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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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以第五场《坚持》作为全剧的核心。镜头的运用，光线的处理，场面的调度，景物的安排，都服务于这一创作思想。影片在描写郭建光与阿庆嫂这两个人物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重点突出全剧的中心人物郭建光。以第一场《接应》中郭建光和阿庆嫂的出场为例：阿庆嫂出场是从小树后小路进入画面的中心，成半身镜头‘亮相’。她机警地观察周围的动静。柔和的装饰光烘托着红色的服装，在绿树竹林的映照下，阿庆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阿庆嫂的出场，又是为郭建光的出场作准备的。影片在延伸景中增添了土坡竹林，郭建光从竹林深处健步上场，镜头快速推成他的特写‘亮相’。他居高临下，目光炯炯，英姿勃勃，银灰色的军装，鲜红的新四军臂章与绿油油的树丛竹林的色彩对比，有力地烘托着人物。郭建光和阿庆嫂的出场，从主要镜头看，一个近景，一个中景；从出场的构图上看，一个在高处，一个在平地；从光线的对比上看，郭建光出场时更明亮。这就既恰当地表现了阿庆嫂而又使郭建光的英雄形象更加突出。”
《红灯记》本也是突出“地下工作”的，在后来的修改中，也不断加重“武装斗争”的分量。1970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红旗 继续革命——学习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一九七0年五月演出本的一些体会》（署名“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牛劲”）一文，就这样评价《红灯记》：“李玉和的任务是把由根据地送来的密电码交到柏山游击队手里，这就把抗日根据地、游击队、敌战区的斗争，更明确地表现为一个整体，把地下斗争表现为对武装斗争的配合。《红灯记》新的演出本，在加强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关系的描写时，不但更正确地表现了地下工作对武装斗争的配合，而且在最后两场《伏击歼敌》和《胜利前进》中，增加了正面表现武装斗争的武打和舞蹈。这些武打和舞蹈不是为了单纯增加一些艺术手段，而是担负着深化主题思想的任务。”发表于1970年5月20日《解放日报》上的《为工人阶级的伟大英雄造像——学习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艺术构思》（署名“复旦大学‘五·七’文科写作组”）一文，则这样评价《红灯记》：“为了更加强调地表现城市地下工作为革命武装斗争服务的意图，剧本在围绕密电码而展开戏剧冲突的过程中，还采取了越来越激化的布局。可以看出，在戏剧情节进展中，争夺密电码的斗争愈是表现得尖锐激烈，鸠山耍尽一切阴谋诡计竭力想夺取密电码和李玉和等不惜一切誓死保卫密电码的斗争愈是展开得充分，革命武装斗争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重要意义也就愈是显得突出。而且对于这种越来越激化的戏剧冲突，剧本最后采取了正面表现革命武装斗争力量的方式解决的。在《伏击歼敌》一场中，我柏山游击队杀上台来，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处死叛徒，刀劈鸠山，尽歼日寇。这场戏是剧本特意设置的画龙点睛的一笔，它以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照亮李玉和等英勇斗争的巨大意义，提示出革命武装斗争在解决敌我矛盾中的决定性作用，生动地表现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按：此为‘毛主席语录’，原文中为黑体字）的伟大真理。”
“文革”期间吹捧“样板戏”的文章，在歌颂“样板戏”中“突出武装斗争”的同时，往往还要揭露和批判刘少奇、彭真等人“反对突出武装斗争”的“罪行”。例如，上面说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照耀着〈沙家浜〉的成长》一文，还说道：“以彭真为头子的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拼命反对突出武装斗争，他们在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人物的塑造上，进行了种种干扰破坏。《沙家浜》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中，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再例如，上面说到的《为工人阶级的伟大英雄造像》一文，则有这样的话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反革命的目的，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再叫嚷‘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大肆鼓吹‘白区工作主要地位’论即‘城市中心’论，妄图把中国革命拉向失败的道路。因此，怎样对待和处理城市地下工作和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关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以城市地下工作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能否正确地体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试金石。是把城市地下工作从属于和服务于革命武装斗争来表现，还是把城市地下工作脱离革命武装斗争，孤立地夸张地加以宣扬，历来就是文艺创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革命样板戏〃中的地下工作与武装斗争（4）
《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中，还说到这样一件趣事。196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中南海照例举行“周末舞会”，一些剧团女演员也照例被召来陪毛、刘、朱、周领导人跳舞。其时扮演《沙家浜》中阿庆嫂的赵燕侠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舞伴。跳舞之际，刘少奇对赵燕侠说：“你呀，演阿庆嫂还缺乏地下斗争生活的经验。不客气地讲，你得跟我学学。当年我们在白区什么都得注意。你看卖茶的、卖报的、干钳工活的都有职业习惯”曲终后，赵燕侠不经意地对江青说：“刚才主席说我还缺乏生活”江青“骤然瞪大了眼珠子，眉头紧蹙”，问道：“主席？哪个主席？”赵燕侠惶恐地说：“是刘刘主席呀。”江青咬牙切齿地说：“说清楚了，那是你们的主席！哼！”赵燕侠无意间叫错了“主席”，便埋下了“文革”中遭受厄运的种子。当《沙家浜》成为“样板戏”时，赵燕侠已失去了演戏的资格。在《沙家浜》中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演员洪雪飞。
2002年3月7日
邓拓的本来面目
邓拓的本来面目（1）
一一般人知道邓拓，是因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共发表杂文150多篇。1961年9月，邓拓又约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吴南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从邓拓于1961年10月间发表第一篇文章《伟大的空话》开始，到1964年7月吴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知难而进》结束，近三年的时间里，“三家村札记”栏目共发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邓拓写了18篇。“文革”全面爆发前夕，《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就成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标。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写作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同日，关烽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伪》则在《光明日报》发表。两篇文章均以居高临下之势，对“三家村”做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高炬文章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何明文章则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5月10，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运动，邓拓则在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邓拓含冤自尽。“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种种迫害而自杀者不计其数，而第一个自杀者当是邓拓。
