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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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又过了二十分钟，陈璧君透过机窗往下一看，以为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道：“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重庆？”曾仲鸣和桂连轩等四人的右手同时插入自己的口袋，紧紧握住手枪。这时，飞机驾驶员哈哈大笑，说：
“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汪曾多次乘机来往于重庆与昆明，他往下仔细观察，说道：“航向没有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的确是泸州。”又是一场虚惊。
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笑着对汪精卫说：“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周的举动，把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很不痛快，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
飞机终于到达昆明上空，在机场上盘旋一周，开始下降。这时，汪往下一看，又吓一大跳，只见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汪甚疑惑，龙云明知他是秘密出走的，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搞欢迎？这龙云玩的是什么把戏？汪一伙心慌意乱地走下了飞机舷梯。
原来，按汪的计划，陈春圃曾通知龙云：汪飞昆明时，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只请龙云一人去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在机场上，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列队迎候，满街挂了旗帜，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云南王龙云身着上将军装，满面红光，恭候着汪精卫。龙云此举，本为讨汪的欢心，但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场面，大为不满，害怕阴谋暴露。龙云回忆说：“在汪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做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话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19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乘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往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致电蒋介石称，称因飞机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下午2时30分，汪精卫一行赴飞机场。3时15分乘包租的专机起飞，5时30分抵达河内。从此，汪精卫集团便公开走上投敌卖国的罪恶道路。
15河内惊魂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公里之海滨。下午，返回河内。23日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不慎将腿跌伤。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1939年1月28日，汪精卫以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这是一栋两层法式小花园洋房，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成了汪氏夫妇的卧室。在这里，汪精卫没有特别的警戒，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行刺。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但蒋介石想错了。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29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主唱奴和，紧密配合，二“卫”
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的“和平”肥皂泡。
国民党的副总裁叛国投敌，使蒋介石感到大丢面子，便使出了先软后硬的手段，但都没起作用。图为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汪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
1939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内，以冯玉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也相当恼火。蒋介石首先试图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以弥补裂痕。蒋介石表面上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但暗地里又派人去河内进行游说。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2月中旬，谷正鼎受命第一次赴河内，希望汪精卫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蒋介石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不愿意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汪并托谷正鼎转告蒋介石，“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敌卖国的决心。
一个月后，谷正鼎再赴河内，携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生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一听，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想起过去和蒋的矛盾，狠狠地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又说：“你去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回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护照？！”一席话，说得谷正鼎目瞪口呆，心知游说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做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
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知道已经笼络不住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立即找戴笠密谋，做了暗杀汪精卫的布置。
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调兵遣将，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另据沈醉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戴笠把原任军统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
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之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
高朗街二十七号，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大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也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的卧室。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并搞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此时，对汪精卫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了，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汪精卫开始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已为时过晚。再据陈国琦口述：“在河内时曾仲鸣荒淫糜烂生活始终未改，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氏夫妇就寝后就出门寻花问柳，直到深夜二三时才回来，这时不敢开铁门，怕铁门声响惊醒了汪氏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下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住在对过窥探了一个多月的军统特务看得一清二楚。”后如沈醉所记述的：戴笠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决定越墙而入。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军统特务从花园后面逾墙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奔曾仲鸣卧室之外。
卧室门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