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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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王均伟文章的说法，有着两个邓拓，一个是作为“政治家”的邓拓，另一个则是作为“书生”的邓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饰现实的颂歌，表达的是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现实姿态；而《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里发表的那些文章，表达的则是邓拓作为“书生”的良知和道义。——这样的解读，虽然比把邓拓主要看作一个“书生”要令人信服，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却也未必揭示了邓拓的本来面目。
二
要准确地理解邓拓为何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思想文化氛围有尽可能多的了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7）彭德怀的直言使得庐山会议变纠“左”为反“右”，并导致“大跃进”的新一轮狂潮。但毕竟“历史是无情的”。“大跃进”带来的最严峻后果是粮荒。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邓拓在1960年所歌颂的江南也不例外。例如，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那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8）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9）再如河南信阳地区，当时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现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阳辖内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死亡达30％左右。该地区在“反瞒产”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县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动手打人。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将“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在一个公社主持“反瞒产”时，一天内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既然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打人，公社干部自然不能落后。这期间，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参与打人者占93％。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公安机关为逼粮而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瘐死狱中；为逼粮而短期拘留19720人，有667人死在拘留所。农民的最后一粒粮食都被逼走。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有的村子连续80天不见一粒粮食。浮肿、饿死和外逃现象十分严重。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因为思想问题。”面对随处可见的饿殍、被遗弃的孩子，路宪文仍命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封锁村庄、道路，不准人们外出逃荒；不准城镇机关、企业单位收留农村来人；不准街头和交通要道上出现流浪汉。中共河南省委在后来向中央的“检讨”中，说这个时期的信阳“形成了一种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10）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记载，仅1960年信阳全区减少人口40余万人。（11）“大跃进”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种可怕的状况当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据推测，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12）
邓拓的本来面目（3）
如此严峻的形势，迫使最高层不得不对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策略，就连毛泽东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所谓“五风”，则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1961年3月，《农村六十条》开始起草，6月间正式颁布实施。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与此同时，《科研十四条》也被制定，其中鼓励科研人员“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并强调要“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区别对待，防止混淆。”1961年8月，《高教六十条》被制定，其中说：“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了《文艺八条》，其中强调了“双百方针”，强调了“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1961年9月，《工业七十条》也颁布。（13）1962年1月11日，所谓“七千人大会”开幕。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薄一波曾特意写到会议期间的“一个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同志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而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果然做了“检讨”：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等于是承认“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应由自己负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的确是极不容易的。对此，薄一波评说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14）还应该提到周恩来和陈毅在这几年间的几次讲话。这几次讲话，思想之“解放”，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鼓舞”。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做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开头就说：“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又做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也是一上来就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特别是陈毅于1962年3月6日所做的《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快人快语，说了许多“出格”的话。陈毅首先谈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开场就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那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跟科学家之间，关系很不正常。科学家觉得受了委屈……因此，他们科学论文也不写了。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中间，有很多做法是违反科学的。一亩地，硬说可以产一万斤水稻，他们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违反科学的，但是不敢讲。他们说‘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好不讲’。现在事实证明一亩地搞一万斤水稻几千斤麦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听听这些科学家的话，也许我们少走弯路。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六十个剧本’，现在恐怕谁也不敢讲了。这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学的事，浮夸、谎报，以及把不可能的事情认为可能，它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陈毅还主张“搞工厂，倒是要学资本家”。对“审查文艺作品”，陈毅也提出了异议：“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人给你那样大的权？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结论，明天做那个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功夫，就否定完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这样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个给你的权？中央给你的？中央宣传部给你的？宪法上载有这些吗？都没有。昨天我对一位同志说：中央没有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类似的“出格”之语，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了不少。这次讲话，赢得了60多次掌声和笑声。（15）
邓拓的本来面目（4）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邓拓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
三不过，在分析《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前，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邓拓写过些什么，或者说，应该明白在中共中央决定对政策进行“调整”前，邓拓公开发表过怎样的言论。
毫无疑问，在此之前，邓拓是“大跃进”的歌颂者。为纪念1958年10月1日的“国庆”，邓拓发表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一文，其中说：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梁、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古来岁月去悠悠，独向高城瞰九洲；今日天安门外路，四通八达遍环球。（16）这完全是与当时的主流“口径”相一致的。邓拓喜作旧体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12月出版过《邓拓诗词选》（本文所引所论邓拓诗词均见于该书）。在这本诗词选中，我们看到，1958、1959和1960这几年，邓拓颇写过些歌颂“大跃进”、歌颂当时“大好形势”的诗词。例如，1959年1月1日，邓拓写了《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 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再如，1959年2月，邓拓写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最后两句是：“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里的所谓“高潮”，自然指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高潮”二字，在邓拓这时期的作品中是频频出现的。1959年10月，邓拓写了四首《群英赞》，赞美出席全国所谓“群英会”的代表，每首后面都做了注释。第一首是《孟泰会见李风恩》：“访友探亲又取经，‘大钢’跃进莫休停。东风送暖风恩笑，孟泰精神老更青。”注释写道：“老孟泰在群英会中会见了老战友李凤恩。为了在武钢推广快速出钢法，李凤恩说要向‘娘家’‘取经’；老孟泰说：‘不分鞍钢或武钢，全国只有一个钢，我们要保住这个“大钢”不断跃进才对！’两人愈谈愈高兴。”1959年12月，邓拓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爽心陀远眺》写道：“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诸如此类的作品，对“大跃进”的歌颂似乎很“由衷”。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说：“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17）王均伟文章说得不错。邓拓之所以写下这些“大跃进”的颂歌，决非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这样回忆到：从1959年冬开始，“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