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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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等人批判邓拓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邓拓等人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对邓拓们喷射出满腔怒火，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对“革命群众”的这种情绪，邓拓表示了极大的理解：“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38）当过10年《人民日报》掌门人的邓拓，在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等运动中，一次次地签发过批判材料和文章，并一次次立竿见影地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对那副刀俎的厉害，他倒比别人多一分理解。
在写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呼喊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39）
我相信，这是邓的心声。
2004年2月11日
注释：
（1）此处指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发表的《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但原文中并无“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一类的话。
（2）以上关于邓拓的评述，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页。
（3）P。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4）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出版者的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作者写的“中文版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邓拓的本来面目（10）
（6）（17）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7）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806页。
（8）指所谓“深翻土地”，当时认为深翻土地可大增产。
（9）高淳、奉贤的情形，见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89页。
（10）以上所叙信阳地区的情形，见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98——300页。
（11）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3页。
（12）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4页。
（13）这期间的政策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有关叙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14）彭真的发言和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以及薄一波的评说，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26——1029页。
（15）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9页。
（16）邓拓：《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原载《新观察》1958年第19期，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
（18）见韦君宜《思痛录·“反右倾运动”是反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9）丁一岚：《忆邓拓》，载《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20）见丁一岚《致“三家村”作者亡灵的祭文》，收入《书生累》一书，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2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5页。
（22）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40页。
（24）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1——212页。
（25）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3年6月版第903页。
（26）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5页。
（27）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33页。
（28）此文于1963年11月发表于《光明日报》，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1980年11月版。
（29）（38）（39）见袁鹰《玉碎》，原载《报告文学》1986年第5期，收入《书生累》，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30）见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31页。
（31）苏双碧：《沙滩问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页。
（32）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87——588页。
（33）此文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34）（36）李莉：《李琪在“文革”发动前后的日子里》，载《百年潮》2003年第8期。
（35）苏双碧：《沙滩问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9页。
（37） 见《邓拓诗词选·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哪得夕阳无限好：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1）
小引
朱自清的家喻户晓，不仅因为《背影》、《荷塘月色》这几篇散文1949年后长期选入中学课本，更因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知识分子，尤其是朱自清这类“旧知识分子”，有幸受到毛泽东表扬者，可谓凤毛麟角。受到毛泽东表扬与文章被选入课本，又有着逻辑联系：正因为受到了毛泽东表扬，文章才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然，像朱自清这种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不被从现代文学史上彻底抹煞就算万幸了，还敢奢望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认为，这“白皮书”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对这样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从来不会放过。于是新华社连着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除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他五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都出自毛泽东之手。这著名的“六评”，宣告了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调。
在毛泽东执笔的五篇文章中，《别了，司徒雷登》也曾长期选入中学课本，因而也最广为人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点名表扬：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旨在唤起民众反美仇美的强烈情绪。在这样做时，毛泽东巧妙地把朱自清作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此后，朱自清就成为了一个反美仇美的符号，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对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为“榜样”和“楷模”的历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对50多年来反美仇美情绪、思潮的影响，但要说他的所谓“不领美国‘救济粮’”对此后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进作用，恐怕也不无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还因为如今人们反美仇美的方式，与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实的人，因为在某种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便“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并且临终时还以此嘱咐家人。如今的这些反美仇美者，继承了朱自清们的“精神”，但坚决地抛弃了他们的方式。大学生不妨一边表现得似乎与美国不共戴天，一边拼命啃英语，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签证；官员们不妨一边对美国的“霸权”表现得切齿痛恨，一边争相把子女往美国送。至于一些反美仇美的学者，其行状就更耐人寻味了。他们或者长期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一边尽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尽可能多地捞取美元，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对美国进行着批判、声讨。朱自清以“不食嗟来之食”的方式捍卫“民族尊严”，今天的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会视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状，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吴辏钌桃拔粞粑尴藓茫皇墙苹琛钡氖涓奈暗梦粞粑尴藓茫涡脬扳杲苹琛薄Ｔ荚�1947年，朱自清将这二句诗录出，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阳黄昏之感，似乎有些过早。如果考虑到一年以后就贫病而死，又不能不感叹朱自清的“昔阳”和“黄昏”过于短暂，不能不为朱自清“晚景”的凄凉心生哀戚。所以，我觉得压在朱自清书桌上的二句诗，改为“哪得昔阳无限好，应须惆怅近黄昏”，才符合实际。
不领“救济粮”的国内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先清楚两件事：一是美国为何给中国“救济粮”，二是朱自清们为何“宁可饿死”也不领。
抗战结束后，天真的人们所希冀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国共之间的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国统区”的经济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在大城市，尤其是华北的大城市，人们的生存都面临严峻威胁。韦君宜先生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对此时的情形有如此解说：“仗要坚决地打下去！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猛烈进行。还谈什么和平，想什么还乡！国民党统治区有些书呆子，原指望着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气，从此中国就是战胜国了。还写文章登报说是‘四强之一’哩。哪晓得是这样，大城市被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包围，物价飞涨，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援华法案》（一般称为《1948年援华法案》），主要内容是：美国核准拨款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为对华经济援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特别补助，由国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为一年；美国希望对华援助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当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释为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政策、行为或承诺，或对于中国国内任何时间所存在的状况，承担任何已经明示或默认的责任” 。这话说得很拗口，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对华援助不得理解为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法案”决定，在上述拨款尚未实现之前，由国会授权并责成复兴金融公司暂行垫支不超过五千万美元的款项，由总统决定实施方式及数额，以解中国的燃眉之急。该“法案”还规定，中美两国应行签订有关“协定”，保证“法案”的实施。于是，1948年7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中美经济援助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依照1948年援华法案，并鉴于国民政府正推行稳定经济的政策，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方供应物在华出售价，由双方商定；等等。（1）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美国的“洋面粉”一类救济物来到中国，也才有了朱自清们以拒领这类救济物的方式向美国“示威”。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2）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
