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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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
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
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
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与汪精卫有联姻之亲，又绝对效忠汪精卫、陈璧君的褚民谊，自然是汪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这位办事糊涂，具有奴才、狗才性格的汪记行政院秘书长，却是正事不足，闲事有余。当时有些人开会，没有要人可请时，就请他去，他是逢请必到，到必讲演，讲后必打太极拳；后又发展到打太阳球，每次运动会中，都要表演。他的闲情还不止这些，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资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偏重于从国外传来的踢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春天一到，褚民谊率先垂范，西装马靴，手把绳子放风筝，轰动整个石头城。雨花台上，一时仕女如云，歌舞升平，风筝满天，遍布城南。
1934年，上海发行的画报上，载有这样一张漫画，褚民谊自己赶着一辆马车，乘客是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兼任伪海军部部长的汪精卫穿上了海军服装。
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事实确实如此。杨秀琼在当时的全运会上，短程游泳出尽了风头，褚特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并亲自赶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任拉马之责，招摇过市，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真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新闻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轰动一时。汪精卫和曾仲鸣请杨秀琼吃饭，褚又拉马去迎送。以上足见褚民谊的德行了。
褚民谊随汪投敌后，在筹备成立汪伪政府时，曾向汪表示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又感到褚历来办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便让他的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却不干，陈璧君问他为什么，陈春圃毫不掩饰地说：“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经和汪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褚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一直做文官，还没有尝过当军人的滋味，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对镜自照，得意非常。但殊不知，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极力反对，认为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炮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做走私工具的，而褚民谊为人颟顸，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覆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个部都可以，惟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由于陈公博、周佛海的坚决反对，褚民谊高兴了半截，汪精卫自兼了海军部部长，而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官升了一级，也就心满意足了。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罗君强这位周佛海的同乡、政治上的忠诚伙伴和得力助手，曾两次脱离共产党，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机巧权术、寡信善变之徒，为人贪暴、残忍、阴险、毒辣，又是一个淫棍。1927年他在武汉时，就结识一名交际花孔某，于是胁迫原配吉羽与他离婚。不久，就与这位交际花正式同居。为此事，他的朋友易礼容曾写信劝他说，这位脚上带金钏的女士实在是个危险人物，请他慎重。但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应该干涉他的私事，因而置之不理。以后，更加放肆。1932年10月，逼得他的姨太太杨淑云吞服鸦片自杀，闹出了轰动国民党政府朝野的丑闻，被降级外放，去浙江海宁县当县长。但是，罗君强并没因此收敛，入酒馆，出茶楼，逛窑子，玩女人，弄得声名狼藉。这些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闻，密报给蒋介石，蒋得知大怒，先是在讲演中不指名批评，“语气极为严厉”，接着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国民党行政院据此召集会议，仅通过免职，而未“查办”，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罗投靠汪精卫后，在周佛海提携下，顷刻间飞黄腾达，身价百倍，曾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团长、安徽省省长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在汪派汉奸中，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陈公博是改组派巨头、汪派正统；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和汪合污后，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CC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虽然没有担任公开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斗争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周佛海曾骂陈公博为“老牌汉奸卖国分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他们相互争斗，虽然难分胜负，却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汪记群丑，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蒋介石对汪派汉奸却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拉拢分化汪派人员。1940年，蒋介石通过戴笠做唐生明的工作，准备派唐生明参加汪伪政权。当唐生明对戴笠表示同意之后，戴笠立刻当着唐生明的面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唐生明。唐生明回忆到：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蒋介石通过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是：第一是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8月，唐生明到达上海，在潘三省的家宴上结识了李士群。第二天，李士群宴请唐生明。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唐生明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唐生明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这才勉强答应了。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唐生明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同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唐生明，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唐生明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汪精卫知道唐生明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和唐生明以及其大哥唐生智的关系。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先向唐生明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奸的“理由”。
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唐生明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汪精卫看唐生明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唐生明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唐生明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过去没有看到过。
受蒋介石之命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
汪精卫对唐生明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唐生明说：“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唐生明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汪精卫听了后，笑一定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唐生明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到下午6点左右，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各自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宴会。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