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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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下述两点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等等，就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新“中央政府”的新关系，两者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汪、王、梁三方，就伪中央政府的纲领、机构及各方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汪、王、梁在青岛迎宾馆1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谈，他在宣布中央政治会议的组织决定前，首先就“三民主义的真精神”陈述了他的信条，接着以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并法统问题为议题，进行了协议，达成如下结论：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机构应网罗汪精卫等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及“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及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汪、王、梁第二次会谈于25日上午10时在迎宾馆举行。会谈一开始，就有关“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其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随后，汪精卫就1939年12月30日同日本方面达成的“新政府”。成立后的日、中国外交调整方针及谈判接触经过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得到伪“临时”、“维新”政府代表王、梁两氏的同意。青岛会谈虽因高宗武、陶希圣的拆伙而黯然失色，但南北两傀儡组织的“合流”；汇集而成为汪记政权之所谓“国民政府”，经过分赃而达到谅解，剩下来的问题只在择日开张的粉墨登场而已。
1940年初，汪精卫筹组伪政府已进入关键时期，正急需用人之际，高宗武、陶希圣又叛汪而去，汪精卫感到辅弼无人，颇感惶恐。于是，汪精卫派陈璧君亲自到香港劝陈公博出山。3月初，陈璧君来到香港后，命人通知陈公博到寓所见她。当陈公博一进门，陈璧君就说：“公博，你好自在呀。是不是想在香港当寓公？”陈公博说：“哪里！哪里。”
“你既然不想当寓公，干吗总呆在香港，闭门不出啊。”陈公博笑而不答。
陈璧君继而说明来意：“我是代表汪先生来请你出山的。”“现在汪先生处境困难，正需要老朋友的帮助。可你匿居香港，对‘和平运动'不闻不问。去年6月，汪先生去日本访问，你不但不支持，反而去电报说什么，以他的地位’万万不可赴日'，如果‘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这是什么话？汪先生为国家为人民赴日，有何不可面国人的？在此国家败亡之际，汪先生不计个人地位得失，你却加以指责，可先生并不在意。”陈公博有口难辩，只好默默地听着。陈璧君接着说：“去年8月，我们到广州后，好不容易把你请到广州，讨论汪先生和日本达成的君子协定，并说明不一定要你表示赞同，只是让你参加讨论，贡献点意见，你可好，住了三天就了。不久，汪先生又邀请你到上海参加干部会议，讨论组织政府问题，你又拒不出席，还派何炳贤来劝阻。”陈公博仍然默不做声，陈璧君继续说：“去年11月，当中、日条约谈判的时候，经汪先生几次催请，直到谈判将要结束时，你才到上海，可你只与日本海军少将须贺会谈了几次，月底又回到了香港。”
陈璧君数落了陈公博这一番之后，接着又说：“公博，你想想，你跟汪先生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关头，你却不肯帮点忙，局面怎么展得开？汪先生急了，他说，‘如果搞不通，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汪先生？”陈公博听了陈璧君这一番数落，无言以对，感到对不起汪精卫。陈公博问：“是不是在准备筹组政府？”陈璧君说：“你对这点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不管，请你到上海当面和汪先生说去。
现在只要你回答，你到底去不去上海？“陈公博深感汪精卫引自己为知己，表示：”绝不能有负汪先生，特别是汪先生有困难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愿为老友殉身。“陈璧君见陈公博经她一番劝说，终于慨然允诺，马上笑着夸奖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一定会出山的。但我也知道你是‘孝子'，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你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告别老母和陈璧君一道于3月11日飞抵上海。陈公博来到上海后，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汪精卫夫妇在上海所居愚园路1136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蔽，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
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根本无法进入弄内。汪精卫伪政权的筹建工作，就在这里展开。汪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大有人在。
在汪派汉奸中就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一是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原“改组派”。在关系到权力分配问题时，汪派内部这三派也是互不相让。
“公馆派”和“CC派”之间的斗争在伪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就更加激烈。陈璧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的兄弟、侄子及亲信统统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她的弟弟陈耀祖由代理广东省主席而正式被任命为省主席，陈昌祖则当上了伪航空署署长，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更是身兼数职，既是伪行政院秘书长、又兼建设部长和组织部长。她的妹婿褚民谊担任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她的干女婿林柏生被安排担任伪宣传部长，独揽宣传大权。陈璧君的另外几个侄子，陈国琦是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等均得到重用。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警备处长，汪宗淮则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有人说，汪伪政权是“汪家舞台陈家班”。
