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野火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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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
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
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
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
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
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
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
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
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
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
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
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
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
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
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
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
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
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
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
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
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
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
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
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
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
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
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
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
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
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
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
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
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
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
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
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
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
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
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
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
“人间”）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
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
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
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
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
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
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
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
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
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
在保护谁？”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
国去！”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
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
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
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
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
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
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
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
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
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
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
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翘课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
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
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
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
——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
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
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
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
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
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
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
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
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
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
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
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
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
肇事者判的刑很轻，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这个平凡的家庭
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去见州长，州长不见，她就在会客室里从
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不吃午餐。
两年的努力下来，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
别的母亲，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
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
※※※
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
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去
看云、看山、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不过，我们不做大人物，总可以做个有
一点用的小人物吧？一个渺小的个人，如你，如我，还是可以发光发热。过
程会很困难，没错；有些人会被牺牲，没错。
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
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问问史提夫，问问安东妮。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
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
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
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到美国去！”美国，毕竟不是我
们的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
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
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
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
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
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学生
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
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
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逐渐的，我发
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
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
他不敢。
※※※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
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
不肯帮忙！”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
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
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
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正在接受高等
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
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
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
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
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情，但不能够综观十篇
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
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
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
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
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
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
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
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
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廿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
“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
儿女看待”，一派慈祥。
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
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
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
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
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
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
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
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 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
（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
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 。”；第三，将他“婴
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
听我的？ 。”。
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
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
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
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
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
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