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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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至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市郊一地下室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双方代表分别出示了蒋介石和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重申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精卫出国或引退，日方表示反对。双方在会谈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后因汪精卫认为此系重庆方面谋略，汪赴长沙安全没有保证，中、日双方代表复于7月23日正式交换《备忘录》，商定由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于8月上旬在长沙商谈中、日停战问题。随后，中、日间又进行若干交涉，但蒋介石和板垣的会谈问题却未能达成协议。9月5日，日方代表铃木卓尔报告日本军部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强化，英国大使的访渝，苏联、中共的活跃等对外情势，促使处于最后关头的蒋介石迟疑不决。”另一代表今井武夫也认为：宋子文访美，有望获得1亿美元借款，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对日压力有可能强化，苏联也可能加强对华援助，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对“和平”踌躇不决。
这表明日方谈判代表已意识到“桐工作”前景不妙，建议最高当局“自主地中止”。10月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中止中、日停战交涉工作。随即，他们意识到宋子良是伪装的，此次重庆对日交涉完全是“军统局”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止日本建立汪政权，动摇汪政权内部的意志，查探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
17鲁迅、郭沫若笔下的汪精卫
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又是伟大的战士，疾恶如仇，他们曾用投枪匕首般的笔，扒掉了汪精卫的层层画皮，使之原形毕露。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给予猛烈的抨击。后来他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卖国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申报》发表徐道邻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这篇文章显然是奉命写作，用来试探社会反应的。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疾恶如仇的鲁迅。
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这种现实，鲁迅愤怒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日本的吉冈文六论汪精卫道：”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蚯蚓'来，不知不觉中，总是有’蚯蚓'的感想“：”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之意。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做了更具体的淋漓尽致地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制造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花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璧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叽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以上可见，汪精卫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画的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正如人们评价鲁迅“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郭沫若多次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汪精卫的罪行。他在《汪贼进入坟墓》一文中写道：“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成为汪精卫的‘坟墓'了。“在谈到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时，郭沫若写道：”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像，譬如塑两条狗像，在身上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照片来的。但是在重要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的精神，和这精神的永远不断的净化。“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图为1941年4月日军占领海门镇后在此围观。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精忠，都应该克服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永远。”
这两位文学巨匠笔锋犀利，如枪如匕，使汪精卫的丑行暴露无遗，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8刁妇称霸东南
伪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汪精卫成了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实现了他几十年来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的心愿。但此时汪精卫并不顺心，外受日寇摆布，内畏陈璧君雌威，十分苦闷。