邓拓于1979年获“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杂文随笔则受到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美国的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节专论“北京市委的知识分子”，其中说：“邓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官员的领袖。……他以他对大跃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着对五四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儒家传统准则（尤其是关怀农民处境的重申），为这批人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大概私下说过的话寓言似地但却是生动地在公开场合说了出来，……尤其是邓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转弯抹角地批评当代的人和事。他的杂文表面上似乎是温和的社会和历史评论，但实际上却是对毛的领导和政策的毁灭性的（虽然是含蓄的）批评。”这二位美国学者特别强调邓拓对毛泽东的批评。他们说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种导致他不合理的行为和决断的精神错乱症”。他们引用了邓拓文章中这样的一些话：“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这二位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在明确地批评毛泽东。邓拓文章中说得了这种“健忘症”的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勉强说话和做事，就会出大乱子”，也被二位美国学者说成是对毛泽东的“忠告”。邓拓的《王道与霸道》一文，则被认为是“对毛的最大胆的批评”。邓拓的《爱护劳动力的学说》被认为是“尖锐”地“攻击了毛的大跃进政策”。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被认为是“批评了毛的唯意志论的发展观念”。这二位美国学者还强调邓拓为彭德怀所做的“辩护”：“在攻击毛和大跃进的同时，他为彭德怀进行辩护。他的几篇杂文显而易见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洁的官员，他们因为抗议不公正的行为而受到不正当的控告。他描述的一个人物是明代的高级官员李三才，李三才因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了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他被拒绝了。据传，李于是说：‘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这可能是暗指据传彭那时正在写的为自己辩护的80000字自述。邓于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这篇短文，彭的辩护最终在1962年6月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1）这二位美国学者还认为，邓拓杂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领导所不准许的学者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2）不仅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这样看待邓拓。美国学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R·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也写道：人们对毛罢免彭的不满始于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写的一个有寓意的剧本《海瑞罢官》，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免的经过。
邓拓的本来面目（2）
毛马上就看出（尽管当时没有发作），是对他错误地罢免了彭德怀作出的尖锐批评。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错觉中竟吹嘘自己说打破了世界奥林匹克跳远记录，细心的读者都会猜到那位运动员是谁。
这位作家还写了一个讽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记以前说过的话，理智在渐渐地丧失。此文在最后十分隐晦地写到：“如果谁发现已有此症状，他必须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岗搞分裂时朱德对毛的劝告），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
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国提意见的方式，但这已经够大胆的了！（3）
这位“专栏作家”即是邓拓。所谓“才能平平的运动员”的“故事”是指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一文，而“健忘症”的“故事”则是指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一文。在这些海外学者看来，邓拓们当时是十分明确地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在既委婉又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并要求毛“休息”。在这些海外学者笔下，邓拓简直有点“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甚至有几分“自由主义者”的味道。《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而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三十余家国外报刊给予极高评价”。（4）在被译成汉语前，该书“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5）可见，关于邓拓的这些说法，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国内的论者虽然不至于对邓拓如此“拔高”，但对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往往赞不绝口。国内有些论者，极力强调邓拓作为“书生”的一面，浓墨重彩地描绘邓拓的“书生”形象，雕肝琢肾地突出邓拓的“书生”气质，以致于让人忘记了邓拓的本来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写道：“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1960年夏天，邓拓有过一次江南之行，并写下了旧体组诗《江南吟草》，其中颇有歌颂“大跃进”、赞美“大好形势”的作品。在邓拓的笔下，其时到处是饥民并已开始出现饿殍的江南简直是人间天堂。王均伟这样解释邓拓写下这类诗作的原因：“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6）
按照王均伟文章的说法，有着两个邓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