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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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则。发表于1959年的《蔡文姬》显然也是为其时的现实政治服务的，也仍然是郭沫若这支“党喇叭”里发出的声音。但罗点点的回忆录让我们明白，对郭沫若的这种表现，那些工农出身的将相们并不打心眼里佩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郭应该拒绝做“党喇叭”。对于那些有着某种程度的独立立场、对现实发出批判声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痛恨的。四十年代的王实味和五十年代的“右派”，都让他们痛恨。但像郭沫若这样一心一意地做“党喇叭”，又令他们瞧不起。罗点点说到，由于受父辈的影响，他们这些孩子也时常在谈到“郭老”时出言不逊，并说：“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罗点点的父辈们当然有着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但他们在谈到郭沫若时表现出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他们对郭沫若到处题字的“调侃”，却并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来解释。他们对郭沫若的态度其实表现的是一种人之常情：对那些敢于批判我们和与我们为敌者，我们会痛恨、憎恶，而那些处处顺着我们的人，我们又会鄙视、轻蔑。罗点点还写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这样看来，1949年后的郭沫若，既未赢得工农出身的将相发自内心的尊敬，也让广大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不尊敬，真有点左右不是人了。　　　
　　沫若之吻及其他（4）　　　
　　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晚年的重要著作《李白与杜甫》，书中扬李而抑杜。据李一氓说，郭沫若“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的。主席好象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见刘茂林、叶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论》）。在该书的《李白的家室索隐》这一部分结尾，郭沫若写道：“一九六四年五月，我曾经去过采石矶，看到了古人所谓的燃犀渚或牛渚。长江边上的太白楼也焕然一新。我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以纪行，抄录在下边，作为本文的结束。　
　　久幕燃犀渚，来上青莲楼。　
　　日照长江如血，千里豁明眸。　
　　洲畔渔人布罶，　
　　正是鲥鱼时节，我欲泛中流。　
　　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　
　　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洒，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　
　　畅好迎风诵去，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胜似大鹏游！”　
　　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什么样的奇思妙想都可能在他的笔下出现。这回，他要邀请李白同泛中流，并且同诵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李白也曾陪伴君王，但若非及时地去廊庙而游江湖，也就只能写出许多“云想衣裳花想容”一类的颂圣诗或“颂妃诗”，那也就没有可与杜甫并称的李白了。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李太白，能接受郭沫若兴致勃勃的邀请吗？　
　　2002年6月11日深夜　　　　　
　　“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皆起于此夜之会”（1）　　　
　　——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尽管习惯于用所谓“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来解释一切的人不承认历史过程中偶然和巧合的作用，但偶然和巧合仍往往令人怀疑真有一个上帝或一个魔鬼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其时，陈独秀把《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很红火，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大书店”，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　
　　而恰在此时，北洋政府正酝酿着让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当天上午，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据说，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也正在此时，后来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正在陈独秀和远居美国的胡适之间酝酿着。陈胡之间书信往还，交换着变革中国文学的看法并已达成基本共识，后来成为“经典”的一些观点，此时也已成熟。1916年11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他将文章复写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9月10日，留美归来的胡适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自第3卷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问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蛰居四川江津且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最后一段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即使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必然的产物”，但由什么人来领导和从事这运动，当时的情形和对后来的影响都会大异。蔡、陈、胡的聚首北大，对塑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貌，意义十分重大。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如果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陈独秀的携《新青年》而进入北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陈独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请到北大，与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出差”、从而蔡可以“三顾茅庐”大有关系。倘陈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由当面劝请，而本来就对来京心有踌躇的陈独秀，或许就辞谢不就了。那样，北大文科学长就只能委诸他人。陈独秀不来，胡适也就难来。就算“五四”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发生吧，但没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模样，实在无从想像。历史的偶然岂可小视哉？从陈独秀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踌躇，也可看出，他来北大之初，是并没有想到会有那样一番大作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那时的蓬勃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缘际会的结果。　
