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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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
至于广东，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月9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乘的“北光丸”于4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
“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和平。当时考虑：放弃留在重庆内部改变蒋介石意图的打算，只有从外部掀起舆论，策划重庆转向。这时候，从高宗武、梅思平两氏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日本如若真正坚持这个方针，确信取得舆论支持绝不会不可能。”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激励。”
汪精卫对日方说：“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从河内向上海转移，考虑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下进行，到达上海以后开展运动，考虑按照以前的计划，采取更加跃进的方式，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影佐表示担心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作梗，汪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我离开河内，好像给他们甩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里呢。”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沪，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冯。福林哈芬”，等离开海防后，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陈璧君则认为船太小，怕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4月25日深夜，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约定，26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但两条船失去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其实汪精卫、陈璧君并未遇害，只是因基鸿港码头设备陈旧，船上所需食品、饮用水全靠人工肩挑手提，加上搬运工少，所以比预定出发时间延后了三小时，等来到巴库伦比岛，“北光丸”早已离开，在大雾中，无法判断“北光丸”的去向，只好从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两船走岔了道，所以无法联络上。几天来，“冯。福林哈芬号”由于吨位小，遇到一点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正巧赶上大风，船上的人就像摇煤球一样，摇得一个个哇哇呕吐，半死不活地躺在船上。陈璧君哪里受过这份罪，大哭大闹，埋怨汪精卫没有上日本的大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现在又遇恶浪，即使不葬身鱼腹也会活活折腾死。汪精卫拿她没有办法，尽管自己连苦水都吐出来了，还得强打精神，挣扎着将陈璧君扶起，好言劝慰。28日，海上大风骤起，小货轮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不顾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4月30日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陈璧君爬上“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人“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谈到：“以前，和平运动的计划是：企图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通过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传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惟一办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在最后，使重庆转变方向。好好考虑，只用言论很难使重庆政府转变方向。
“和平论毕竟是为爱中国，但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露。但是，和平论和卖国论只是毫厘之差，要使一般人接受和平论是有困难的。相反，抗日论一般人容易听得进。但是，由于日本措施政策的公正妥当的事实，证明和平论开始放光彩。即在近卫声明如实实施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已没有依据，确信即使重庆政府，也只好跟从舆论大势，倾向于和平。
“为此，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实现近卫声明是一条捷径。所以，放弃以前的计划，建立和平政府，除依靠言论对重庆进行启蒙工作外，进而考虑用事实证明日华提携的好成果，加强抗战无意义的舆论，由此来使重庆政府的动向向和平发展。这是上策。因此，如果贵国政府对上述新计划没有异议，那么，希望更改以前的计划，以建立和平政府的方针进行下去。
“建立和平政府的目的不在推翻重庆政府。只要带来和平，连政权谁掌握也不问。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停止抗战。因而，在政权建立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血惨案，这是并不希望的。将来，在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一致的情况下，业已达到运动的目的，由此我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两点，我明确说出，表露我的心境。”
汪精卫在会谈上表示：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汪精卫就遭到当头一棒。龙云发表复函，谓：“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5月4日，“北光丸”驶离台湾，前往上海。汪精卫在日轮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诗一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芒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虹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
冯玉祥话汉奸冯玉祥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爱国将领。从晚清到民国，从士兵到上将，滦州起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察绥抗战，继之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为和平民主而呼号，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受到极大的震动。9月23日，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痛斥蒋对内屡兴战端，对外妥协投降的行径。后来，蒋、汪合谋破坏“一。二八”抗战，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愤然离开南京，前往泰山，另觅抗战之路。
1933年，热河失守，华北沦亡在即。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和各路义勇军，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连克宝昌、多伦等地。蒋介石不以为功，反诬冯“破坏整个国策”，并勾结日寇，围剿这支抗日武装。
冯抗日有“罪”，报国无门，被迫解甲泰山。
1935年底，冯为团结抗日力量，不计前怨，回到南京，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汪精卫等投降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昌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后只剩下蒋、汪等要人。汪精卫问冯玉祥：“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他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说完他反过来问汪精卫：“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又惊又恼，青筋暴跳，转过脸对蒋介石说：“这是做梦，做梦！”冯玉祥拍案而起，厉声说道：“做梦，各人不一样，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却做梦当奴才！”直骂得汪精卫目瞪口呆，汗颜无地。
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冯玉祥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讨汪大会上，痛骂汪精卫，主张开除汪的党籍，通缉他，并连续在广播中发表题为：“粉碎汪逆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团结起来粉碎日汪协定”等讲演，痛斥汪精卫投敌卖国行径。
开完讨汪大会以后，冯玉祥赴川、黔督练新兵，约著名作家老舍同行。车抵青木关，他与老舍下车吃四川烤地瓜。
吃完登车赶路，途中与老舍商量怎么写骂汪精卫投敌出走的诗，老舍让他自己出题、自己做。
冯玉祥想了想说：“那应用烤地瓜为题做诗吧！”
老舍很了解冯玉祥的丘八诗风格，常常修改他的诗，因此一听就幽默地说：“呜呼汪兆铭，不如地瓜香。”
后来在途中又看到遍地长满黄花菜，老舍说：“要不然就以黄花菜为题吧。”
“好哇！”冯玉祥赞同地说。
1939年1月3日，冯玉祥在隆昌写成《黄花菜》一诗，诗曰：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灿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平素空谈论，离奇又狂妄：“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此为其哲学，“有奶便是娘！”察哈尔抗战，口外作战场；多伦既克服，官兵多伤亡，运回一千多，死者四团长；平津入医院，万目共昭彰，汪说：“未打仗，哪里有死伤？”黑白多不分，实已昧天良！武汉打电话，态度已失常，每闻我军胜，怒气不可当；一闻我军败，喜气乐洋洋。喜败而妒胜，此态可思量；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认贼作了父，甘心拜天皇！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此理至明显，世人都知详。谁说汪不知？
未免太荒唐！如果汪知道，那又怎样讲？
“卖国贼”之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铜像，佩他有眼光；决心过荆轲，锄贼优张良。
韩国李完用，不孤今有双！倭寇将大败，我军正威扬；不久失地复，民族得解放！日本革命起，军阀尽灭亡。到了那一天，汪贼走何方？不见拿破仑，攻俄势难当，占了莫斯科，豪气高万丈；一旦俄反攻，吃了大败仗，可怜四十万，未剩二千枪。不见德意志？大战何豪强，血战整四年，财尽民慌张；国内起革命，民治为政纲，威廉忙滚蛋，国外去彷徨。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四五千年史，此战最芬芳！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
16上海、青岛刺汪密谋的夭折
在曾仲鸣被暗杀前，汪精卫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在河内高朗街遇刺漏网的汪精卫，转渡到上海，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日本主子的卵翼下，积极准备建立伪中央政权，这对重庆蒋介石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想方设法，除掉汪精卫。为了对付“军统”、“中统”特务，保护汪伪大小汉奸头目的安全，“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应运而生。“七十六号”与在上海从事暗杀活动的蒋方特工人员进行了激烈、残酷的争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