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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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中的有些文章，还“左”得可怕，这在谈论西方时表现得分外明显。例如《“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他》之类就如此。这几篇文章都是从对西方现代艺术试验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无所有”的艺术》中，邓拓说：“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象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在《“无声音乐”及其他》中也说：“这一切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那里，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欺骗、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国家到处啼饥号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时，还如此起劲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说是“书生意气”使然吧？
五
邓拓这时期确实写过一些对“大跃进运动”中某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这时期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今经常被人提及并称颂的，在《燕山夜话》中有《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等；在《三家村札记》中则有《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这几篇。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之外，还有一篇《郑板桥和“板桥体”》（28）也颇受今人重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就不难明白，这一类如今看来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锋芒的文章，仍然是与主流“口径”相一致的，仍然是对毛泽东讲话和中央精神的宣传和配合。当时的所谓“调整”，就是对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邓拓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其批判的尖锐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与陈毅的讲话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于说大话空话假话。而对所谓“浮夸风”，当时毛、刘、周等人在各种场合都予以严厉的抨击，在正式文件中也将反对“浮夸风”作为重点。所以，邓拓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批判，完全应该视作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邓拓的有些文章，看来今人对之有所误解。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确有批判锋芒，但恐怕所批判的并非“大跃进”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邓拓临死前写了一封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长信，为自己文章做了辩解。他说之所以写《一个鸡蛋的家当》，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29）如果细读原文，就会相信邓拓对写作动机的自述是真实的。这篇文章的核心，是对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那则故事的阐发。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邓拓如果仅仅批判这个市人不切实际的空想，那还可以认为是在对“大跃进精神”的嘲讽。但对这个故事，邓拓又做了这样的阐发：“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读了这样的议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邓拓写此文确是为了批判当时“投机倒把”的“剥削行为”，甚至不妨说，它是后来“四清”运动的先声。将此文看成是对“大跃进精神”的否定，实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厢情愿。
邓拓的本来面目（8）
再如《专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是在批评毛泽东，也是在望文生义。邓拓好友杨述曾私下对家人说，邓拓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他亲耳听邓拓说过。（30）还有一事亦可佐证海外学者对此文的理解是“误解”。当时在邓拓身边工作的苏双碧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有一篇短文，提出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将这篇文章送给邓拓，邓拓同志看了神情很严肃，好久没有说出话来。他那一刹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来还像是在眼前。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正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挑战，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颠倒，‘海瑞骂皇帝’这是历史事实，可吴晗并没有也不会‘骂皇帝’的。”（31）当有人说吴晗在“骂”毛泽东时，邓拓一瞬间的“神情”令亲见者数十年后仍觉如在“眼前”，可见那“神情”的确有着异样的“严肃”，而在这“严肃”里，应该包含着恐怖。邓拓非常清楚，被指控为“骂皇帝”意味着什么。既然对吴晗的被指控为“骂皇帝”，邓拓都感到了恐惧，他自己怎么会如此“恶毒”地“骂”起“皇帝”来呢？还有《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视此文，其实只因为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话自然说得很“痛快”。将其理解成是在反对“个人崇拜”、批判“现代迷信”，也没有什么不可。但要说这种理解就符合邓拓写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强加于人。邓拓这几句话，本是对郑板桥原话的引伸和发挥，表达的是对“郑板桥精神”的理解。而邓拓之所以做这种发挥，应该与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有关。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苏共两党的争吵进入白热化时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共有25条。“其中第二十一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每一个国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第二十二条论述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文件认为，……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行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评”中的“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在《人民日报》发表，在11月底前，共发表了“五评”。这些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而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儿子党”，或者说，是要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邓拓作为分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干部，在这样的时候说出“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样的话，我以为，也应理解成是对中苏论战的配合。说得直白些，这几句话即便有着现实的政治指向，也是对着赫鲁晓夫而不是对着毛泽东说的。邓拓是“毛泽东主义”最早的宣传者，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主编出版者。在神化毛泽东的历史过程中，邓拓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写《郑板桥和“板桥体”》这类文章的同时，邓拓仍在唱着毛泽东的颂歌。例如，写于1962年2月的组诗《南游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谒毛主席农运讲习所》：“平生一念为工农，讲学珠江赖启蒙。考察湖南新说立，深谋宇内几人同？井冈割据千秋业，革命长征万里通。建设奠基天下计，东方大地起雄风。”如果《郑板桥和“板桥体”》一类的文章是在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怎样理解邓拓同时宣扬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画报》1963年第6期上，邓拓发表了《令人怀恋的漓江》（33）一文，在歌颂漓江自然景色的同时，邓拓也写道：“显然，这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都是相当发达的。特别是解放后的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见，漓江之美不仅在于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间，生活着可爱的人民。现在，在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条件下，这里的人民生产建设积极性日益提高。他们进行农业、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一年四季都可获得丰富的收成。”这真堪与贺敬之同时期的诗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邓拓年方18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是在生命还很稚嫩的时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者组成了邓拓基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视野。说60年代初的邓拓张扬“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邓拓九泉有知，或许会视为“天大的冤枉”，因为何为“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恐怕邓拓并不了然。海内外的一些人今天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解读，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与姚文元们当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说，不知不觉间，在事实判断上，认同了姚文元们当初对邓拓们的批判。这岂不意味着，对姚文元们的文章，也要“重新认识”？
邓拓的本来面目（9）
当然，《专治“健忘症”》这样的文章，《郑板桥和“板桥体”》中的那几句话，是否在当时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并令他衔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发动之所以拿吴晗、邓拓这几人祭旗，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摧毁北京市委。吴晗、邓拓们首当其冲，恐怕主要不在于他们写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东西，而在于他们占据着北京市的要职。这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层，早已是常识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开始后，私下里对妻子李莉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北京市委来的”。（34）“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后长忆》一书中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江青当时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当然也不是最终目的，彭真后面还有邓小平、刘少奇。所以，邓拓、吴晗的被用来祭旗，实在并不因为他们写了什么东西。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命运可以作为一种反证。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李琪，此后，“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满腔悲愤，于7月10日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继邓拓之后又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委要员，而他并未骂过“健忘症”，也没有歌颂过海瑞和郑板桥。
曾在邓拓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工作的袁鹰这样回忆邓拓：“特别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节日，一项急促的宣传任务，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在内。这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传统。这类约稿，时间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许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有的也的确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确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这类‘遵命文学’的。最使我们感佩，并且经常称颂的是郭沫若同志。邓拓同志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离开报社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以后，仍然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晚上给他宿舍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的名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用现在的话说，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同志理解我们副刊编辑的用意，从不‘还价’，总是欣然命笔”。（37）这里描绘的邓拓，就接近邓拓的本来面目了。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邓拓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邓拓等人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对邓拓们喷射出满腔怒火，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对“革命群众”的这种情绪，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