣言,反对分裂,他在致刘文岛同志的信中写道:“孙先生尽瘁革命二十余年,至于今日,所以得负天下盛名,得同志倾服者,良以其毁家救国,不避艰险,辛苦经营,以成今日之党势,岂可以毁家救国之人,乃疑为济私乎?”“弟数年以来,相助孙先生,深知其为人,心悦诚服,实无不满意之处……望文岛同志,不可为此谣言所惑,同心协力,共济大局,是所至望。”

  1909年1月14日汪精卫乘法国邮船潜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重臣。汪精卫曾在《民报》26期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他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做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常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做大哥看待。

  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4月30日,胡汉民给汪精卫来信,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足阻革命之前途。5月8日,汪精卫草复胡汉民一函。谓: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弭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进行暗杀之事,自前年(丁未)以来,蓄此念于胸中,以至今日,千回万转,而终不移其决心。表示愿以生命充革命之薪。

  由于没有同盟会领导人的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的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这年夏天,汪精卫前往日本东京。并与黄复生、黎仲实、喻云纪、陈璧君、曾醒、方君瑛7人,组织一小暗杀团体,在香港黄泥涌道设立秘密机关,以香港屯门邓三伯农场进行爆炸试验。10月,汪精卫在日本秘密续刊《民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暗杀牺牲精神,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决计杀一两个满清重臣,以实际行动回击分裂势力与保皇党人的攻击和挑衅。

  3行刺摄政王名扬中外

  20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曾使革命党人为之振奋,东京的同盟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

  接着,同盟会又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饶平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州马笃山和云南河口六次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但是河口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中间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转而热心于从事暗杀活动,认为面对残暴的强敌,暗杀可以唤醒沉睡的人民,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且简单易行。因此,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组织了七八个暗杀团,策划过五十起以上的暗杀活动。其中汪精卫等赴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是一重要行动。

  1909年,同盟会进入一个最困难时期,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已被查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又在同盟会内部掀起一个“倒孙”运动,诬蔑孙中山贪污经费,并以恢复“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广大同盟会员也情绪不振,态度消沉。此时,汪精卫提出“杀一虏酋”,“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想用暗杀活动激励人心。于是不辞而别,由新加坡潜回香港后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方劝阻,汪精卫答应暂不行动。孙中山遂命他去日本恢复《民报》,于是汪精卫又到了日本。陈璧君得知消息后,为了追求汪精卫,也以留学为名,到了日本。陈璧君到日本后,和秋瑾、曾醒(同盟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四嫂,人称曾三姑,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晚年随汪精卫投敌)、方君瑛(同盟会员,方声洞之七姐,人称方七姑,后从事教育工作)等人住在一起。她慷慨解囊,把家中带来的钱物交给同盟会,作为活动经费,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面对革命党人遭到的屡次挫折,汪精卫甚感焦虑。汪决定“与虏酋拼死”,“谋击一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北上前,他留书与孙中山作别,内称:“欲维持团体,要在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孙中山曾极力劝阻,汪的密友胡汉民也声泪俱下地劝他不要做这样无益之举,汪都不肯听。且作书告别南洋革命党人,内有:“……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和,故预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事发后即为代寄。……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欲以其牺牲创惊人之举,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陈璧君听说汪精卫要组织暗杀团,也非参加不可。于是,由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当时,暗杀成风,不少革命党人视此为最激烈之革命手段,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暗杀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其成员来往于日本和香港之间,又在香港黄泥甬道设立了秘密机关,并去屯门邓三伯的农场试验炸弹。邓三伯名荫南,也是同盟会员。制作炸弹主要靠喻培伦,他在日本学习化学,因试制炸弹曾炸伤自己一只手。

  陈璧君对暗杀之举也十分积极,曾找到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自卫。当时无女子柔道奕是清王朝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为汪精卫暗杀小组的首选目标。

  训练场所,宫崎就介绍她向其义弟一九二四郎学习剑术。和陈璧君一起学剑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禅宗寺院的和尚龟井一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宫崎的儿子龙介、震作等人。暗杀团原计划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在汉口车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谋刺未成,炸药就留在了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时所用的炸药,一部分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后,暗杀团决定去北京活动,由黄复生、但懋辛先去北京准备一切,陈璧君回槟城家中筹款。当陈璧君母亲知道女儿要去北京进行暗杀活动时,极力劝阻。经陈璧君反复说服,卫月朗将首饰典当,加上平日的积蓄都给了她。陈璧君回忆说:“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密,不能以巨资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辈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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