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野火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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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
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
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辱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逼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
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
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
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
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
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
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
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
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
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
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
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
缘
马森我交朋友，全凭一个缘字。
跟应台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
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
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
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
则是由于人体所发射的电波或磁力。
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
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
友。如果对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交的意
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
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
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他不是对你
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
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
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
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荡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
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
备的条件。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
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
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
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
曾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
嘴的。
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
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
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说起来颇有针锋相对之势，
但事实上交谈却十分融洽、投机。
应台评《夜游》的文章发表以后，我觉得她读得十分仔细，评得很有
章法，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洞察力均属上乘。她挑眼剔刺之处，常常发作者之
未见，使作者获益匪浅。
当然我们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但那只是普通两个个人在观点或口味上
应有的歧异，不足为怪。为了感谢她的批评，我特意约她在罗斯福路一家牛
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
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
之后，她又写了一篇评《孤绝》的书评。先投给《中国时报？人间》，
遭到退稿。
以为《孤绝》是联经出版的，不能上时报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
给《联副》，同样遭到退稿。两报的副刊编辑都是我的朋友，没有理由因为
原作者而退稿。应台书评的水准，有目共睹，当然也不是因为文评本身的问
题。那么问题何在呢？原来台湾副刊的原则是不登书评的，深怕一旦破例，
捧场、攻讦的文字潮涌而来，编者就难以应付了。这跟西方专刊书评的报纸
副刊很为不同，可见我们素缺客观评论的习惯和训练，才会使编者如此戒惧，
以致剥夺了报纸副刊读者读书评、文评的权利。
那篇评《孤绝》的书评，最后还是在《新书月刊》刊出的。
虽然应台的书评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新书月刊》停刊以后，
立刻便发生了发表园地的问题；幸好主编《自立晚报》副刊的向阳只眼独具，
贡献出副刊的篇幅，才使应台的书评得以继续与读者见面。《当代》杂志创
刊以后，应台的书评遂移到《当代》发表。
应台的大部分小说评论。后来收在尔雅出版社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
一书中。当时出版的时候，据说尔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隐地只是喜爱应台的评
论文章，还难预知出书以后是否可销。以后的畅销，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
料之外的。
我在艺术学院客座结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刘海北约几个朋友到龙
潭去夜游，那次也有应台。另外还有张晓风、爱亚、孙春华、林贵真和隐地。
在龙潭公园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盘月亮。第二天早上，
隐地还露了一手“荷叶稀饭”。玉色的米，浸入了荷叶的颜色和清香，真正
具有几分仙气了。本来吃过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该知趣启程的，无奈大家
都赖着不肯走，好歹又赖了席幕蓉一顿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
真是请客容易，逐客难！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众人才萌生了体谅主人
的心情，起身就道。这时候席幕蓉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声言再也不请这群恶
客进门。不幸她很健忘，过一段时间，忘了这次的教训，恐怕又要迎客上门
了。不过她已搬离了龙潭，月下的赤足莲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后跟应台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介绍她认识了主编时报“人间”的
金恒炜，不意在他们两人间竟展开了一次声光俱备的合作——在“人间”推
出了龙应台的《野火集》。
龙应台的这一把野火愈烧愈旺，社会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秽腐败的暗
角，都成了野火焚烧清除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猛烈的烧掠，我们的社会、我
们的心是否干净了一些呢？这个问题得需要历史的见证人来解答了。
龙应台以她学院的理性与逻辑训练，加上她热爱乡土的赤诚，再加上
率直的个性、敢言的勇气、善言的技巧、无畏的气魄，才能够写得出这种声
光并茂、振奋人心的文章。
但是如没有一个有眼光、具魄力的编者在幕后支持，再好的文章也无
法与读者见面的吧！
我于去年暑假再度来台的时候，应台已经在待产中，有些行动不便了。
应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学的宿舍里，但在和平东路还租赁了一间房。我到台
北后正无处可住，应台很慷慨地把那间空着的房子让给了我，还特意为我加
装了冷气，实在令人感动。应台的弟弟龙医师就住在我的楼下，对我也有百
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
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
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
回到伦敦，在圆神出版社社长简志忠的一通长途电话中同时获知了两
个好消息：一个是《野火集》结集出版后意外地也是意中地畅销，另一个是
应台生了一个儿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两打最新鲜的玫瑰花给应台，以