汪一向惧陈，这已不是新闻，汪精卫毫不隐讳地说：“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战友，因此，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汪精卫更加畏惧陈璧君。此时，陈事无大小，里里外外，稍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向汪发泄，通宵不止。家中生活琐事，每日必逐一过问，指疵摘瑕，向汪诘责。陈又特别喜欢干预“朝政”，权利欲极强，她喜欢任用亲信，如有善于溜须拍马、曲意迎合者，则推荐给汪，让委以重任，汪对此甚为恼火。为了减少纠纷，免去无谓的争吵，汪、陈二人只好“划地”分权。在私生活上，夫妇二人在上海设公馆两所，汪居愚园路，陈住福履里路，各行其便，不相抵触。在“政权”上，汪精卫坐镇南京，陈璧君则称霸广东。看一看广东方面的伪组织人员安排，就不难看出陈在广东的势派：省主席兼建设厅长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四弟；财政厅长汪宗淮，是汪的侄子，此人一向走“四婶”陈璧君的门路，终日脚前脚后，而不甚倾向“四叔”汪精卫；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璧君的义子；至于各县县长，则多数是陈的亲信，选其敛财手段高强，欺压人民残暴的担任。
因此，陈长期居住广东，很少回南京，除非汪精卫的生日或节日，才带领亲信，回京与汪同住数日而已。
陈璧君在广东时的官衔，是历代官制中找不到的，也是现代官职中没有的，她为自己加上的是“广东政治指导员”
的特殊头衔，作为钦差大臣，坐镇广东。
陈璧君称霸广东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搜刮钱财。她不择手段聚敛钱财，就是在贪污成风的汪伪政权内部，也引起许多议论，很多人自叹不如。一次，周佛海从上海去广州，临上飞机时，汪官邸的副官送来一个箱子，求其代往广州。
箱子不大，却颇沉重。周佛海笑着说“或许净是黄白之物吧！”因是汪夫人所托，周称霸广东的陈璧君。右侧军人为叶蓬。佛海虽是笑谈，但其话外之音，路人皆知。
陈璧君还有一嗜好，就是酷爱古玩。当地各级官员皆投其所好，向她进献各种古董，以求加官晋爵。陈璧君按进献古玩的价值，赐以官位，有的成为汪家的座上客。但如果是赝品，一旦鉴别出来，即遭退还，进献者也要倒霉。据说广州市长关仲羲，用六百元买个花瓶去进献，十余天后，被原物退回，不久广州市长的职位也丢掉了。
1942年5月10日，是伪广东省政府成立两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陈璧君以汪精卫的代表、广东省政治指导员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中央代表席上就座。大会开始后，陈耀祖代表伪广东省政府向陈璧君致敬，肉麻地吹捧她在广东开展“和平运动”的“丰功伟绩”，然后请她训话。广东是所谓“和平运动的模范区”，是陈璧君苦心经营的“小王朝”。所以陈璧君在会上除了大肆宣扬自国民政府“还都”以来，在“外交”、“内政”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汪精卫歌功颂德之外，着重谈了“广东省政府改组成立两年来”，在“设立赈务机关”、“安抚战后人民”、“建设军队与增强警察力量，以保治安得以确立”、“经济产业之复兴”、“文化建设之恢复”、“粮食救济”、“金融整顿”、“财政”及“外交”诸方面的“辉煌”成绩，为自己贴金树碑。在历数她的“政绩”之后，她要求广东人民“今后必须以不断之努力，以求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并进，使国力民力日臻充实，以此力量，完成建国大业，贡献于东亚永久之和平”。接着，她学着汪精卫的腔调，鼓动“重庆统治下的诸同胞，毅然自决，幡然来归，脱离独裁者之钳制暴力，参加和平运动”。还说：“时至今日，璧君以为，非反共无以和平，非和平无以建国，非打破英、美侵略，无以得东亚解放，无以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吾人誓以所余热血，贡献和平运动，誓以所有力量，致力于东亚解放。盖必如是，然后三民主义及大东亚洲主义，得以遂行。”不遗余力地宣传汪精卫的主张。
陈璧君虽然自己在广东称王称霸，但对汪精卫独居南京很不放心。在南京汪的“随从室”中，遍布亲信，以便遥控南京。当时，随从室分为两个部门，第一室为总务，由陈的侄子陈国琦负责，工作人员有曾仲鸣的侄子等；第二室为秘书，由汪的侄孙女婿周恭生负责，工作人员有汪的侄孙汪翔辉及汪的外甥张思麟等。几乎所有内室的人，均是陈的亲信，人们称之为“夫人派”。汪的“先生派”人物宣传部长林伯生、法制局长陈允文、参事厅长陈君慧等，则左右逢源，看陈眼神办事，多讨好于陈璧君。为能进一步监督随从室工作，陈建议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命她的堂侄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及她的五弟航空署长陈昌祖为机要秘书。汪则推荐林柏生、陈君慧、陈允文三人，共五人，由陈春圃、陈昌祖负总责。由于机构重叠，互相争权夺利，矛盾重重。
陈璧君在政界、在社会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权力也越来越大，对人也越来越傲慢，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无不有愤愤不平之感。汪伪政权中的人，上至院长、部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人不怕她，也没有人不讨厌她，往往是敬而远之。由于陈璧君到处插手，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日人伊藤对周佛海说：大将对陈璧君干预政治，深表遗憾。谓如此下去，“国府将崩溃，中国必亡”。周佛海也“深感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而大为不满。陈也没有察觉，汪病死后，陈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当时的伪国民政府主席，由日本人指定陈公博继任，陈公博在伪组织中势力强大，几与汪分庭抗礼。因此，平时对陈璧君嗤之以鼻，有时还故意作难，汪在世时尚无办法，汪死后，陈璧君自知南京难以容身，仍想以广东为据点。时陈耀祖在广州被爱国人士刺死，遂要求将其侄陈春圃辞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而到广东任省长，陈璧君自己则长期坐镇广东。陈公博为将陈璧君的势力清除南京，批准陈春圃任广东省长。因此，陈璧君将全部嫡系人马集中广东，不再过问南京情况。
1944年以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大举反攻，日寇已成强弩之末，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先行潜逃，下落不明，陈璧君惊恐万状。而汪精卫的原班人马，皆因派系之争被遣散。林柏生调任江西省长；褚民谊调任广东省长。陈璧君视为左右手的广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屺也相继逃走。陈璧君大吵大骂，却无可奈何。平日最宠爱的亲信尚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据传说，陈在广东数年，所刮得的民脂民膏，尽由陈春圃、林汝珩席卷净光，因此当陈准备离开广东逃往国外时，已是两手空空，只好终日坐催其他亲信为其集款。哪知树倒猢狲散，无人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