周佛海明斗是斗不过陈璧君的，便利用其亲信罗君强网罗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戴策、金雄白等10人，作为周系核心人物，打算夺取10个部的次长，但计划未能如愿。于是他只好利用自己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地位，安插亲信，遏制“公馆派”势力。他想让他的亲信丁默担任社会部长兼警政部长。汪精卫、陈璧君担心周佛海权力过大，将来难以驾驭，只同意丁默当社会部长，而由“公馆派”的李士群任警政部长。周佛海只好厚着脸皮提出由他兼警政部长。周夺得警政部长一职后，汪精卫马上任命李士群为次长。不到一个月，李士群就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汪精卫、陈璧君和周佛海在褚民谊的安排上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争斗。褚民谊因与汪精卫有姻娅关系，汪当行政院长时，他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这次他仍想出任此职。汪精卫、陈璧君知道他办事向来糊涂，所以想让陈春圃当他的副手，而陈春圃又不愿代糊涂人负责。最后确定由陈春圃任秘书长，让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褚对此职非常满意。周佛海、陈公博在中政会准备通过各部部长人选前两天，突然找到汪精卫，说：“褚民谊过去唱大花脸，打太击拳，为香港的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执鞭赶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员而有此等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将为世人所耻笑。”反对褚任海军部长，建议汪把外交部长给褚，说褚个头大，像是“仪表不凡”，当外长挺合适。其实周佛海是另有打算，因为当时所谓外交，主要是同日本打交道，如由汪自兼外长，则一切对日问题的处理，他就难以与闻。如果褚民谊当外长，实际只是挂个空名，一切对日问题都得由汪与他来决定，褚民谊不过画画圈而已。汪精卫感到既然周佛海、陈公博都坚持，只好表示同意。但和陈璧君一说，陈认为这样安排会使褚民谊难堪，坚持要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只得从命，当汪临时在会上提出时，别人猝不及防，难以启齿。就这样，褚民谊又官升一级，满足了陈璧君的要求。
罗君强是周佛海旧部和亲信，周佛海提出要他出任“军委会政训部次长”，以图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替周拉一些军队的人事关系，以备扩大自己的势力。因为政训部是陈公博的“领地”，哪能容忍周佛海安插耳目，当即笑着对周佛海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因对罗君强早就不满，认为陶希圣出走，实由罗君强激成，正余怒未消，便趁机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级别较高，与各部又无关系，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由于陈公博、陈璧君的反对，周佛海只好认输。“公馆派”、“CC派”、“改组派”在这场权位争夺战中，各自大显身手。“公馆派”人多势众，又有汪精卫做靠山，气焰极盛，所得实惠最多。“CC派”也不示弱，掌握了中央储备银行，独揽了伪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改组派”的势力则控制了立法院和政治训练部。
1940年3月20日至23日，汪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最后通过伪中央政府政纲、名称、地点、旗帜、组织机构及其人选，完成了建立其“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3月30日，日本主子一声令下，汪精卫便在南京宣布“还都”，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降幡，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汪精卫出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天上午9时，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这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十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堂”举行，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所有汪政权的登台人物，衣冠楚楚，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们，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互点一下头，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
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打着“党统”的旗帜做幌子，以掩盖其傀儡政权的本质。图为汪精卫等前往原孙中山大元帅府凭吊。
汪氏的演说，一向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他说：“今日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鄙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同人，以满腔诚意，告于日本朝野人士之前，中、日两国为扫除过去之纠纷，建立将来之亲善关系，不可不有共同目标，以共同前进。”“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之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之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全国，鄙人深信此运动若底于成功，则中国之国家民族得到解救，中、日两国关系因调整而得到共存共荣，东亚之和平与秩序得到永久坚固之基础。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鄙人等并愿借此机会，以满腔诚意，祝贵国朝野人士之幸福。”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做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高呼拥护。
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士兵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地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借口，城里到处乱哄哄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
对于汪精卫伪政权，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伪政权虽然成立，但日本政府对汪、蒋合流仍抱有希望，在1940年5月中旬，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在香港再次举行预备会议。中方提议将“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行商谈”，并特别强调“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做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但蒋的意见不能进行高级会谈”。日方同意“先行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但主张双方进一步研究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未得结果。
6月4至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市郊一地下室举行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