表达—个远方的朋友的祝贺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隐地的来信，他提议我们时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
出一本选集，其中有席慕蓉、张晓风、爱亚、楚戈、蒋勋、隐地自己，当然
也有龙应台。书名是《希望有一条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小说和小说
作家的诗。
今夏我又告别了对我来说越来越感到冷漠的英伦，回到了热切渴望着
的台北。圆神的简志忠说好要来机场接我，但一下飞机赫然发现除了志忠外，
还有同坐一条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
过他们热情的臂膀在欢迎我。
应台是我走出机场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远远见她走过来，发现她
又恢复了原来窈窕的身材，亲切热情如故。我说：“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龙
年，不但出了两本龙书，而且生了一个龙子！”她笑得很开心。但是，她就
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银行的聘约，不久他们全家都要迁居瑞士。那
时候距离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却远离了这两三年来她为之掬心绞脑的
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觉到一种凄怆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台北
救赎
马以工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
示，他要请三桌素席。
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荡荡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
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
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
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
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
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
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
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
※※※
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
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
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
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
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
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
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斗鱼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开始在时报“人间”副刊
上，写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年半后的中
国人，很多人真的生气了。特别是环境问题从核能电厂失火、牡蛎、文蛤被
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气的大题目。台中大里乡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长
期忍受三晃农药厂排放出来的毒气，自组了“公害防治协会”。鹿港有十万
零六千人签名连署，拒绝杜邦化工设二氧化钛厂。到车诺比尔核电厂发生熔
炉意外，反对再兴建核四厂的声音升至最高。
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
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
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
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
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
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
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
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
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洞而
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
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
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
一种反效果。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觉得自己像斗
鱼，也许是好斗成性使我们仍坚持立场，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恶如仇外，一
定还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鱼之外，一定应该还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标。
龙年我也尝试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呢？我把龙应台
为《烟幕》所写的序文再拿出来看，前半部是一个六岁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
事，一开始拉吉夫已经被永备化工的氰酸毒气毒死，他身为洗槽工人的父亲，
在泄气的当时，已先拉吉夫而亡。这样的故事与相同的感动，我曾在读《野
火集》时感受到，特别是读到《不会“闹事”的一代》。这篇文章刊出时，
我并不在台湾，几乎是同时，我也经历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引述自《纽约客》
上的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则发生在旧金山，站在渔夫码头附近的戏院前，挣扎着该不
该进去看那部叫《龙年》的电影，看看电影的海报，中国人的形象已经有改
善，不再是福满州或陈查礼之类的妖怪，然而骨子中应该仍是一部辱华电影，
脑中闪过的是昨天电视新闻，此间华人抗议的画面，不看是敌忾同仇，看呢？
回台湾后多一个吹牛话题，因为台湾势必是会被禁演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不
看。
我很庆幸我的决定，而后我看到《不会“闹事”的一代》时，激动地
流下了眼泪，有学生一次又一次花钱买票进场去抗议，在纽约抗议南非的种
族歧视，一次又一次被观众嘘，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结尾最为感人：“观
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
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
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
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
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
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
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
了起来；她全身在颤抖。”虽然龙应台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会
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则而反对这些学生强迫向别人推销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
可以做出这样行为的人，至少先具备了关心此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
勇气。不然他们大可拿这买票的五块钱去溜冰或吃掉。
现在想来这一番文字用来形容龙应台也是颇为恰当，她关心世界，有
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否则她一定是吃撑了，她何不挟着她现有的优
越条件，和和稀泥在纽约安享荣华富贵。
一九八四我也曾经问过她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她并没有正面的回答，
只是说，有些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
一天，这些东西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势浩大。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知识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惧，很可能都
是不愿意生活在如欧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龙应台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