　　蔡元培为何一接受校长任命就决定请陈独秀来做文科学长呢？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有这样的交待：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皆起于此夜之会”（2）　　　
　　蔡元培与陈独秀本是旧知，且蔡对陈有着很好的印象，这无疑是蔡决意聘请陈的重要原因。但若没有汤尔和的大力推荐，蔡元培也许想不到陈独秀。在这种意义上，汤的推荐，可说起了关键作用。汤尔和，1875年生，浙籍人，留日学生，时在北京任医专校长，在北京教育界颇有影响，又系蔡元培好友。蔡向汤询问北大情形，固非偶然；汤向蔡推荐陈独秀也算人“巨”言“重”了。　
　　但对陈独秀的进北大，时任北大预科教授的沈尹默又有一种说法。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强调是他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说是有一天他从琉璃厂经过，欣遇旧友陈独秀，便问了陈的住址，并要陈暂勿返沪。回北大后，他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并告知了陈的住址，后来遇到汤尔和，他又请汤出面向蔡元培推荐。正因为有了他的穿针引线，才有了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登门拜访和陈独秀的进入北大。尽管从日期上看，沈的说法颇有疑点，但沈当时并不反对甚至热烈欢迎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应该是真的。另外，时任北大文科本科专任教授的马叙伦（夷初）也说陈独秀的来北大，是由于他的推荐（《我在六十岁之前》）。推荐一事是否有过，姑且不论，马叙伦当时也对陈独秀的来北大持积极态度，则是可以肯定的。沈尹默和马叙伦二人，应该稍有介绍。沈生于1882年，留日学生，浙籍人。马生于1884年，浙籍人。让我们就此记住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这几个被认为或自称为对陈独秀进北大出过力的人吧，因为陈独秀后来离开北大，他们也出过大力。　
　　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2、3月间达到高潮。在文化界，守旧势力的代表是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林纾发表了仿聊斋体的文言小说《荆生》；在1919年3月19日至23日的《新申报》上，林纾又发表了文言小说《妖梦》。小说以影射的手法，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做了实际上是指名道姓的谩骂、攻击，且有明显的吁请军阀用暴力剿灭新文化运动之意。小说不但用语恶毒，用心也极为险恶，发表后颇有“收效”，令新文化人士心有怵惕，也令社会上谣诼四起。如果说这几篇小说还是以“小说者言”对新文化运动做并不严肃的反攻，那林纾于1919年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的《致蔡鹤卿（元培）书》则是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理论性的责难了。在同一天的《公言报》上，还发表了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纪事，也对陈独秀等新文化人士极尽攻击之能事。　
　　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在攻击新文化人物的阵营中，有一个叫张厚载的北大学生值得一提。此人时为北大法科学生，又在北京的《神州日报》担任记者，积极参与了对蔡、陈、胡等北大新文化人士的造谣诬蔑。1919年2、3月间，张某数度在《神州日报》上撰文，说陈、胡已受当局整饬，陈已转为消沉并已离京，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此等谣言，陷蔡、陈、胡等人于极不利之境地，陈、胡都立即公开发表辟谣文章。　
　　蔡元培虽大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气慨，但无奈守旧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对针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身为北京大学进德会会长的蔡元培虽尽力回护，也终不免有所惮忌。于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寓集会，商讨北京大学眼前的处境和怎样应付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这次决定着陈独秀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是决定着中国此后命运的小小集会，个中情形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的胡适与汤尔和就此问题的通信中有所透露。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可见意见一开始并不一致，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处理陈独秀问题。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张保护陈独秀，不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最后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亦即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任命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这样，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也就自然解除。也许是对陈独秀的去职心有不平，几天后的3月31日，蔡元培主持会议做出决定，开除四年级学生张厚载的学籍，“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知堂回想录》）。可以认为，在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上，汤尔和起了主要作用，蔡元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石原皋在《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谈及此事时说道：“沈（尹默）与汤尔和的关系很好，汤是当时操纵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们包围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陈独秀事件。胡适在十六年后（一九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